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達爾文入葬倫敦西敏寺
:::

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達爾文入葬倫敦西敏寺

達爾文想出以「天擇」概念解釋生物演化的理論後,花了20年辛勤研究,直到50歲才出版《物種原始論》,史稱「達爾文革命」。
 
 
 
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四點,達爾文逝世。

且不談達爾文劃時代的科學成就,他的一生光是從終點來看,也極為圓滿,可說福壽全歸。人生七十古來稀,他卻能過完73歲生日。大限接近時,達爾文自己明白,家人也都有心理準備,彌留時刻有妻子兒女孫輩陪在身邊,他走得了無牽掛。此外,半年前他出版的《論蚯蚓與壤土》(1881年),幾個星期就賣出了幾千本,證明他並未昏瞶,創造力老而彌堅。

要說達爾文有什麼遺憾的話,絕不是在生前,可能是在身後吧。他沒有如願葬在生前選好的墓地,就是他住了40年的唐鎮(Downe;距倫敦25公里)教區墓地–他摯愛的長女安妮(1841-1851),與情誼深厚的哥哥依拉士摩(1804-1881)都在那裡長眠,他的妻子(表姊)艾瑪(1808-1896)將來也打算埋骨於斯。他最後葬在英國國教的倫敦西敏寺。於私於公,這都是個十分矛盾的結局。

達爾文自認為是個「不可知論」者,對宗教仍有虔敬之心,但對基督教傳統早有定見。他在寫給家人看的自傳中說:「要知道聖經經文的意思很清楚:不信的人都要受永恆的懲罰,那就包括我父親、哥哥,還有幾乎所有我最好的朋友了。」

他會希望葬在西敏寺裡嗎?

另一方面,生物演變論自18世紀末起,就公認是個與教會敵對的異端學說。達爾文隻手將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生物演變論改造成堅實的科學,使人類的自然根源更為顯豁,無神論者更加振振有辭、肆無忌憚(難怪馬克斯的女婿對達爾文親善極了)。教會怎麼會讓達爾文堂而皇之地進駐呢?

這兩個問題都涉及19世紀的科學在英國的社會地位。英文裡scientist(科學家)這個字,是19世紀30年代才製造出來的,當時只有富而有閒的紳士階層,才有從事知識活動的本錢。scientist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逐漸流通,表示英國的科學家開始有機會成為以「科學」賺錢養家的「職業人」。

達爾文的葬禮其實凸顯的是職業科學家的地位。

職業科學家

達爾文不是職業科學家,他仍然是個傳統型的紳士科學家,一生從未領過薪水,絕無仰事俯蓄之憂,富而好禮,自費研究。他想出以「天擇」(自然選擇)概念解釋生物演化的理論後,花了20年辛勤研究,直到50歲才出版《物種原始論》(1859年),史稱「達爾文革命」。不過,這本改變歷史的書只是個研究「摘要」。他隨後出版的書,可說全是《物種原始論》的註解。達爾文的專注投入當然是職業科學家的典範,可是我們若不了解職業科學家在當時的處境,逕自譽為典範,未免不食人間煙火。因此,專門在公開場合為達爾文演化論辯護的赫胥黎,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赫胥黎(Huxley, 1825-1895)比達爾文小16歲,是19世紀英國第一批職業科學家的代表。他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在醫院做過學徒,第一份正式職業就是上皇家海軍「響尾蛇號」擔任助理醫師,薪水每季37鎊。那時一架顯微鏡就要13鎊–超過他一個月的薪水。

赫胥黎隨「響尾蛇號」赴紐幾內亞、澳洲、紐西蘭測量海岸,費時4年。他在船上努力研究(例如海鞘),寫成論文寄回倫敦發表。因此他1850年回國時,已有聲名,不到一年就成為皇家學會會員。但是,這個榮譽卻給他帶來了困擾,因為當選會員後就必須繳交年費14鎊–超過他一個月的薪水。

皇家學會會員的身分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好處,他找不到職業科學家的職位(教學/研究),只能靠打零工過活,例如在博物館整理標本或者翻譯。他雖然繼續研究在海上帶回來的標本,可是報告完成後卻沒有錢出版。他一直撐到1854年才時來運轉,在政府的礦務學校擔任教授,並在幾個公私機構講課,正式成為科學傳道人。這一年他的收入超過500鎊,終於可以將澳洲的未婚妻接來結婚了。(可是根本不用做事的達爾文,這一年的收入是4,603鎊)。

學術政治

歐洲的傳統社會講究的是門第與階級,知識活動本來就是上流社會的使命與裝飾。職業科學家出現後,為了與知識玩家競爭,不得不以精湛的學術、嚴謹的紀律證明自己的價值。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術人逐漸成為知識社群的骨幹後,門第、家世反而成為裝飾了。同時,謹守學術紀律有時還是最好的自保策略。

演化論從19世紀初以來,就是社會底層激進份子的革命工具,達爾文對這一點十分清楚。因此,刻意謹守學術分寸,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赫胥黎發明「不可知論」也出自同樣的考慮。他們反對特定的教義,但絕不因而無限上綱、激情演出,質疑宗教情操。他們都對「無神論者」的恭維敬而遠之。

達爾文的死訊傳出後,他的同志、戰友–新興的科學傳道人–立刻四處奔走,他們對戰略目標有高度的共識:將達爾文送入西敏寺,凸顯科學的地位。他們的策略很簡單:訴諸愛國情操,將達爾文比擬成牛頓。想來達爾文本人對這兩點都不會有異議。

最後呈送西敏寺教長的陳情書,由自由派國會議員拉博克(John Lubbock, 1834-1913;達爾文的鄰居、銀行家、科學家)出馬,赴下議院徵求連署,很快就有20位議員簽名,可見新興科學人的勢力。西敏寺中也有人支持職業科學家的呼籲。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教會一向是基督教世界中的學術堡壘。後來俗世學術機構興起,教會中的學術傳道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達爾文當年在劍橋大學受益最多的良師植物學教授韓斯洛(John Henslow, 1796-1861),其實本職是英國國教的牧師,而不是大學教授。

達爾文的葬禮中,女王、首相,甚至達爾文夫人都沒有出席,更彰顯了科學的主角地位。達爾文的下葬地點,離牛頓只有幾步之遙。到場的英國科學界大老,以及美國、俄國、歐洲各國代表,都是為了他的科學成就而來的。

科學與宗教

科學與宗教的關係,在《物種原始論》之後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是不爭的事實。在達爾文入葬後第二天,倫敦艦隊街上的一家鐘表公司就發函給馬丁銀行,結束公司的帳戶,理由是公司負責人出席了達爾文的葬禮,等於支持達爾文的異端學說。這封信的結尾是這麼寫的:「最後審判日就要到了,到時候大火會降臨大地。誰說的才是真理,是上帝?還是達爾文?那時候我們就知道了。」這封信讓人覺得有趣的地方,反而是提醒我們:西方的科學與宗教若非同出一源,大概也不會這麼勢同水火了。

科學史上的這個月
推薦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