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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然自己說話?客觀、中立與理性
科學並非不涉入情緒,想像力往往是許多創新的源頭。科學知識不應該因有人味而失去它的有效性,重點應該是有沒有道理。因為,自然無法自己說話,會說話、詮釋自然的是人。
 
 
 
如果你有機會問大學生,科學是什麼?很可能你會得到如下的答案:「科學是客觀的」、「科學是中立的」、「科學是理性的」、「可被驗證的」、「可重複的」等等。如果你有機會到網路言論世界遊歷一下,你會發現很多的爭論,常見的評論是:「這不客觀」、「這很主觀」、「這很不理性」、「這不中立」。把這兩個現象並列,我們是否可以得到「因為我們用科學的尺度來衡量許多事情,所以我們的社會非常有科學的精神」的結論?

事實上,有些科學理論是無法重複的,例如演化論。除非我們可以克服人類生命長度的局限,否則無法觀察演化的進行。許多科學實驗也因為條件特殊而鮮少能重複驗證,尤其是那些需要昂貴龐大的儀器的實驗。

多數的實驗是科學社群接受後,基於信任,再也沒有人會去重複驗證。近年來的許多科學醜聞,尤其是數據造假,之所以會被揭露,通常是因為類似的研究在國際間同時有許多團隊競逐而受到相當的矚目,因而當有人領先宣稱突破時,其他尚未有重大發現的競爭者難免起疑。簡單說,科學(實驗)可被重複而驗證這一點並非科學的普遍特徵。那麼「客觀」、「中立」、「理性」呢?

為什麼科學需要「客觀」、「中立」、「理性」?因為人們相信這些特徵可以確保科學知識的有效性,但是這個信念是近代才逐漸浮現出來的,並非向來都如此。同時,光是「客觀」這個概念在不同時空脈絡下,意義與內容也隨之不同(參考本刊377期陳恒安教授的〈科學像匯率兌換嗎?〉一文)。

近代以來所謂的「客觀」,源頭眾多。「客觀」有時指的是實證上的可靠性,有時指的是程序的正確性,有時甚至是情緒上的抽離。這些都是為了避免主觀。近代科學發展似乎對於人性特別敏感,人的主觀、人有情緒、人們那無法羈絆的想像力,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係,都可能危及理性與客觀。

約莫19世紀下半期時,科學社群開始倡導機械式的客觀性,企圖去除一切科學家的干預或人為面向,因而認為圖像或機械是科學知識最佳的表達工具,各式各樣的圖譜、機械化生產的圖表,乃至於當時新興起的攝影,都被視為是讓自然自己說話(Let nature speak for itself)的最佳方式。

同理,科學也要儘量避免使用難以被淨化的語言,科學家們甚至想像一種無字科學的未來。如此一來,沒有感情的涉入(detached)成為確保科學客觀的重要條件。換句話說,他們想像一種去除人性的科學知識,彷彿觀察者不該存在,因為觀察者會介入自然界現象,而使其失去真實。

觀察者要如何讓自己的主觀性或介入消失呢?答案是觀察者的自律及努力不懈。因為自然現象永不止息,觀察者也不能睡覺,一旦在測量上或細節上有任何的出入,疲勞與不小心都不是藉口。這種文化所反映的是單調可靠的布爾喬亞,而非情緒化的天才。這也意味著企圖以自律戰勝肉體與精神的脆弱。難怪有學者認為,如果17世紀的科學知識是嚮往天使的觀點,19世紀的科學所強調的客觀性則是仿效聖人的自律。

與客觀牴觸的還有那個人性與機器最大的不同點—情緒或感情。假設在一個討論具有爭議性科技議題的場合上,若有專家起身講述他的專業不受在位者尊重時,義憤填膺,這對於該爭議性議題的討論會有什麼效應?聽者會對於專家的遭遇感到同情,並認為科學真理不容政治干預?還是人們會覺得「某專家很情緒化不客觀」?答案很可能是後者。

雖然,古人有言,不以人廢言。不管發言者的德行如何,誠信如何,發言時如何情緒化,我們不該只用這來否定他所說的內容。但是,觀察一下法庭的脈絡,在攻防之際,對立方總是會想盡辦法攻擊證人言論的可信度,而其中的技術之一就是質疑證人的道德操守,意味著言論可信度與道德之間的關係密切。這樣看來,科學知識與法庭證詞很像,兩者都隱含著道德的意涵。

在當代,情緒的存在也被用以界定理性的缺乏,一般人所謂的「理性」是與「個人情緒」、「感情的涉入」對立的。但實際上,「理性」(rationality)或「理性的」(rational)原先的意義是意味著計算衡量得失,進而採取最有利的行動。例如,若要從高雄到台北,如果用時間理性來決定最佳的交通方式應該是高鐵,但若是用金錢經濟理性,可能是搭巴士甚至走路。

另一種常見的理性用法是,執政者對於抗議者的喊話:「理性一點,不要感情用事。」抗議者或許顯得很不理性,但實際上,情緒只是表面的問題,價值觀層次的衝突才是實質的衝突。值得思考的是,媒體的報導為何喜歡呈現抗議者很激動情緒化的那一面,而忽略抗議的內容?無論如何,這裡的理性是冷靜、沒有情緒的代名詞。但翻開科學史,處處可見科學發現,從想像力的萌發、探索到研究,乃至於發表,充滿了情緒,包括興奮、挫折、失落及快樂。

至於中立呢?批評「科學是客觀中立」這個觀點最不遺餘力的應該是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她們從科學史中的例子指出這是一種宣稱,並認為科學知識往往反映了生產者的階級、族群與性別。

例如,17世紀波以爾為了建立他的實驗的真實有效性,透過許多可信的「見證者」來見證實驗。但見證者需有一定的社會條件,例如商人無法成為見證者,因為他們涉及利益關係,如此他的見證者多是不愁生計的貴族。至於女人呢?她們可以被允許「觀看」實驗,但是不能當見證者,因為女人不可信。如此一來,在波以爾企圖以不涉及利益關係來建立他的科學可信度的過程中,排除了某些群體,很諷刺地讓他的科學具有某種階級與性別屬性,而喪失了科學的普遍性及客觀中立宣稱。

回到上述的第一個問題,我們的社會是否因為很在意客觀中立而具有科學精神?歷史告訴我們,我們需要釐清所謂的客觀中立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很難讓機器取代觀察者,科學並非不涉入情緒,想像力往往是許多創新的源頭。正視人性,了解其中的道理或許是一種可能性。科學知識也不應該因有人味而失去它的有效性,重點應該是有沒有道理。因為,畢竟自然無法自己說話,會說話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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