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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鑰匙、瓶中船、象牙球與奉茶小童–在技術物中體會STS
從旅館鑰匙、瓶中船、象牙球與奉茶小童,本文指出目前案例在文化上的限制性,也從這個觀點出發,肯定技術物引發科技與社會思考的幫助。科技與社會研究與其說是一門學問,一個領域,不如說是一種眼光,與這個眼光下體會科技社會的驚喜。
 
 
 
過去幾年參與教育部的新興領域計畫,有機會聽到許多精彩的STS介紹。其中,為說明這個領域的獨特觀點,講者往往以一些典範性的案例闡釋。比方說,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簡稱為ANT)的開創者之一拉圖(Bruno Latour)在〈技術是得以經用持久的社會〉一文所創造的「旅館鑰匙」情境,便常拿來說明技術物與社會網路關係的形塑。

照拉圖的說法,歐洲旅館會要求客人在離開旅館時把房間鑰匙留在櫃臺。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明白這個規矩,即使知道也不見得會照做。但是,旅館經理又不想像防小偷一樣在門口裝感應器或要警衛盤查,強迫客人交出鑰匙再出門。於是,當口勸不聽、告示不靈時,拉圖提醒經理(也提醒讀者)一個有效的辦法—在鑰匙上附上沉重的金屬裝飾。這麼一來,大多數旅客會主動把鑰匙交給櫃檯,好輕鬆出外。

這個故事的啟示是什麼?拉圖說,經理使用這些手法,可不是他變聰明,或是「謀略」變高了。事實上,在作用時,由經理、客人、旅館、鑰匙與這塊沉重金屬所組成的社會網路也有所變動。當經理規勸客人或貼出布告時,是他企圖操弄控制,要客人遵守規定。但是,當鑰匙加重之後,客人不再是遵從規訓才繳出鑰匙,而是不想帶上妨礙行動的笨重鑰匙,才利用櫃臺的「寄放服務」。換句話說,是這個「非人」的笨重鑰匙,而不是哪個人,牽動這個網路的動態。

我們不深談這篇經典論文中的其他案例。不過,有一回當講者講完這個分析時,一位聽眾發問:「為什麼旅館非留下鑰匙不可?那不是客人的房間,帶不帶鑰匙出去不是他們的自由嗎?」

「是啊,為什麼?」這個年輕朋友顯然對「把鑰匙寄放在旅館」的想法難以索解,而不質疑這個故事的我,則思考她為何這樣想。當然,放下鑰匙的直接理由是怕客人弄丟,因此代為保管,但在這個「貼心」說法後面的考慮則更複雜。就行政面而言,馬上再重製一副鑰匙確實不方便,但更深層的管理考慮,或許是怕鑰匙有機會遭到複製,讓旅館無法掌握房間的使用。確實,住宿期間客人可以任意使用房間,但他們僅擁有使用權。因此,一旦客人離開旅館,象徵所有權的鑰匙就必須留下。

這也多少解釋這個故事為何以經理與鑰匙的網路做為起點。在那個狀況下,只有旅館僱用的經理想把鑰匙留在旅館,而這個想法打動不了其他人。經理於是發號施令,催動一連串行動方案(program of action),拉攏更多「狀況外」(antiprogram)的客人向他看齊。

進一步思考,這個不自然情境的前提,是旅館空間的曖昧性。在過去,旅館(hotel)或客棧(inn、tavern)是照料吃喝或是款待客人的場所,隱含私領域的性質。當旅館融入城市,成為出借予不特定對象的營業機構後,它變成既不是公眾場所,也不是私人領域,歸屬不明的空間。是這樣的不穩定性,讓經理需要拿捏旅館房間的使用權與所有權。他希望房間活絡使用,但更希望客人銀貨兩訖,不會因為前一位客人留下鑰匙,造成旅館與下一個客人的糾紛。簡單說,這則「旅館鑰匙」故事的背後,是公私界域的劃分張力。

