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揹十字架走苦路的流行病學家——陳建仁教授

在2003年SARS期間,出任衛生署署長的陳建仁是國際知名的流行病學家,在B型肝炎、砷中毒、病毒相關癌症、環境因子與遺傳基因交互作用都有重大的研究成果。
 
 

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溫和中帶著堅定的意志,陳建仁說:「學術研究是我的最愛,公僕歲月是一種奉獻。當國家人民需要我的時候,即使是赴湯蹈火,是火坑,我也要跳。」

 
陳建仁教授最喜歡的工作是回台大教書,因為這裡有好學生、好同事、好環境。
▲陳建仁教授最喜歡的工作是回台大教書,因為這裡有好學生、好同事、好環境。
 
SARS風暴發生時,臺灣民眾從互相指責互相疏離,到互相關懷互相疼惜,談起這件往事,陳建仁臉上泛出寬慰的微笑。

2003年臺灣遭受SARS病毒無情的肆虐,在那段驚慌失措、彼此隔閡、互相猜疑的動盪日子裡,臺灣人民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懼中。

身為一位流行病學家,陳建仁明白:若要尋找對治方法,最好的策略就是把病理學家、毒理學家、微生物學家、臨床學家等各種人才聚集起來做深入探討,而在當中做協調整合的,就是流行病學家。既然自己所學的就是流行病學,此時此刻,責無旁貸,不能說不。所以當有關單位邀他出任衛生署長時,他義無反顧,接下重擔,更期許自己要以揹十字架走苦路的精神為大眾服務。

SARS風暴平息以後,他在恰當時機辭去官職重回校園教書。提起那段政務官歲月,他說:「擔任署長時很辛苦,但是沒有缺憾,連遺憾都沒有。我只希望好好幫助別人,服務別人。」又說:「當時走在路上碰到民眾,他們會說:『署長加油!』在那麼艱難的環境下,一開始,大家互相指責、互相疏離;到後來,互相關懷、互相疼惜。那樣的轉折是個好的歷史見證,心中真的很感動。」

又說:「臺灣人民的全力配合,行政院給予的極大授權,以及蘇益仁教授的合作無間,是我們能夠成功度過SARS危機的重要原因。」他是如此謙虛地把平息SARS的功勞,歸功於所有的人。

臺灣確實是塊寶地,因為我們擁有各種人才,這些人不求名利,只希望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一些對人類有貢獻的事,陳建仁教授便是其中之一。然而,人才的養成不是一蹴即成,而是從小到大一點一滴的累積。

在樂觀、堅忍、奮鬥、平淡中長大

陳建仁出生於1951年6月6日,家中共有8位兄弟姐妹。父親陳新安曾擔任高雄縣第二任縣長,他以一種樂觀、堅忍、奮鬥、平淡的教育方式教養子女,這種教育方式被陳建仁膩稱為「陳新安哲學」,也是陳建仁砥礪自己日益精進的原動力。此外,陳建仁鍥而不捨,循著蛛絲馬跡,追蹤流行病源的智慧與毅力,則與小時候看漫畫書有關。

四、五十年代的臺灣小朋友,平常最大的娛樂就是看小說和漫畫書,陳建仁也不例外。他對書中主角福爾摩斯、柯南偵探之類的人物特別著迷,等到電視普及以後,類似〈虎膽妙算〉、的諜報影集又成為他的最愛。他說:「在做流行病調查追蹤時,不能只從一個方向看,不能鑽牛角尖,應該從不同角度研判問題,這是小時候看偵探小說學來的經驗。」

大學時念的是動物系,四年大學生涯中,他把10%的時間撥給動物系,其他時間,一半給了登山社,一半給了慈幼會,而在這兩個社團中所獲得的經驗,對他日後產生很大的影響。

酷愛登山的人,在征服一座高山以後大都無法滿足,因為他們還想爬得更高,看得更遠。這種一直想要超越巔峰的登山精神,在年輕的陳建仁心中埋下種子,這顆種子逐漸發芽長大,最後成為他的人格特質。離開學生生活以後,登山機會減少了,但他發現,那種超越巔峰,追求自然奧妙的喜悅,在學術界中很容易得到。因此在從事學術研究時,他總帶著一股勇往直前,樂在其中,不知倦怠的衝勁。

當兵退伍後考上臺大公共衛生研究所,這個轉變和大學時參加慈幼會有關。在他大一那年的聖誕節,很多人跑去跳舞狂歡,登山社社友自知對跳舞不行,便相約到孤兒院,帶孤兒去露營,這個具有愛心的點子,是臺大慈幼會成立的緣由之一。

