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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與政治經濟:從伊波拉疫情談起

這次在非洲爆發的伊波拉(Ebola)疫情來勢洶洶,除了截至目前為止已經造成四千多人死亡之外,美國疾管局估計,如果未能實施有效的檢疫措施,2015年初染病人數可能高達140萬。
 
 
 
這次在非洲爆發的伊波拉(Ebola)疫情來勢洶洶,除了截至目前為止已經造成四千多人死亡之外,美國疾病管制局在9月中旬估計,如果未能實施有效的檢疫措施,明年(2015年)1月中旬可能會有高達140萬人遭到感染。

為了因應急遽升高的疫情,除了美國緊急出動3千名部隊前往協助防疫之外,目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組織也都採取了應變措施。自從在1976年發現伊波拉以來,由於它的高致死率、病人出血的戲劇性症狀,乃至病毒的奇特形狀,使得這個疾病激起許多興趣與想像,不少科普作品都曾以它為主題。

當年參與發現這病毒的研究工作,目前擔任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校(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校長的皮奧特(Peter Piot)博士在英國《觀察家》周刊(The Observer)10月4日刊出的訪談中指出,過去爆發的疫情都是地區性而短暫的,但這次疫情的嚴重程度出乎意料。

他並形容這是一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因為以下幾個因素相加讓疫情擴大而難以控制:這次疫情發生在賴比瑞亞、獅子山共和國與幾內亞3個西非國家,前兩者經歷過內戰不久,幾內亞近年則政局不穩且剛發生政變,這些國家的醫療體系都因政治局勢而遭到摧殘,醫療人員嚴重不足。

這次疫情偏偏又爆發在這3個國家交界處的人口稠密地區,因此難以追蹤病人接觸過的人。當地人民有歸葬的習俗,在地親友會僱用小卡車或計程車把外地死者運回家鄉,更增加傳染的危險。

皮奧特曾經擔任過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全球愛滋病防治計畫主持人,但他在訪談中直指世界衛生組織這回反應遲鈍,原因是該組織的預算受到大幅刪減,防疫部門受影響尤深。此外,他還指責WHO非洲部門人員的錄用主要靠政治關係,而非適才適任。

英國的《衛報》在9月7號的社論中同樣批評WHO的表現,表示這次疫情也凸顯出WHO的病情嚴重,以致其表現遠遜於1976年對抗薩伊的伊波拉疫情,或之前對抗東亞的SARS疫情。

除了會員國在金融危機後捐款減少,導致經費刪減、人員縮編外,《衛報》還批評WHO近年的政策是協助國家建立防疫體系,而非自己跳下去從事防疫工作。《衛報》認為這種策略理論上很好,實際上卻完全不適用於飽受戰亂之苦的貧窮國家,以至於這次疫情蔓延了3個月之後才被注意到,而且還是「無國界醫師」這個慈善組織最先發出警訊。

雖然目前媒體報導常聚焦於新疫苗研發或新藥物在疫區的試用,但從前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在許多專家看來,防疫策略、國際與國內衛生組織健全與否,乃至於當地的政治經濟狀況,對防疫都有重大影響。這其實不令人意外,因為從疾病史的觀點來看,歷史上重大傳染病的疫情發展確實和上述因素息息相關。此外,疫病也常會帶來社會與政治衝擊,甚至引發重大變革。

就以俗稱「黑死病」的歐洲中世紀瘟疫(plague)為例,它的發生就和當時歐洲的社會經濟狀況密不可分。對於瘟疫的起源和最初的傳播路線,歷史學者只能用有限的史料來推測。

其中最有名的假設之一,是麥尼爾(William H‭. ‬McNeill)‭ ‬在名著《瘟疫與人》中所提出的瘟疫起源於中國雲南的鼠疫;由於蒙古大軍在13世紀後半侵入今天的雲南地區,導致當地老鼠與跳蚤跟著大軍糧草與戰利品旅行,病原(鼠疫桿菌)被帶到中亞大草原感染齧齒動物,然後隨著貿易路線傳播到歐洲。近來英國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則認為瘟疫(黑死病)可能是由中亞經過中東來到歐洲。

這場疫病最早於1347年出現在西西里,次年由陸路傳到比薩,再由海路傳到馬賽。短短1年便散播到西歐與中歐大部分地區,以及英格蘭南部。隨後橫掃整個英國,並由海路抵達挪威,在北歐與東歐造成嚴重疫情。

哈里森的分析強調歐洲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對疫情有很大的影響。羅馬帝國崩壞後,歐洲經過一段混亂,之後中世紀社會經濟逐漸穩定繁榮,帶來人口成長。到了13世紀,歐洲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增加,已經超過農地開拓與技術改良所能提供。糧價上漲,糧食供應不穩;屋漏偏逢連夜雨,1315年到1317年又發生一系列的飢荒,接著出現牛與羊的家畜傳染病。此外,中世紀的經濟繁榮導致城鎮與貿易興起,人口更加密集,與外來人口接觸更為頻繁,構成有利新傳染病流行的條件。

疫病的來臨也激起各種的社會與政治反應。教會透過神學來理解瘟疫,認為這是上帝對不虔敬的人的懲罰。商業的繁榮富裕讓人縱情聲色物欲,疏遠了上帝,只有徹底悔改才能求得上帝原諒,讓瘟疫天譴停止。因此教會要求信徒禱告、懺悔、朝聖,並舉行大型宗教儀式與贖罪遊行。但朝不保夕的恐懼,卻激起另一種截然相反的反應與行為,如薄伽丘的文學經典《十日談》所描繪那種把握當下好好盡情享樂的心態。

哈里森認為更重要的是行政當局的政治與衛生措施,他們認為瘟疫是外來者帶來的疾病,因此開始建立隔離與檢疫制度,一些城邦開始對外來的人與貨物進行檢疫。位在今天克羅埃西亞境內的拉古撒共和國(Ragussa),在1377年開始對來自疫區的人與貨物進行30天檢疫,1397年起延長到40天。英文的檢疫(quarantine)一詞,字根就來自拉丁文的四十(法文的四十拼字是quarante)。馬賽在1383年也採用檢疫制度,威尼斯、比薩、熱內亞等義大利重要貿易城邦先後跟進。

此外,城邦也建立隔離所和醫院來收容病人,包括設置專門收容瘟疫病人加以隔離的「疫病所」(pest house)。市政當局並訂定法規與聘用專責人員改善城市公共衛生狀況,包括清除骯髒汙穢、防止監獄過度擁擠、規定屍體埋葬的規則等。這些措施成為日後公共衛生運動的啟發,對黑死病的預防措施成為現代國家制度的濫觴。

中世紀之後,瘟疫仍定期侵襲歐洲,但疫情嚴重程度逐漸消退。歷史學者對這現象有不同解釋,包括歐洲老鼠生態改變、環境氣候變遷、城市與個人衛生的改良等。然而,19世紀以來的疾病史清楚顯示,衛生措施對傳染病預防的重要性無庸置疑,而公共衛生的成效更有賴社會與政治條件的配合。

這波嚴重的伊波拉疫情,無疑是對國際醫療衛生的一大挑戰,也讓我們有機會見識歐美各國是否有足夠強大的政治決心,彙整必要的資源與人力,協助貧窮的非洲國家克服這場災難。

深度閱讀
  1. Harrison‭, ‬M‭. (‬2004‭) ‬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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