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的田野,田野中的人類學家
如果說人類學家有什麼獨門的武功祕笈,那就是「田野研究」。田野研究不只是親臨現場進行訪談,也是透過參與觀察,打開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感受生活。「感受」可以是浪漫地體會異文化的奇趣,但「生活」卻是一種超越「說」與「不說」的身心淬鍊,用學術術語來說,就是「文化衝擊」。
 
 
文化衝擊可說是人類學家的Mission Impossible:學習如何在「不可能」中看見「可能」。「不可能」是因為田野現象、慣習,或感知,往往超乎人類學家自身的生命經驗;而「可能」,就是打破自身的文化框架,破繭蛻變。「蛻變」從來就非易事,它需要智慧,更需要堅持和時間的洗禮。也所以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少則一年,多則數十年。可是,一旦能破繭而出,人類學家就不只是參透「奇風異俗」表相背後的文化邏輯,更能在他人的「奇異世界」中,觀照自我,既解構自身既存的思考方式與意識形態,也開展自身的宏觀格局。 本講座將以流傳於湖南省江永縣的「女書」為例,演繹「田野工作」何以是人類學家探索文化的不二法門。女書是世上唯一的婦女專用文字。百年來,這些大抵不識漢字的農村婦女,便以女書抒發胸臆,道情論事。中國歷史向來是男性官筆縱橫的場域,一旦婦女也手握春秋史筆,她們會記錄出怎樣異於男性的歷史?女書照見了哪些史籍不載的婦女觀點和生命情懷?筆者便是在這些議題的召喚下,開始了一段長達20多年的女書田野之旅。
 
心得感想(撰文|周文豪)

    「女書」,我在八O年代參與籌備科博館時就聽說過,直到上週五聽劉斐玟教授細説從頭,才瞭解一些輪廓。

    上週五下午,中研院民族所劉斐玟教授在科博館的《週末Let’s go!分享大師視野》系列演講中,以「人類學家的田野,田野中的人類學家」為題,施展她説故事的魅力,從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大談如何發掘深層的文化意涵,獲得滿堂彩。

    人類學家研究人類,本身就是一項迷人的工作,迷人的部分在於主客體間微妙的互動,才能深入他方的文化主體,描繪真實的面貌。生物學家就沒有這麼迷人的福份,我研究的青蛙就不會有此互動。

    人類學家親自參與,亦即所謂的「下田野」是必然的過程;在五里霧似的田野中,有時要鬦智,有時要以退為進;有時要緊抓,有時要鬆手。人類學家時而自己,時而他者,在主客間交織出精彩的故事。

    而誠如余舜德教授的講評,就因為田野中人類學家角色的拿撆進退這麼微妙,研究倫理的界線與程序不是外界所能想像的。

    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簡單來說,就是和當地人相處、互動,並從過程中來了解當地人的想法。劉斐玟表示,人類學強調的是從在地人的時候角度來了解他們的文化,而不是從研究者本身的觀點,來對當地文化及現象進行推論或判斷。因此,在田野工作中,人類學家最常做的就是經由五官來觀察當地人做了些什麼,甚至得跟著當地人一起做、過生活,藉以體會各種思維與行為背後的涵義。

    以過去同事為例,因為研究鄒族和族人生活相處久了獲得信任,而給了鄒名「巴斯亞」;我在進行鄒族的民族生物學調查時也得名「Voyiyu」,意思是像松鼠一樣機靈矯捷。 

    在這次演講中,劉斐玟以自身對「女書」的研究為例,詮釋當年她在不熟悉的文化環境下,如何掌握並適應當地人的思考模式與生活習慣,體會作為人類學家要面對的課題。

    女書是中國大陸湖南省江永縣所發現的文字系統,其特別之處在於僅於婦女之間使用,男性未能識讀,地方誌也未有記載。一般認為,因為過去農村較貧窮,婦女沒有機會受教育,未能識得有「男書」之稱的漢字,讓「女書」得以發展數百年之久。

    然而,何以發展那麼久竟然沒有男權好奇或介入,劉教授認為這是一個尊重的文化,或者也是男人想像的「女人不過説説而已」的心態。

    女書所記錄的,乃使用當地的方言土話,書寫結交姊妹之間的書信以及自傳,也經常用於書寫結婚感言或祝賀詞、當成紀念賀禮的「三朝書」,並具有書帕、扇子等型式。

    在字形上,女書較為纖細、傾斜,同個字既表音也表意,加以近似音還會假借,因此僅需四百餘字即敷使用。女書似七言長詩,用詞優美,用土話唸或唱出來,便成了「女歌」,也成為女書的最大特點。

    為了要了解「女書」這樣獨特、全世界僅有的文字及代表的文化,劉斐玟在1992年前往湖南江永投入田野研究,結識當時女書的唯一傳人陽煥宜,後來認為可能無法在她身上獲得太多資料,輾轉來到鄰近的河淵村,認識了吳龍玉與何豔新,後來更和這二人結拜為姊妹。

    當時何豔新協助翻譯,從當地婦女唱出的女歌中,獲得更多女書的內容與意境。許多女書都是在「訴可憐」,講述自己的苦情,但不是自己寫的,何豔新的外婆過去就專為人代筆,根據對方口述寫一篇情理兼達的女書,唸唱給對方聽,訴可憐的婦女強聞博記而能朗朗上口。這一類的紙本多在該婦女過世時一起下葬,縱使從宋朝就有女書,留下的並不多。

    在我看來,代筆女書的人就像聽取信眾吿解的神父,必須守住一定的倫理規範,同時也積累眾人的苦,何其不易又神聖。

    當時就劉斐玟的理解,包括協助翻譯土話的何豔新等人並無人會寫女書,沒想到當她回到美國繼續完成博士學業時,卻有消息傳出中國大陸出現一位會寫女書的傳人,就是何豔新!這是何其詭異和奇妙的田野狀況。

    經過多次不同談話,才逐漸拼湊出何豔新的來歷,她從小就在外婆教導下學會寫女書,但是外婆的可憐身世、高齡改嫁,讓何豔新在外婆過世後就不再寫女書,甚至連結拜姊妹劉斐玟都未透露。後來,為了幫助吳龍玉製作女書花帶、補貼家用,才讓會寫女書的技能重現。劉斐玟也鼓勵她為外婆寫「訴可憐」,進而創作更多女書作品。

    劉斐玟表示,情感是女書的核心,像何豔新過去曾經封筆,就是因為女書多在「訴可憐」,寫起來相當令人傷心,是一類會「出眼淚」的事。但相對於人類學家,要如何從這樣的情感流露中,真正體會到當地人的感覺,就可說是相當大的挑戰。從一般人不擅面對訪談的口述,到不同時間與空間情境下帶出的片段記憶和互動,都要能夠感受,並透過語言來記錄。

    因此,在田野工作中,也讓她體會到「走出語言、領受機緣」,許多事情只要一轉念,就能從另一個角度進入想要知道的世界,也能幫助我們看待社會的現象與文化。

[本文改寫自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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