竹科晶圓廠內，監控螢幕上的數據不斷跳動，記錄每片晶圓生產所消耗的電力與產生的碳排。AI同步分析設備運作情況，即時調整廠房冷卻系統，降低不必要的能源耗用。數千公里外的歐洲品牌總部，也正透過雲端平臺查看臺灣供應商的碳排與再生能源使用情況，並將這些數據納入供應鏈管理及永續報告。

這兩個看似獨立的場景，在跨國經貿新秩序下緊密扣連：一端是產線上分秒必爭的數位減碳工程，另一端則是全球淨零轉型標準對臺灣供應鏈的生存考驗。

「過去談永續，企業端多著重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社會責任（Social）與公司治理（Governance），也就是ESG；國家層級則聚焦經濟、環境與社會福祉；但2022年後，烏俄戰爭推升能源危機，加上資安與地緣政治的衝擊，既有框架已被改寫。」總統府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顧問暨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大使指出，當碳盤查從內部延伸至整條龐雜的上下游供應鏈，若缺乏AI與數位科技，根本無法負荷。面對氣候變遷、AI革命、地緣政治、能源與人口結構轉變共同交織的全球競賽，「永續科技力」已成為臺灣產業維持不可替代性的關鍵防線。

談及永續科技的範疇，簡又新大使將其劃分為兩大向度：一是著眼於報告與合規的「永續治理」；二是以能源轉型、產品循環利用與製程優化為核心的「價值創造」。儘管大眾目光多聚焦於後者的新技術研發，但在他看來，前者才是當前最迫切、也最需要科技介入的關鍵戰場。

這場硬仗的關鍵，在於碳排放資訊已正式與企業財務報表深度掛鉤。「一旦碳價值必須列入財報，企業就得精確分析整條供應鏈的碳足跡。」他表示，除了計算上非常複雜外，時效更是嚴格的考驗，企業往往必須在每年年初迅速結算出前一年的完整數據。

依溫室氣體盤查架構，企業排放可分為三類：範疇一是企業直接產生的排放，例如自有設備燃料使用與公務車輛排放；範疇二是使用外購電力、蒸汽、供熱與供冷所產生的間接排放；範疇三則涵蓋供應鏈、運輸、產品使用及投融資等其他間接排放。

盤查範圍從企業自身一路延伸至供應鏈及投融資活動，企業面對的已不只是資料蒐集與計算難題，還有日益明確的揭露責任。近年國際監管力道持續收緊，永續揭露也逐漸從自願倡議走向強制規範：在國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上市櫃公司揭露永續報告書；在國際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於2023年發布的S1（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揭露之一般規定）、S2準則（氣候相關揭露）更進一步將氣候風險直接列入財務報表；而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在2026年率先針對鋼鐵、水泥等高碳排產品實質課徵碳關稅。

「如果沒有科技輔助，面對龐雜的供應鏈數據，根本難以計算。」簡又新大使強調，永續科技的第一個關鍵入口正是「數位化」，當數位化仍不足以因應即時分析時，就必須導入AI演算法。

金融業正是這場碳足跡數據化的典型縮影。相較於製造業，金融機構自身營運產生的範疇一與範疇二排放相對有限，主要來自辦公場所的用電、空調設備及公務車輛等；然而，其碳排放大多來自放款與投資對象，也就是範疇三中的「投融資組合排放」，須依投融資部位與被投資企業排放量等資料計算。金融機構唯有仰賴自動化數據平臺與供應鏈協同系統，才能將不易掌握的氣候風險轉化為可衡量的財務數據。

但提到AI對減碳的幫助，許多人心中不免浮現質疑：運算中心本身就是耗電大戶，用高耗能的AI來減碳，難道不是拆東牆補西牆？

「AI確實耗電，但關鍵在我們把它用在什麼地方。」簡又新大使以日常生活舉例，導航利用演算法避開塞車、規劃最短路徑，省下油費。又如高速公路以電子收費（ETC）取代人工收費站，省去車輛反覆減速與起步的耗損，無形中替整體社會省下大量油耗與碳排。

若將這樣的效益放大到工業領域，節能幅度更為驚人。他指出，若從整體能源量級來看，AI協助創造的節能效益，約可達資料中心能源需求的3倍。例如在傳統高耗能的鋼鐵廠或晶圓廠，透過AI精準調控產線溫度與水電分配，省下來的資源，遠高於演算法本身的耗能，因此，面對AI帶來的能源需求，重點不在於因耗電而拒絕使用，而是將AI投入能創造更大節能效益的場域，才能真正發揮減碳價值。