在他擔任登山社社長時,也曾為孤兒們舉辦生動快樂的「樂樂營」,只是活動結束後大家都累壞了,所以戲稱那是「累累營」。後來臺灣發生釣魚臺事件,他們又利用暑假到各鄉鎮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於是「讀書人在社會服務中到底該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逐漸在他心中烙下印痕。

他的夫人羅鳳蘋女士就是在慈幼會中認識的。陳夫人很有愛心,願意服務孤兒院的小朋友。兩人交往以後,因為都是初戀,所以很順利地步入禮堂,之後生了兩個女兒。如今夫人已經退休,常到臺大醫院、社區、教堂等處做志工,大女兒從事安寧療護的工作,二女兒在善牧基金會的安置中心照顧受苦少女。陳建仁喜歡生活在散布愛的環境中,也很高興自己的女兒能去關心別人,照顧別人,他說,這些都是受到她們母親的影響。
 
智慧與愛心,是陳建仁全家的最佳寫照。
▲智慧與愛心,是陳建仁全家的最佳寫照。
 
投入B型肝炎研究造福全人類

慈幼會的經驗讓他覺得,應該做些關懷人群的事。進入公共衛生研究所時,他發現探討疾病成因的流行病學是一門頗具挑戰性的課程,加上授課的林東明教授是位國際知名學者,於是就集中精力在流行病學上。取得碩士學位以後,曾在系裡當了兩年助教。

擔任助教期間,又經林家青教授的帶領,加入位於臺大醫院內的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在畢斯禮教授(Dr. Palmer R. Beasley)的研究團隊中擔任兼任助理。當時他們正在進行B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的長期追蹤研究,想要了解慢性B型肝炎帶原者發生肝細胞癌的風險,這是首次以世代研究方式闡明慢性B型肝炎會誘發肝癌的研究。他們的論文刊登在英國《刺胳針》(Lancet)期刊上,是臺灣所有醫學論文中被引用最多的一篇。

B型肝炎是個困擾華人近百年的國病,他們研究發現,B型肝炎慢性帶原者發生肝癌的風險比較高;因為B型肝炎預防接種實驗的效果不錯,就開始在臺灣施行全面性預防接種,結果使小兒肝癌發生機率下降70%。這個從1970年開始,經過十多年即解決B型肝炎問題的研究,深受矚目,後來世界衛生組織還把B型肝炎疫苗納入其全球預防接種計畫中。

公費留學考試考了4次

一位20歲出頭的年輕碩士,能有機會在國際級科學家的帶領下,完成造福人類的研究工作,這份狂喜自不待言。這時,深埋在陳建仁心中,想要超越巔峰的種子開始鼓動,他想爬得更高,看得更遠,他想到美國取得博士學位,這個想法卻讓他嘗到了很大的挫折感。

首先是留學經費的問題。由於世界衛生組織在許多大學中提供了獎學金,所以國外大學就不再針對流行病學提供獎助金。不巧的是,我國不是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國,我們的留學生無法申請到這類獎學金,若要出國念書,不是自費就是公費。陳建仁知道家中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便下定決心,非要通過公費留學考試不可。

然而事與願違,他連考3年,竟然都落榜,這時陳夫人說話了:「失敗一定是有道理的,大概你念得沒有其他人好。」他不服氣,為了證明自己是有學問的,下定決心寫一本書,結果在1978年完成一本叫做《流行病學》的大專用書,直到現在,這本書仍很暢銷。而第4次的公費留學考試終於成功,他決定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攻讀流行病學。

成為國際級砷中毒研究專家

既然千辛萬苦來到美國,自然應該多學點東西才對,當初他打算在美國住個五、六年以後再回國。但在留學的第2年,他的四姐來電告知,父親病況不佳,希望他回國照顧父親。掛上電話以後,他與妻子懇切地祈禱,為了病重的父親而抱頭痛哭,也為了不能立即回國而心急如焚,最後只好向指導教授柯恩(Dr. Bernice Cohen)請教意見,她是一位好老師,建議完成學業以後再回國,並把每星期一到五下午5點到6點的時間留給他。得到教授支持後,陳建仁快馬加鞭地準備論文,10個月以後取得博士學位,立刻回國。或許是孝心感動上蒼,陳伯伯後來又多活了十多年。
 
1876 年成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全球學子嚮往的名校之一。為趕回家照顧病重的父親,陳建仁
用 2 年 10 個月時間拿到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
▲1876 年成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全球學子嚮往的名校之一。為趕回家照顧病重的父親,陳建仁 用 2 年 10 個月時間拿到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
 
