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肝病之父-宋瑞樓院士

 
2018/08/06 陳威昌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程     1,994
 
8月6日是中研院院士宋瑞樓博士的百歲冥誕,是一位受過日式傳統醫師教育與吸納美式創新體制後開創台灣肝病研究與治療輝煌時代的偉大人物。

 

宋院士被譽為台灣肝病之父及台灣消化內視鏡之父,出身於新竹醫生世家。父親宋燕貽醫師行醫時親力親為的檢驗與精準的藥劑調配要求,點點滴滴地影響了宋院士往後的行醫與研究生涯,父親以病人為中心的態度及不斷自我充實的求知精神,一直到他年老退休擔任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依然影響著宋院士,每每於醫院晨會時有疑慮,會立刻到病房詢問病人以及抱持「我今天又學到一些新的東西。」的心態。

 

從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宋院士進入了嚮往已久第三內科研究消化系統疾病。當年宋院士的啟蒙老師澤田藤一郎教授在日本時主攻體內解毒機轉及維他命與新陳代謝,來到台北後看到台灣有這麼多的肝病患者,幾乎每五人就有一人得肝病,因為當時所能依靠的只有非常粗淺的肝功能檢驗法-高田反應(Takata test),於是澤田教授把改良肝臟病變診斷的檢驗這項工作交給宋院士,這是宋院士研究生涯的第一份研究工作,也是第一起本土醫師與本土肝病相關之研究,同時,台灣對抗肝炎的序幕也從此拉開。

 

研究期間正逢戰時,由於美軍轟炸台北,實驗所需的電力也因此斷斷續續,若實驗中不幸電力中斷,則整個實驗就必須重新來過。如此辛苦了兩年半後,終於確認肝臟病變引起的血清蛋白質變化與昇汞反應有關,將之命名為「澤田•宋•昇汞反應」,並於1943年時在日本消化疾病學總會上報告。澤田教授於日本終戰後返國,在這期間也奠定了宋院士從病人身上找題目的方針,此項研究也讓宋院士在1951年獲得日本九州大學博士學位。

 

1953年宋院士接受美援到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更進一步進修研習最新的消化道醫學。美式醫學用人為才的最高指導原則與行而學的美式教育方法都深深震撼了接受日式傳統教育的他。留美期間更見識了由Wolf-Schindler醫師使用胃鏡檢查患者,並在回國後購得W.S.式半曲型硬式胃鏡,於1954年做出台灣第一例人體胃部檢查。同年宋院士也使用進修時所購買口徑更細的Vim Silverman肝針進行肝的生組織切片,並且首次證實了台灣有慢性活動性肝炎的存在。數年後,宋院士開始研究由Wroblewsky等發現的GOT與GPT在病毒性肝炎中的比例變化,由於當時台灣肝病患者甚多,進而累積了遠超國外研究時的臨床心得。

 

1965年宋院士建議將GOT與GPT納入捐血篩檢項目以剔除潛在性的病毒性肝炎者血液,由於這項建議讓台灣輸血後得到肝炎的比例降到比美日還低。1972年利用雙向免疫擴散法鑑定血中甲種胎兒蛋白(AEP)可作為早期肝細胞癌偵測,隨後改良用放射線免疫分析法後,陽性率提升至90%。1980年代開始連同門生許金川教授用直線排列即時超音波掃描術尋找早期肝細胞癌的蹤跡,最後連直徑僅有一公分的早期癌症都可以發現。

 

雖然肝癌檢測已發展至此,但弔詭的是,為何已經做到早期發現早期開刀,但肝細胞癌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卻還是不足五成?原因就在於開刀無法根除B肝或C肝病毒,唯有根絕病毒才能抑制肝細胞癌的發生。因此,宋院士在1982年開始連同大弟子陳定信院士成立肝炎防治委員會,並推動全面性B型肝炎疫苗施打,讓下一代免於肝病、肝硬化後肝癌之苦。

 

宋院士於1982年時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成為第一個臨床醫學家從事研究後成果卓越受到肯定者。「以病患為尊」則是宋院士最念茲在茲的身教,宋院士不僅是在肝病研究上審慎嚴謹,在化育英才上則喜歡啟發式教學讓學生動腦思考,課堂上若學生的回答不適當時,並不會責怪學生,反而自責沒有把學生教好。在討論學問上無階級之分,即使師生爭辯也不會生氣,因為對他來說真理是越辯越明。因此,宋院士的門下總共出了三位肝炎研究的院士,即陳定信院士、廖運範院士以及陳定信院士的學生陳培哲院士。

 

除了臨床及學術研究外,宋院士在1994年與學生許金川教授成立了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走出學術界象牙塔,向民眾推廣肝病防治的觀念,教育民眾正確的肝病常識,期望透過大眾衛教和肝炎篩檢,有朝一日可消滅有國病之稱的『肝病』。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從第一起肝病研究到辭世,宋院士奉獻七十年的光陰給台灣,帶給國人醫療品質的提升與改善。他不僅是台灣肝病之父同時也是國際肝炎研究的先驅者,提攜後進也不遺餘力,其以病為尊的仁醫關懷及求知求真的研究精神值得永遠緬懷。

 

(本文由科技部「主題科學傳播」執行團隊撰稿)

責任編輯:郭啟東/國立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