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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飛船地球號的永續發展
二十一世紀是個「永續的世紀」。媒體中經常可見各種永續發展議題,譬如永續經營、永續校園、永續企業、永續林業、永續海洋、永續能源政策、永續生態旅遊等。
 
 
 
二十一世紀是個「永續的世紀」。媒體中經常可見各種永續發展議題,譬如永續經營、永續校園、永續企業、永續林業、永續海洋、永續材料、永續消費、永續能源政策、永續生態旅遊等,「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的正面意義看來已被社會大眾普遍接受。不過,當特定概念在任何領域都可適用的時候,總讓人擔心它是否會因此貶值為口號,而逐漸喪失概念誕生時勇敢面對困局,尋求突破的力量?

為了讓那些不滿把永續發展單純做為口號操作的讀者能有另類觀點,本文簡單回溯「永續發展」概念的歷史發展背景。期待這些簡單背景分析,能提供進一步思考永續發展概念利基以及限制的切入點。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人類發展史中累積了許多傳統智慧,顯露人類面對有限資源時的生存策略與責任。東方的孔夫子曾說:「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孟子梁惠王篇〉提及:「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南美的印地安人面對池塘裡的魚,也有所謂的在地知識與智慧,他們深知為了大家一直有魚吃,就要能:「我們捉這邊的魚,你們捉那邊的魚,中間的大家都別捉。」(Manchau gagog changau gagog chaugo gagog amaug)。至於西方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聖經創世紀〉2,15‭ ‬更清楚記錄著:「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善用資源的智慧並非什麼新鮮事,但是從國際環境政治的架構來看待它,可能就是20世紀才有的特色了。

環境政治下的永續發展

1962年,著名的美國海洋科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發表了《寂靜的春天》,這本書促使世人重視農藥與環境汙染的問題。卡森描述DDT濫用所激起的學術與公共論述,間接促成美國在1969年首度公布以公害防治為主要關懷的環境政策,隨後在1972年更禁止DDT用於農業生產。

巧合的是,美國禁用DDT的同年,一方面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第1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會議代表認清「只有一個地球」的現實,並呼籲世人,若持續目前發展方式,人類將無法永續生存。另一方面,非官方組織國際性協會「羅馬俱樂部」發表了著名的《成長的極限》,這份報告也指出,無論是科技或社會的進步,未來都無法如過去200、300年那樣地持續發展。《成長的極限》警告人類,若不採取行動,將走向災難。

受啟蒙運動鼓勵,大膽運用理性面對大自然挑戰的西方人,在啟蒙之後取得許多偉大成就,形塑現代世界的大致樣貌。因此,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世人也習慣把現在與過去相比,並總是得出現在比過去進步的結論。樂觀的世人大概沒興趣想像,未來或許會變得更糟,不只比現在,甚至比過去還糟糕。1972年各單位相繼提出的警告,似乎敦促世人該反思檢視樂觀的進步理論與生存方式。

《成長的極限》的警語是對當代科技生活模式的批判,它告訴我們什麼不該做。但是,若不能成長,那我們應該做什麼呢?從消極到積極態度轉變的宣言,則由底下兩篇報告所定調,即1980年由「世界自然資源保育聯盟」發表的《世界自然保育方略》,以及1987年「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書《我們共同的未來》。

《世界自然保育方略》在第20節摘要中開宗明義指出:「保育與開發全球脈絡相通,若要二者都圓滿成功,必須克服的問題也相同。」《我們共同的未來》更在前者的基礎上,把永續發展概念引入國際性的對話。

1987年,挪威前首相,當時的「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主席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在面對環保組織對於控制汙染,保護環境的呼籲,以及第三世界國家以發展解決貧窮的訴求之際,提出只有永續發展才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雖然學界早已有所研究,但永續發展成為國際性綱領文件中的概念,很清楚是當代社會追求發展與保育妥協下的成果。

永續發展的潛在矛盾

永續發展似乎許諾了美好的前景,但是若仔細推敲實際內容與意義,似乎又充滿著模糊與矛盾。特別是現在我們若提到「發展」幾乎等於「進步」,「經濟發展」大致等於「目前生產方式的擴大」時,再加上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不調整當代資本主義運作模式的永續發展是否真的可行?

從國際現實,可以看到這個矛盾。世界各國一方面支持永續發展,另一方面又習慣以「過去發展模式的位階」,即: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低度開發國家、未開發國家的分類架構,來認識世界各國。捫心自問,難道已開發、開發中、低度開發、未開發等詞只是純粹的現狀描述,還是隱含了某種的價值位階?