另一個與「留下鑰匙」有關的歷史線索是鎖鑰的普及與標準化。本欄〈萬物為人的尺度〉(373期)一文中曾簡單介紹鎖的標準化革命,這裡則聚焦這個技術的社會影響。與旅館相同,鎖與鑰匙不是現代產物。自從社會演化出私產與公物的概念後,它們便是所有權最具體也最直接的象徵。且不說歌劇〈費加洛婚禮〉(Le nozze di Figaro)裡,封建領主對僕人宣示所有權的動作之一就是擁有她的房間鑰匙,隨時可以進出。即便是現在,榮譽市民所頒給的依舊是象徵權力分享的市鑰。

但是,現實世界裡鑰匙可不容易複製。在鎖具沒有大量生產的時代,單獨打副鑰匙並不容易。工匠不但要知道鎖簧鎖芯的正確資訊,要有合適素材,還要有器具與技術精確刻出鑰匙形狀。因此一般旅館並無門鎖,而是請客人留意財物,或自備掛鎖(padlock)因應。

19世紀的標準鎖打破這些規則。人們可以用相當便宜的代價得到功能堪用的鎖,應用場合也愈加廣泛。以Yale & Towne在1877年專利改良的掛鎖來說,它鎖形小巧,便於攜帶,配有齒的平片匙(flat metal key)。而更早開發出來的圓筒鎖(cylinder lock,我們熟悉的喇叭鎖就是一種圓筒鎖),是可以更換鎖心(profile)的標準化彈子鎖,適合一般房間。

而鎖鑰的普及帶動配鑰匙機(key cutter)的研發,特別在大城市裡,斤斤計較的空間劃分需要更多的鎖,而它們的功能分化也產生鑰匙的大量需求。於是,長久停留在手工業的鎖匠(locksmith)在20世紀初轉型成販售鎖頭與鑰匙,提供打造鑰匙服務的鎖鋪。那裡不但有標準化的鑰匙胚(blank key),涵蓋大多數的鎖具,更有配鑰匙機,從刻槽修邊到整磨一應俱全。

在這個狀況下,旅館業者或許不必為客人弄丟鑰匙操心,但相反的,他們擔心如果客人複製鑰匙,可能影響下一位客人的使用安全。這些考慮都造就旅館「留下鑰匙」的政策。

當然,這位年輕朋友提問時可能沒想過以上的歷史發展。但更重要的是,當數字鎖與電子門卡普及,認證技術從機械式的鎖鑰進展到電磁感應或生物特徵時,拉圖的「旅館鑰匙」情境或許壓根沒出現在她的生活經驗裡,更別說從它體會行動者網路理論的精妙了。

這是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教學障礙。在過去,科技與社會研究處理的是打破文科與理科分離的思考。對於這一點,雷祥麟以拉圖的名作〈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為例,有精彩的教學經驗分享(收錄於《科技渴望社會》中)。

他認為這篇論文講的是:微生物學者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科學知識之外,利用實驗室去拉攏、翻轉行動者,並在其中增大他個人的力量。這是不好懂的文章,不過學生的反應卻令他意外。理工科同學不覺得拉圖的說法有什麼問題,因為科學就是這樣操作的。他們反而對拉圖把科學扯上政治感到陌生而不解。另一方面,文科同學跳過科學實作,直接把政治套在科學上,說科學「也就不過是另一種政治權力」而已。這些同學沒法體會看似「無關宏旨」的技術細節,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運作。

固然這段體驗強調訓練背景對STS的相異接受度,但我認為這裡面還需要考慮文化因素。政治理論與科學的產生,不能自外於社會文化脈絡,但大多數學生無法從這些「異文化」的案例(領域差異或社會差異)去理解。

以科普為例,王道還教授對撰寫本土科普的呼籲,其理由之一正是翻譯外國書時,比科學內容更難掌握的是故事與寓言。我們究竟是拿旅館鑰匙的故事來印證ANT理論,還是用這個故事學習行動者與社會網路的關係?對理論熟稔的人,或許會忽視文化差異,欣賞拉圖推演的細微精緻。但對局外人來說,要藉這些彆扭陌生的故事來理解STS的想法,未免緣木求魚。

且不提一些現實感不強的敘述,比方說「背叛」生物學家的扇貝與「感嘆」生不逢時的捷運,即使是巴斯德的歷史重構,也因為脫離既有論述太遠,而令科技與社會的入門者難以親近。

