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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避孕藥成為可能

一個創新科技能否成功靠的不只是技術的突破,也得同時改造性別、文化與社會等場域。男性避孕藥是個還在發展過程中的技術,最後成敗如何值得進一步研究。
 
 
提到避孕藥,大多數人第一個印象大概就是:這是婦女服用來避孕的東西,而很難想像會有男性避孕藥的存在。然而,事實上男性避孕藥的研發已經進行了一段期間,而且連臨床測試都已經進行了。雖然目前還沒有產品上市,但是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2006年1月臺灣「科技與社會(STS)研究」這個跨學科的新興研究社群,舉辦了兩場「STS構思、教學與實踐研習營」,邀請了荷蘭學者歐湘(Nelly Oudshoorn)以「科技的社會與文化建構:男性避孕藥的個案」為題發表演講,分析這個新科技研發過程和社會與文化的關係。

歐湘是湯特大學(Twente University)「科技、健康與政策研究」學系系主任,她在2003年出版的《男性避孕藥:一個正在構成中的科技之傳記》(The Male Pill: A Biography of a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在2005年贏得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的瑞秋卡森獎(Rachel Carson Prize)。這個紀念生態名著《寂靜的春天》作者的獎項,專門表彰科技與社會研究為社會介入提供的新視野。

歐湘的演說與著作提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她指出今天我們大多認為避孕主要是女人的事,現有的避孕技術如女性避孕藥、子宮內避孕器、避孕膜,乃至透過安全期計算,都是以女性為對象的技術。男人的避孕技術則除了保險套之外,大概就只剩下結紮。然而,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西方社會直到20世紀初都認為避孕主要是男人的責任。如此轉變當然和避孕藥等技術有密切關係。
男性的避孕技術較女性少,有保險套和結紮等方式(圖片來源pixabay:sasint)
▲男性的避孕技術較女性少,有保險套和結紮等方式(圖片來源pixabay:sasint)

歐湘以這個例子提醒我們注意科技對於性別文化的巨大形塑力量。此外,生物學家認為研發女性避孕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畢竟女人一個月只產生一個卵子,對付容易;男人的睪丸每天都製造數以百萬計的精子,數多勢眾難以除盡。可是男性避孕藥研發的例子顯示,這種所謂生物學的困難其實是站不住腳的。男性避孕藥臨床測試的避孕效果不差。根據研發科學家的說法,男性避孕藥的健康風險以及引發的頭痛、不舒服等副作用,都比女性避孕藥還低。歐湘認為男性避孕藥面對的主要是社會與文化的抗拒。

由於藥廠對於男性避孕藥的興趣缺缺,認為這類產品不會有市場,也害怕過去有些女性避孕藥的副作用所引發的爭議與訴訟。不過歐湘在訪問的過程中驚訝地發現,藥廠對於這類產品的前景其實沒有做過嚴謹的評估。一位接受訪問的中年男性藥廠經理說:「我才不想服用男性避孕藥。」歐湘諷刺地說,這位主管所依循的是「我-方法論」(I-Methodology):我這麼想,別人也會這麼想。

推動男性避孕藥的主要動力,來自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人口眾多且面臨嚴重人口膨脹壓力的國家。在他們政府的支持和推動之下,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70年代開始研發男性避孕藥。這樣的狀況反而給歐湘的研究帶來好處。藥廠有保守商業機密的作風,向來不太願意開放他們的商業檔案給人文社會學科研究者使用。但是歐湘指出,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家卻很高興有社會科學家重視他們的工作,因此不但樂於接受訪問,而且對檔案文件的使用幾乎毫不設限。
 
歐湘的研究發現,選擇與界定男性避孕藥未來可能使用者,是攸關計畫成敗的重要因素。例如,有些婦女團體質疑:「避孕這件事情能放心交給男人嗎?」也有研究者直言,那些在夜店把妹的男人不是男性避孕藥設定的使用者。此外,70年代還沒有愛滋病,80年代就有人質疑男性避孕藥對愛滋病的預防沒有幫助。男性避孕藥設定的使用者是一夫一妻、性關係穩定、以及伴侶彼此信任的男性。

有趣的是,來參與臨床測試的男性大多符合「有愛心的男人」的形象。在訪問調查中,有受試者指出他們是因為看到太太服用避孕藥後出現憂鬱、頭痛等副作用,因而決心幫助男性避孕藥的研發。也有人說既然服用避孕藥會有健康風險,那麼他願為太太分擔一半風險。甚至還有人說,他想為解決第三世界人口膨脹的問題貢獻一份力量。歐湘認為這些男人所呈現展演出的性別特色,和傳統大男人的大丈夫氣概(musculinity)已大不相同。男性避孕藥這樣的新科技要能成功,除了須克服技術問題之外,還得重新定義男性氣概與性別角色。
藥錠示意圖 (圖片修改自pixabay:jarmoluk)
▲藥錠示意圖 (圖片修改自pixabay:jarmoluk)

除了性別文化的改變外,臨床試驗的設施與資源網絡的建構也非常重要。為了進行臨床測試,這個計畫特別為受試者設置門診,而且在夜間開放,以便白天上班的受試者來接受避孕藥注射與健康檢查。除了訴諸公益,診所還提供免費的健康檢查,並且為受試者治療感冒或青春痘等小毛病,以吸引受試者參與。

相關的配套措施攸關新科技能否被接受。臨床試驗的設計還特別強調受試者女伴的參與。受試者第一次到門診來時,會請他們的伴侶一同前來參與告知同意的過程。此外,也請她們報告受試者這段期間的行為和性行為模式有無出現變化。這些做法除了增加女性伴侶的參與感與認同外,也讓她們扮演監測的角色。

男性避孕藥目前的主要阻力之一則是媒體。荷蘭報紙就強調女人難以把避孕一事託付給男人。此外,目前的避孕藥一星期要打一次針,大多數男人是不會乖乖定期去打的。而且男人最怕痛了,怎麼可能自願打針?最後一點讓歐湘感到很有意思,因為「敏感怕痛的男人」和勇敢堅毅的傳統理想男人形象實在相去甚遠。

歐湘的研究指出,一個創新科技能否成功靠的不只是技術的突破,也得同時改造性別、文化與社會等場域。男性避孕藥是個還在發展過程中的技術,最後成敗如何還需要持續追蹤觀察,也值得做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從臺灣的角度來看,男性避孕藥的研發也凸顯出一些值得我們觀察和思考的議題。例如臺灣男人接受結紮的意願及比率比西方來得低,這是否因為臺灣男人把結紮和閹割的意象連結一起?如果是這樣,那麼要讓臺灣男人接受男性避孕藥是否也會更困難?

許多醫療倫理學家認為臨床試驗的受試者,應該完全出自利他動機,才稱得上是「自願」。提供免費健檢和醫療服務有利誘受試者接受試驗的嫌疑,因此這些倫理學家大力反對這種做法。可是世界衛生組織所推動的男性避孕藥研發計畫,卻也提供免費健檢和醫療服務。他們的做法有無遭到批評?相關研究者對醫療倫理學家這種批評有無回應與檢討?

以上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但也許要等到對這項新科技做進一步的社會研究才會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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