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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布爾 vs. 達爾文
法布爾的《昆蟲記》是名著。但是世界上對《昆蟲記》最著迷的,是日本人。在日本,《昆蟲記》至少有四個全譯本。最新的全譯本在2012年出齊。在華文世界,由於魯迅的宣傳,《昆蟲記》也享譽不衰。大陸至少出了兩個全譯本,台灣出版了其中之一;台灣翻譯出版的日本童書版,也引入了大陸。問題是: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法布爾對於達爾文演化論(天擇理論)的批評。
 
 
法布爾的《昆蟲記》是名著。但是世界上對《昆蟲記》最著迷的,是日本人。在日本,《昆蟲記》至少有四個全譯本。最新的全譯本在2012年出齊。在華文世界,由於魯迅的宣傳,《昆蟲記》也享譽不衰。大陸至少出了兩個全譯本,台灣出版了其中之一;台灣翻譯出版的日本童書版,也引入了大陸。問題是: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法布爾對於達爾文演化論(天擇理論)的批評。

我們會記得名字的科學家寥寥無幾,法布爾(Jean-Henri Fabre)大概是其中之一,主因是因為他《昆蟲記》在東亞地區大受歡迎。大陸至少出了兩個《昆蟲記》的全譯本,日本更是有五個;這本書在中國跟日本風靡的程度,稱為傳奇也不為過。不過他在西方卻不是什麼家喻戶曉的人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

講演大綱(撰文|高英哲)

《昆蟲記》這本書,算是一種旅行文本。旅行文本這個概念,是由文學評論家薩伊德(Edward Said)提出的,指的是同一個文本,在不同的脈絡下,會產生不同的意義。薩伊德最有名的東方主義,講的是西方人眼中所見,筆下描繪的東方,是西方人想像中的東方;反過來說當然也成立,會對別人有成見或偏見的不只是西方人,東方人也會。這就是中國人跟日本人在《昆蟲記》裡所做的事:他們在法布爾的昆蟲世界中,看到了自己想要看到的東西。

日本的第一個《昆蟲記》全譯本,是在 1922 年到 1931 年間,由大杉榮跟椎名其二翻譯的。他們兩個都是無政府主義者,認為科學應該要用來造福生命,因此他們翻譯《昆蟲記》,動機就是要介紹科學。在中國大力推介《昆蟲記》的魯迅,以及他的弟弟周作人,讀的也是這個日本的全譯本,自然受其影響;此外他們也有自己的動機,魯迅在讚揚法布爾觀察入微的文筆之餘,就借題發揮,抨擊時局。比方說他提到書中所敘,細腰蜂用痲痹的方式捕捉甲蟲,餵食幼蟲的行為時,就把中國的統治階層比喻為細腰蜂,企圖痲痹被統治的階層。

如果你去研究《昆蟲記》的英譯本(《昆蟲記》最先是以法文創作),你會發現目前的英譯本,都是打散重編的,並不是全譯本。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法布爾反對達爾文的天擇論,他在《昆蟲記》中總是夾敘夾議地諷刺天擇論。他認為達爾文的天擇論毫無創見,因為秩序不可能從一團「亂七八糟」中出現。他甚至在《昆蟲記》第一卷裡侮辱了達爾文的祖父,然後又在第一卷出版後,親自寄了一本給達爾文,簡直像是下戰書一樣。

然而他的批評有道理嗎?他所謂的「亂七八糟」,指的是達爾文演化論裡的「隨機變異」;變異固然是隨機的,遺傳下去之後所經歷的天擇過程,卻不是隨機的,由此產生的生物適應結果,自然會呈現出一個像是經過設計的樣貌。這整件事裡頭,不需要上帝出現,這就是演化論的基本精神,並不是什麼「亂七八糟」的事。

我們於今觀之,《昆蟲記》的魅力在於法布爾對於昆蟲行為的觀察入微。不過達爾文說得好:任何觀察,都必須針對某個理論,一堆觀察記錄並不等於科學。《昆蟲記》乍看之下,比較像是傳統的自然史,利用一套約定俗成的敘事模式,鋪陳他的觀察結果;然而一般的自然史並沒有明確的理論意識,法布爾卻有,他很明確地想要反對天擇論,並且用他所觀察到昆蟲的本能行為,讚美造物主的大智慧。

《昆蟲記》的這些問題,當初推崇備至的周氏兄弟似乎不太清楚,那麼今天還在為《昆蟲記》精闢入裡的觀察著迷的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更加留意這點?

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NTU CASE)主辦
本講演蒙臺大科教中心慨允轉載,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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