剛回國時,他在臺大公共衛生學系擔任講師,當時烏腳病是公共衛生研究所的重點研究,因為還剩下10萬元研究經費,他就以這個經費做了一系列研究。結果發現:砷會引起動脈硬化與癌症,可以用來佐證「致癌作用與致動脈硬化作用」具有相通的致病機制。又發現:烏腳病地區居民死於膀胱癌、肺癌、肝癌、腎臟癌、皮膚癌的機率比臺灣其他地區高;烏腳病越盛行的地區,死亡率越高;飲用深井水地區居民,比淺井水地區居民的死亡率高。可見得,這些疾病的發生與砷劑量有關,為此,研究團隊還建立了飲用水含砷量與各項健康危害的計量效應關係。

由於地球上有很多地區都缺乏地面水,所以飲用地下水的人很多,全世界大約有1億人所飲用的地下水的含砷量都偏高。後來世界衛生組織、美國、加拿大、歐盟的環保部門都採用臺灣資料去決定飲水含砷的最高容許含量。陳建仁的研究,在砷的致病機制研究上拓展了很大視野,也帶動了全球科學家對砷中毒的探討。

他對砷的看法是:「砷對於健康的危害,不僅是臺灣的問題,也是全世界的問題。砷會引起各種癌症,也會引起缺血性心臟病、腦中風、頸動脈硬化、高血壓、糖尿病、烏腳病、微循環障礙等症狀,甚至會引起一種特別形態的白內障。」這些看法都是世界上首次發現的研究成果,現在有關砷中毒的國際學術會議,都會邀他去做特別演講,他已是世界公認的砷中毒專家。

重大挫折創造另一個巔峰

1986年,陳建仁35歲,成為臺灣光復以來臺大醫學院最年輕的教授,同時還是國科會最年輕的傑出研究獎得獎人。後來中研院籌備成立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又邀請他擔任中研院合聘研究員。對一位年輕人來說,這些成就真的相當了不起,但是緊接著發生的打擊,卻讓他錐心刺痛。他反省檢討,痛定思痛,努力尋找新的出路。其實,那是他超越自己,開創另一個人生巔峰的起點。

記得是1988年,中研院邀請9位國外學者來臺作研究員評鑑,陳建仁以為自己是最好的,那想到評鑑中卻出現令他難堪的評語:「……陳建仁的研究沒有重點,不夠深入,如果要成為世界一流的學者,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陳建仁說:「那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當時我的心情十分鬱卒!」後來想到:「面對挫折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被壓著,就像孫悟空被壓在山腳下一樣,動彈不得;一種是把它當作再一次進步的踏腳石。」於是他選擇後者,毅然地申請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傅嘉迪(Fogarty)國際研究獎,再度前往美國深造,這次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
 
1990年,陳建仁教授與哥倫比亞大學張毓京醫師合影於美洲癌症研究學會,他倆共同發展黃麴毒素等大分子致癌物的免疫分析方法。
▲1990年,陳建仁教授與哥倫比亞大學張毓京醫師合影於美洲癌症研究學會,他倆共同發展黃麴毒素等大分子致癌物的免疫分析方法。
 
因為這個機緣,他接觸到了「分子流行病學」與「基因體流行病學」,那是闡明疾病致病機轉相當重要的全新領域。回國以後,他所帶領的研究群,應用分子與基因體流行病學方法,深入研究砷中毒的各項健康危害,以及和病毒相關的癌症,更努力探究環境因子與遺傳基因的交互作用,每年約有二十多篇論文發表在國際一流學術期刊。現在全世界研究砷中毒、肝癌、鼻咽癌的學者醫師們,都經常引用他的研究成果。

好的科學家必須具內省功夫

早年中研院的評鑑結果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轉捩點,尤其有一句話讓他印象相當深刻:「臺灣學者應該立足臺灣、放眼天下;要成為國際知名、世界第一。」他形容當年的自己是:「深受其痛,深受其砭;但也深受其利,深受其益。」幸好能夠自省,他說:「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如果有了新發現,肯定會有語不驚人誓不休的表現。不過,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外,必須要有內省功夫,如此才能謙遜地面對自己的有限才能,勇敢地對自我挑戰、去蕪存菁。沒有一個人是百分之百的完美,身為一個好的科學家,必須要有內省功夫。」

在從事學術研究或擔任公僕的道路上,他總是大風大浪地歷練著,一旦任務圓滿落幕,他又謙遜地認為,沒有合作團隊就沒有圓滿的成果,他說:「在整個運作過程中,有很多醫師、護士、生化學家、病毒學家、毒理學家等各式各樣的學者和我合作。有了跨領域的合作團隊,才能從平凡變成卓越,這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是團隊合作所凝聚的力量。」卸下官職後,他重回臺大教書,欣喜快樂神情溢於言表,他說:「我喜歡臺大,因為這裡有好學生、好同事、好環境。」

2005年總統科學獎得獎人之一的陳建仁,就是這麼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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