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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四不」終曲: STS不是史諾的「兩種文化」

科技的發明除了改變人類生活外,也影響社會對於技術應用的運行。STS主張科技與人文本質上無法分割,並嘗試以共演化或交引纏繞來觀察、描述、分析兩者動態的緊密互動關係。
 
 
 
之前在兩篇文章中談過三不,分別是〈STS四不首部曲:STS不是科普也不是科技與人文大師對話〉(2011.06)與〈STS四不之二:STS不是環境保護〉(2012.03)。今天,就讓我們談談STS最後一不:STS不是「兩種文化」。

許多關心教育的人士常以兩種文化做為診斷現象、提出解決方案的理論基礎。他們認為兩種文化預視了社會理盲或科學盲現象,據此主張社會需多一點科技素養。與這相反,反對「非人文主義,甚至霸權宰制的科技」陣營則呼籲人文世界自主獨立性的重要性,要求理工領域得多點人文。但是,無論哪一方的說法,我想都不是STS的原意。

STS的精神其實很簡單,它主張「科技」與「人文」領域本質上無法分割,並嘗試以共演化或「交引纏繞」(entanglement)來觀察、描述、分析兩者動態的緊密互動關係。STS眼中的共演化或交引纏繞到底是什麼?底下將藉由STS領域的案例簡單說明。

進入實例前,讓我們回頭再次看看,科技∕理性∕客觀和人文∕感性∕主觀這樣的二分思考架構為何能深入人心?學者認為,很可能是人類清楚感知技術具有改變物理世界的能力,譬如刀斧、槓桿、輪子、篩等工具能夠切割、移動物體等。更重要的是,產生這些效果並不受文化影響。我想沒人會認為,使用長棍撬開重物需弄懂槓桿原理,轉動輪子得了解最大靜摩擦的定義吧?

或許就是這些與文化無關的科技效果,讓人類歸納出科技的某種特質 ─ 中立性。中立性概念透過實踐、教育,逐漸成為科技領域自我認同的特質。在任何課堂上,只要問問同學科技的特色有什麼,「科技中立客觀」會是熱門答案。

其實「中立」的有效性頂多只在「目標 ─ 手段」關係,不涉「目的 ─ 手段」問題。STS研究並不逃避目的問題,STS甚至透過案例研究,除了目的之外,更進一步挑戰過去談論科技時所預設的存有論。也許正是在這點意義上,STS更會說它不是兩種文化,甚至大聲反對兩種文化的預設。以下,就回到經典案例。

STS領域經典案例之一〈美國的電氣化過程:系統建構者〉,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愛迪生故事。在這篇文章中,愛迪生不再只是秉持一分天才,九十九分努力的發明家,而是集發明(燈泡、發電機、輸配線)、管理、財務、宣傳事務(爭取政府特許)於一身的技術系統建構者。

過去,工廠內沒日沒夜找燈絲的天才故事,雖捉住發明需要耐心這個特點,卻無法彰顯發明以及後續系統建立的複雜過程。即使是過去愛迪生故事中最經典的找燈絲橋段,STS研究都清楚展現愛迪生並非只是悶著頭找最合適的燈絲,而是在權衡得失之後的努力嘗試。

這篇文章的作者分析愛迪生透過計算,知道為了負荷大量燈泡所需的電流,必須增加電線的截面積,但銅製電線價錢高。因此,愛迪生希望找到高電阻燈絲,因為根據焦耳定律 ─ 熱能=電流平方×電阻×時間,要產生相同能量,燈絲的電阻高,所需電流就比較少。所需電流小,電線截面積就不用那麼大,可以省下當時占最高比率的銅線花費。從STS的敘事角度,描述燈絲這個技術物的產生,至少得多考量科學理論(焦耳定律)與材料經費(現實條件)的問題。