永續發展概念若無法隨著時代不斷發展,不斷釐清內涵,最後可能只會變成一種類似生態定言律令(ecological imperatives)的方式存在,並發揮有限的功用。也就是說,如果永續發展到頭來只能變成某種道德呼籲,說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所以必須「做環保」,才能對人類有益。那麼,永續發展概念會失去重新定義開發與保育模式的機會,更無法引導出新的行動方案。

不過就算是想發揮勸善的呼籲功能,也還是有必須釐清的問題。因為永續發展很容易與傳統主張自然(nature)有其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的種種概念結合,可是,自然內在的價值為何?又是個複雜的問題。

以永續發展論述中常出現的生物多樣性概念為例。首先,當代社會或許已經不用再溝通生態多樣性是否需要保護這個問題,多樣性與多元價值一樣,成為後現代社會的主流價值之一。可是推展保育工作時,實務人員會碰上層出不窮的挑戰,譬如保育多樣性,到底要保育「什麼」的多樣性?保育在實務上需要確定保育對象,對象確定後又會影響「如何」保護。可以想像,保育臺灣鮭與保育臺灣黑熊的方案絕對大不相同。

另外,更複雜的情況還有「多樣性」這個概念本身。究竟什麼是生物多樣性?該著重在特定區域內擁有的物種數,譬如亞馬遜河雨林區豐富的生物相;還是各物種的基因多樣性,譬如智人擁有不同人種;或是特定地域內出現群落形式的差異性,譬如一個地區內擁有沼澤、林地與沙漠。

又或者,兩種不同種草的多樣性高,還是一種草加上一種兔子?具多樣態葉片的植物的多樣性比單態葉片高嗎?在特定區域內的一種植物種類的多樣性的重要性比一種動物多樣性高嗎?譬如,闊葉林中的植物能提供資源給更多的物種,因此比較重要嗎?或是,闊葉林中的臺灣藍鵲極為特殊,因此藍鵲重要?

這些問題都不簡單,但無論如何定義多樣性,大多數人都認同「生物多樣性很『重要』」。重點就在這,因為重要就需要行動,要行動就需要擬定政策,可是保育政策到底能根據什麼基礎?

目前來說,與保育政策相關的科學知識,主要還是來自生態學、環境科學等研究成果。其次,保育議題設定與政策推動,是國際政治運作的一環,因此必須考量國際保育規範。另外,保育議題無法和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脫鉤,因此必定也是某種的經濟評估與社會評估。當然,保育與當代社會如何想像並選擇未來生活模式有關,而這又是倫理議題。由此可見,永續發展的生物多樣性這樣的概念,是個動態的「科學─政治─社會─經濟─倫理的複合概念。」

永續發展是「什麼」,又要永續發展什麼?正當各界持續研究與對話之際,在媒體,「永續發展」似乎逐漸成為具有綠色思潮的友善概念,與自然有關的議題。產生這樣的連結可以想像,但是與友善的綠色思潮結合,卻可能造成支持永續發展者的誤解。因為提倡永續發展,會讓人以為是維護自然生態系,但政策卻可能支持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支持開發的人,卻也以為支持永續可以不必反思,甚至調整目前的生產模式,便可一方面獲得目前所認可的利益,一方面又可為下一世代負起責任。

1968年,美國哲學家、建築師與發明家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曾寫過一本《宇宙飛船地球號的操作手冊》。他把地球視為一艘攜帶有限資源的宇宙航艦,認為人類該學會如何聰明操作,讓宇宙航艦持續航行。不過,除了妥善運用有限資源之外,本文更想強調的是,學會聰明操作宇宙航艦其實蘊含更深層的意義,那就是,為了操作航艦,似乎不得不更依賴新科技與新管理知識。因此,我們是否得留意,別讓「永續發展」變成另一種強化新科技管理的意識形態!

幸運的是,永續發展概念勇敢承認了人類社會兩項真實的需求,即開發與保育。真實的需求,肯定會以抵抗的方式不斷地展現自己(譬如,各種開發方案的提出,以及相對的環保抗爭),讓我們不會忘記真實需求內含的辯證元素。雖然,開發與保育的形式,或者開發與保育的平衡點還都有待確定,但是,這也正是與永續發展相關的各種跨領域與跨文化實踐的任務。

希望,當我們越能詳細辨析各種概念時,也更有機會擺脫各種意識形態的牽絆,進而溝通對話,共創更合適的知識與行動方案。總之,永續發展概念自身並不永續,光是政治正確的呼籲不夠,它需要我們持續的關注、反思、批判、溝通並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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