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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九年二月,赫胥黎就職倫敦地質學會會長

國人熟悉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外號「達爾文戰犬」,是達爾文最得力的辯護人,也是《天演論》的原作者。他的傳世故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他與牛津主教的辯論了。
 
 
 
國人熟悉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 一八二五至一八九五),是《天演論》的原作者,可能也知道他外號「達爾文戰犬」,是達爾文最得力的辯護人。他的傳世故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他與牛津主教的辯論了。

原來英國科學促進會一八六○年六月下旬在牛津召開年會,那時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論》已出版大半年了。事先科學界早已盛傳,大會中必然會上演「批判達爾文」的戲碼。所以大會最後一天(三十日)最受矚目,因為那天的例行主題是「植物學與動物學」。

當天下午,一位美國紐約大學的教授報告〈根據達爾文假說論文明進展〉,由達爾文當年在劍橋大學的植物學教授韓斯洛主持,方才嶄露頭角的解剖學家赫胥黎、植物學家虎克(韓斯洛的女婿),還有以滑舌出名的牛津主教(英國國教)韋伯佛斯(Samuel Wilber-force, 1805-1873),都出席了。

當時會場湧進大量聽眾,因為過於擁擠,不得不臨時另找個寬敞的地方集會。美國教授究竟說了什麼似乎沒人在意,但大家都很亢奮。有人反對達爾文的理論,群眾甚至鼓譟要求赫胥黎發言,他站起身只簡短地說,他支持科學,但是既然科學還沒有受到抨擊,他無話可說,就坐下了。言下之意,大家言不及義。

群眾又大聲喧譁,要主教說話。他逮到機會,怎願輕易放過?於是滔滔不絕,批評「物種演變說」。最後,他不知怎地想起赫胥黎解剖過大猩猩,就輕浮地轉身問赫胥黎道:「你的祖輩與猩猩同宗嗎?不知是父系還是母系?」

赫胥黎身高一百八十公分,黑髮黑眼珠,襯出面容的嚴肅蒼白,可神情沈穩凝重。他起身說道:「我在這兒非常專注地聆聽主教大人的高論。但是聽了半天還是莫名其妙,既沒有新事實,也沒有新論證,反而把討論的重心轉移到我的身上,想知道我對人類系譜這個問題的看法。我從未想過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公開討論。但是,我對這個問題心中早有定見,雖然是不情之請,也不妨在這兒提出來與大家分享。

主教大人問我的問題是,我寧願要一頭不幸的猩猩做我的祖父呢,還是一位天賦高、掌重權的人?這個人不善自珍惜自己的天賦與權力,卻利用它們在嚴肅的科學討論中插科打諢。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猩猩!」

赫胥黎後來寫信給達爾文詳述始末,因為會議結束後口耳相傳的結果,大家都以為赫胥黎寧願當一頭猩猩,也不願當主教。

一八六九年,赫胥黎的聲望已如日中天。倫敦地質學會是英國十九世紀最有威望的學會,達爾文就是從那裡直達英倫科學界菁英階層的。因此,赫胥黎當選地質學會會長,象徵他的事業已達巔峰。可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的就職演說。其中沒有官腔官調,而是針對當時演化論遭遇的最嚴厲挑戰,正面答辯。比較起來,九年前主教大人的挑戰,端的是「清風拂山岡,明月照大江」。

原來著名天文物理學家克耳文爵士(William Thomson, Lord Kelvin, 1824-1907)在前一年發表論文,指出「地球的年齡」太輕了,而生物世界璀璨多姿,不是短時間內就演化得出來的。言下之意,解釋地球生命史的事實,得引用「超自然」的力量,許多人立即以為那指的是《創世紀》中的造物主了。

達爾文自認為《物種原始論》是「一個綿長的論證」。書中他列舉各種證據,指出生物會變(演化),而生物演化的機制是天擇。從此演化論、達爾文理論、天擇論就成了同義詞。

但是他卻無法反駁克耳文爵士的論證。任何達爾文的信徒都無法反駁。

達爾文反駁過的「年輕地球說」是聖經年代學的產物。根據北愛爾蘭阿傌阿(Armagh)主教厄歇(James Ussher, 1581-1656)的考證,上帝在西元前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禮拜天)創造世界。這個創世年份從一七○一年(清康熙四十年)起,就當眉批印在詹姆士欽定本《聖經》上。

但是達爾文提醒讀者:任何人只要進入深山、涉足幽谷,觀察過地層,大概都會相信我們在野外見到的地質景觀,起碼要上萬年、甚至數十萬年才能形成。

達爾文也提出了科學論證,以目前河流沖蝕地表的速率來算,在深山切割出大谷來至少也得花上千百萬年。

有了那麼多時間在手,將地層中生物相演替的現象解釋成「生物會自然而然地演化」就不難了。不過,以上的說法不是達爾文的創見,第一個提出這種理論的學者,是地質學家萊爾(Charles Lyell,  1797-1875)。(達爾文的創見是天擇理論,就是解釋演化的理論,所以簡稱「演化論」。)

克耳文爵士的「年輕地球說」就不容易反駁了。他代表最精密的科學,依據最先進的理論,假定地球當初是個火熱的煉獄,不斷散熱、逐漸凝固,才形成適合生物棲息的居所。他仔細地考慮了各種因素,火山爆發、每天的日照都算上了,結果「地球自陸地形成後,到現在不過一億年,最多一億五千萬年。」

依達爾文的估計,光新生代就有三億年歷史了!克耳文爵士的論證等於刨達爾文演化論的根。要是生物沒有那麼多時間「自然地演化」,那麼地球生命史就不是純科學的研究對象了,研讀《聖經》也是正當的研究方法。

赫胥黎在講詞中的反駁並不有力。他指出生物學根據地質學估計時間,而不是物理學。要是「地質鐘」果真失靈了,生物學家當然得改變對於時間的估計。他隨即指出克耳文爵士有許多失算的地方,因此生物學家不必著慌。

以今日的後見之明,克耳文爵士的確失算了,但不是因為赫胥黎指出的那些因素,而是當時還沒發現「放射性」。地球不斷散熱是個事實,但是地心中不斷釋出巨大的核能,克耳文爵士想都想不到,那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重大科學發現。克耳文爵士有幸親眼看見一個新的物理學時代誕生,赫胥黎就沒那麼幸運了。

不過十九世紀中葉演化學者與物理學家關於地球年齡的爭論,我們感到興趣的不是誰是誰非,而是科學家遭遇到強有力的反證時,會如何自處?

西方科學史自文藝復興時代之後,物理就成為科學的典範。面對物理學的聲勢、克耳文爵士的聲望,以及精密的數學論證,達爾文等演化學者的心理壓力的確很大,他們也因此調整了論證中的一些細節。但是他們沒有退縮、投降。主因是,演化論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從某個層面來說,它是一種組織知識的架構。

許多原先屬於不同領域的知識,如地質學、化石、人工飼養生物的經驗、生物地理學、地球史等等,在演化的架構中各有各的位置,彼此又互相關連,交織成一個龐大的認知網。這麼複雜的認知關係,似乎本來就不容易以邏輯因素而給拋棄的。

我們習慣以「革命」形容科學的重大突破,原因就是任何科學理論都不是孤零零的認知工具,必然有許多瓜葛牽扯。若想憑一個實驗、一個簡單的論證就推倒一世豪傑,機率並不高。所以,科學理論的興替,往往涉及複雜世界觀的變化,難怪相當於革命。

科學史上的這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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