我回憶在講述Langdon Winner的〈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時,釐清長島陸橋限制高度後面複雜意識型態的棘手。指責「陸橋有政治性」不困難,因為學生習慣凡事「政治化」的講法,如同雷祥麟課堂上的文科學生一樣。但是,要如何把這種技術物政治與一般政治理論連接,甚至深化與回饋,便不容易。

對這個牽涉公共工程、都市發展與規劃的問題,只是指責建造者「拒絕窮人」是不夠的。但要由這延伸出「科技民主」的理論,卻需要聽眾更多的文化經驗與政治素養。我不禁問自己:「使用這樣的案例說明STS理論,究竟有多少解釋力?」

這是大問題,需要有志之士的集思廣益。但回歸案例,我想提出一個想法:看得到,摸得著,聚焦於實作與體驗的技術物,是讓入門者注意細節、提升STS敏感度的好方法。

事實上,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元老Harry Collins早已在〈物理實驗的複製〉一文中,用「瓶中船」(ship in a bottle)的比喻指出一般人只看到瓶中船的成果,不了解船是如何送進去,來說明進入科學細節的必要。但是,對沒有操作經驗,甚至沒看過瓶中船的朋友來說,大概很難想像這個源自德國民間,象徵港口文化,以帆船模型為主題的工藝品,對「打開科技黑箱」論述的說服力。

這些看似不可思議的瓶中船當然有進去的辦法,只是巧妙不同。不談變造瓶子的非正統手法,入門者常用,也是目前DIY瓶中船的方式,是把桅桿以線收攏在船體塞進瓶中,拉線讓桅桿豎起來,之後再貼上風帆與配件。高階一點的則是先把船體拆成數塊,用長鑷子送進去組合。

再更困難一點的,則需要技術與複雜的工序,有些甚至是機密。例如說,20世紀的瓶中船大師Harry Eng就有不少不傳之密,比方說如何在瓶中放進木塞、繩結、鎖頭、剪刀,甚至撲克牌等。如人們對他作品的評語:「他做的每樣東西都教你思考。」

回歸臺灣人的文化經驗,一個與瓶中船接近的工藝品,或許是與雕橄欖核舟齊名的象牙球。以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雕象牙透花雲龍紋套球來說,它球徑11.7公分,在繁複的雲龍紋下有21層套球,層層鏤雕,球球相套,都可自由旋動,端的是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初次看到這物件的觀眾,很難理解為何這些人物花果走獸可以刻在象牙球上,而且這些象牙球不是先雕刻再組合,而是一體成形。小球是如何「鑽」進去大球中,就如同瓶中船一樣,成為有趣的謎團。

與瓶中船不同,象牙球是宮廷藝品的極致。從現有研究裡,我們一窺它的球裡乾坤。比方說,把象牙球的鏤空部分疊在一起,用內視鏡探進去,會發現它們有類似開洞,自外至內愈來愈小,直到最內的三層。這意味著製作象牙球時必須有規則地開洞(類似瓶中船的瓶口),才有器具操作騰挪的空間。

此外,3D影像的重建讓我們知道除了最外層象牙球的繁複花紋外,內層大多是反覆規格化的花紋,襯托出層層相疊的美感。而參訪牙角雕作坊,可以約略掌握這項技藝的工序:首先是選料裁切,車出所要的形狀;之後沿球面開鑽10到14個工作孔洞,這也是成品中的鏤空或銜接的部分。而後工匠用鉤刀分出層次,再依序完成表層的高浮雕與內層的花紋。

雖然這個過去號稱「鬼功毬」的工藝說開了也不是那樣難以想像,但如果從製作角度想,裡面的確藏著不少玄機。藝術史學者陳靜菲指出象牙球以車床鏇削球狀與開鑽孔洞,其大小與距離常有精密的幾何計算,又球體以類似螺絲的弦紋與其他部件銜接,是當時中國少見的工法,反而在神聖羅馬帝國有這方面的傳統(車鏇象牙技藝和幾何宇宙觀)。於是,她假設象牙球或許不是如科學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所說來自唐代的「被中香爐」,而或許是來自這個西方傳統,並且經宮廷作坊引進歐式車床來實踐的。