為了凸顯STS故事的不同,在這裡提供網路上廣為流傳的版本供比較。「愛迪生一生中最大的貢獻,就是發明了電燈。他做了一千六百多次耐熱材料和六百多種植物纖維的實驗,才製造出第一個燈泡。後來他更在這基礎上不斷改良製造的方法。為了推廣電燈的使用,他研究出並聯電路、保險絲、絕緣物質、銅線網路等電器系統的各種附加設備;又製造了電壓穩定的發電機和經濟配電的三線掣。1882年,他在紐約建立了一個電力網。雖然他使用直流電的輸電方法限制了傳送電力的距離,但這項偉大的貢獻已大大改善了人類的生活。」

這個以google搜索,在各種文章中使用七千多次的橋段,究竟能讓我們了解科學、技術與發明之間的什麼關係?無怪以這為題幹敘述的一份中學七年級自然與科技考題中,只能出現「人類的生活從此變『光明』,我們應該要感謝誰?(A)愛因斯坦(B)愛迪生(C)愛德華(D)愛默士」這樣的題目。發明家的故事不是沒有啟發與鼓勵人心的價值,但它不是STS。

STS領域中另外有篇經典論文〈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更以挑釁想法揭示技術的權力祕密。文章中關於19世紀工業機械史的案例,探討芝加哥採收機製造工廠(Cyrus McCormick)斥資引進新式,但效能不穩定的氣壓式鑄模機的故事。過去,以標準經濟發展觀點的研究,都把引進新式機器視為工廠現代化的作為。但是歷史學者卻發現,工廠現代化的時期恰好也是工廠主與全國鐵製鑄模公會發生嚴重鬥爭的時期。經過研究,歷史學者認為他看到了「新機器具有『除掉害群之馬』的附加價值。」

因為學者發現,新機器的產能與產品良率並比不上老練的勞工。更重要的證據是,新機器在使用3年之後就停擺了,原因不明。不過,公會的確在機器停役前就已解散。這些並行發生的事件毫不相干嗎?案例中,技術的引進與使用只能從新技術取代舊技術的角度理解嗎?還是得把技術發展與當時工人企圖團結組織、芝加哥警察對勞工運動的鎮壓,以及特定廣場爆炸案相關社會事件合而觀之?就技術談技術,是否太容易見樹不見林?

另外,作者除了分析技術對外部環境的控制力量之外,更檢視了另一種更隱微存在的「天生的政治性技術」。作者舉原子彈為例。他認為「只要原子彈存在,其致命的特性就需一個中央集權且階級森嚴的指揮系統……原子彈的內在社會系統必須是威權式的……」。原子彈是極端的例子,大家或許還比較容易接受它應保有威權性。不過,是否所有的技術體系都得是威權體制?

作者提到美國雖是民主社會,民眾卻大多認為「廠內無民主」的說法理所當然。其實,類似的說法在身邊也常聽見,譬如有些科學家會開玩笑說「實驗室沒民主」或「科學研究沒民主」(意指領導者主導議題與經費)。若是如此,過去德先生與賽先生老是一起被提起,究竟是怎麼回事?當初不正是期待人們擁有科學獨立思考與不盲從的精神之後,能有助民主制度的運作(請參考〈「補不足」之外:公民核心能力中的科學素養〉本刊2012.07)。科技民主、知識民主是否可能?

技術的確形塑了當代生活方式,更值得留意的是,技術或許只容許了「一種」生活方式。果粉、哈韓、哈日或HTC的鐵桿支持者,的確擁有選擇自己最愛品牌的自由,不過,全世界低頭族的生活卻差不了太多,這就是技術權力的最高機密。從上面兩篇文章中的例子,可以看到兩種文化無法觸及科技、物質、社會的互動,也無法揭露技術有效性底下的權力祕密。光是如此就可說明:STS不是兩種文化的新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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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民93)科技渴望社會,群學,臺北。
經典案例出自〈美國的電氣化過程:系統建構者〉與〈技術物有政治性嗎?〉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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