在這樣的效益下，AI減碳的實際施力點全面落在五大「智慧」場域：從調度綠能的「智慧能源」、加速診療流程的「智慧醫療」、自動核算碳風險的「智慧金融」，到產線自動化運作的「智慧製造」，以及串聯上下游的「智慧永續供應鏈」。透過演算法的精準介入，AI正從耗能的科技新星，轉身成為驅動各產業綠色轉型的核心動能。

算清碳排只是第一步，要真正達到減碳目標，核心關鍵在於能源轉型與循環經濟的推進。

發電的思維已經徹底改寫。過去只要能穩定供電就算達標，如今更重要的問題是：這度電到底排了多少碳？簡又新大使盤點能源轉型的各個階段：傳統燃煤發電受限於碳排瓶頸；改用天然氣發電可使發電端的碳排放減少約一半，卻仍無法完全消除化石燃料所產生的碳排；若要真正達到淨零，就必須發展再生能源。

然而，再生能源是不折不扣的尖端科技工程。除了大型離岸風機需要精密的海事與結構工程，綠能也有間歇發電的特質，如何併網穩定供電，就須仰賴智慧電網的即時監控與動態調度；面對風力忽大忽小、太陽能日落即停的間歇特性，更須依賴儲能系統平衡電力負載。「電池製造是頂尖的材料與化學科技，更是全球電動車與綠能競賽的勝負關鍵。」他指出，能源與環境早已成為全球高科技角力的新產業。

另一塊常被低估的領域，則是「循環經濟」。簡又新大使強調：「循環經濟絕不只是傳統的資源回收，回收僅是其中一小部分。」

循環經濟更核心的概念，在於延長產品的生命週期與材料創新。從推動電子產品耐用度、提高維修普及率，到運用先進分離技術回收手機與晶片中的貴金屬，甚至將寶特瓶回收再製成高機能紡織品，背後都涉及極高門檻的材料科學與製程技術。此外，結合物聯網與大數據的YouBike公共自行車，同樣是以科技實踐資源利用最大化的循環典範。

面對這波全球永續科技浪潮，臺灣究竟站在什麼位置？

「臺灣的永續軟實力非常強，但也有必須正視的挑戰。」簡又新大使分析，臺灣在永續領域的國際評比上成績亮眼。在標普全球（S&P Global）最新發布的《2026永續年鑑》（The Sustainability Yearbook）中，全球848家入選企業裡，臺灣就占了79家；而在「道瓊領先指數（DJBIC，原道瓊永續指數DJSI）」中，臺灣更有38家企業躋身最高殿堂的「世界指數」，入選家數甚至超越日本與美國，高居全球第一，若加計「新興市場指數」，全臺不重複入榜的企業總數更達45家。此外，作為全球最重要的AI硬體與半導體生產基地，臺灣在綠色供應鏈與低碳科技研發上，已握有得天獨厚的戰略立足點。

然而，相較於硬體製造的強項，臺灣最明顯的弱項在於「能源」。超過9成能源仰賴進口是臺灣先天上的結構限制，但綠能發展步調相當積極——根據全球風能理事會（GWEC）2026年報告，臺灣離岸風電累計裝置容量名列全球第五，太陽光電也持續擴展建置規模。而在循環經濟方面，臺灣從早期的全民資源回收政策中深植了環保意識，如今正跨足高科技零組件、貴金屬與工業廢棄物的高價值回收。

面對這樣的機遇與挑戰，簡又新大使提出發展「創新試驗場」的思維。臺灣2,300萬人口的規模不大也不小，正好具備中等國家的制度彈性與產業敏捷度，特別適合成為理想的科技試驗基地：新技術與新制度可以先在島內落地驗證，成功後再將整套成熟的總體解決方案輸出國際，進而成為臺灣深具影響力的綠色外交實力。

「淨零轉型是我們這一代最大的挑戰與機會。」他提醒，轉型的概念涵蓋了能源、產業、社會到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連串連鎖反應，而科技在其中扮演的，正是讓轉型更具效率與可行性的推手，例如把燃油車換成電動車，並接上離岸風電產出的綠電，就能大幅降低碳排量。

而對於有志投入永續領域的青年學子，他則建議：「先在單一領域建立扎實且深度的專業，同時保持開放的視野，學會看見不同永續目標（SDGs）之間的跨領域連結。」當科技創新不再只是孤立的發明，而是能為社會串起跨系統的綠色解方時，永續發展的真正價值才能更全面地落實與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