雖然如此,陳靜菲並不認為中國的象牙球純然拷貝西方。它脫卻歐洲的幾何體表現,簡化成開洞的公式,並著力於球體的加多與雕工的細緻。隨著這些技術的發展,象牙球成為不知其中奧妙的鬼斧神工。它甚至讓1792年隨馬嘎爾尼(George McCartney)來訪清廷的John Barrow驚艷不已,謂英國絕無可能造出來。難怪後來的收藏家稱象牙球為「Demon's Balls」。

當然,象牙球是科技史上有趣的跨文化話題,也有實作因素,但畢竟很難讓同學具體感受用墨線劃出鏤空位置,拉車床開洞,握著鉤刀分出層次的困難。對於這一點,在課堂上我嘗試用日本「大人的科學」系列裡的奉茶小童(茶運ぶ人形),跟同學分享動手做科技、想社會的經驗。

與象牙球相同,奉茶小童有東方的根源,也有很長的歷史。在江戶時代,它與很多西洋傳來的新奇小物一樣被歸為「機巧」(からくり)一類,是兼具娛樂性與意外感,充滿想像的奇技。

它最早出現在小說家井原西鶴(1642-1693)的《独吟百韻》(1675年)中,而細川半蔵的奇書《機巧図彙》(1796年)中更具體分解包含奉茶小童在內的九個機巧人偶,或書寫,或翻身,或挽弓射箭。與西方的自動機械裝置(automaton)相同,這些人偶藉由發條或重力給予動力,運用齒輪、槓桿等模擬身體動態,唯妙唯肖—雖然在這些動作後面,日本人沒有太多生物機械論的想法。

在課堂上,我們讓奉茶小童做出設計的動作:捧茶出發,直行到客人跟前。客人取茶後小童佇立等候,直到客人喝完茶放回茶杯時,小童才迴轉循原路回去。在行走過程中,人偶除了邁步向前外,還會向客人點頭致意。

當同學嘖嘖稱奇,紛紛猜測其運作原理時,我們除去小童的外衣,一個個看這些功能如何表現。同學驚訝地發現發條上面調整動力釋放的機關;是它們讓奉茶小童不會「暴走」(相對於用發條啟動的小汽車),與它設計的行為相配合。另外,同學也很意外發現要讓小童轉彎竟然沒這麼複雜;只要在齒輪上設計好一定尺寸的輪舵,與人偶的前輪相接,自然會在一定時間使輪子打偏,造成轉彎的效果。

如果這些手法不外於西方,那小童有何文化特性?對於這一點,我舉出Smithsonian Institution收藏,據傳是16世紀中葉完成的機械苦行僧加以說明。這是當時極少數把機關藏在體內,動作繁複的機器裝置。在官方影片裡(在youtube上可以觀賞),它展現異常豐富的肢體語言:它踱步沉思,以右手撫胸,左手提放念珠。它時而昂首,時而低迴,嘴中一開一合。一段時間內,它還會作勢把念珠移近嘴邊。

傳說這尊僧人是神聖羅馬帝國匠師Juanelo Turriano為查理五世還願所做的,不是娛樂性裝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尊人偶傳達的不同訊息:一個是孤獨、冥想與思考,一個是群體、自制與互動。這樣說,「等客人喝茶」不但需要發條控制上的巧思,更需要一個發想—人偶要「像人」,就要做出人的舉動,行止合宜。因此,雖然點頭動作在技術上或有互通之處,但文化與社會的脈絡不同。在苦行僧的場合或許是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但在奉茶小童的場合是日本的「有禮有節」。在把玩小童與欣賞影片裡,同學體會科技與多元社會的繁複與挑戰。

從旅館鑰匙、瓶中船、象牙球與奉茶小童,本文指出目前案例在文化上的限制性,也從這個觀點出發,肯定技術物引發科技與社會思考的幫助。科技與社會研究與其說是一門學問,一個領域,不如說是一種眼光,與這個眼光下體會科技社會的驚喜。雷祥麟這樣說:「的確有一些同學……注意到了似乎正是在實驗室之中,科學實作的『技術細節』和科學表徵的『政治權力』被合而為一……」對雷祥麟來說,這些人跟當年初讀拉圖的他一樣,感到類似的「驚奇、震撼與困惑」。

技術物的魔力也該如此。它是一個邀請,邀請大家探索科技與社會帶來的混沌未明的新視野。朋友們,盍興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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