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情的總和

 
2018/11/27 吳美枝 | 特約文字編輯     46
 

趙裕展博士猶記得數不清的幾年前,他剛上小學就在思考未來,有天放學時彷彿天外飛來一個念頭:將來要做個科學家。這個志向至今他仍堅持著,盡一切可能,做出最好的研究成果。時至今日,果然三度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也是該部核定的傑出特約研究員。2012年,趙裕展在科技部與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的再生能源合作計畫中,和Dr. Frances Arnold共同研究、共同發表成果確認纖維酵素蛋白可用電腦程式改造之。當Arnold奪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消息傳來時,他感到與有榮焉,對自己窮盡大半生的科學路,也有了更深的省思與感悟。

 

聯想與創意

 

出生於台南新營、從小就喜歡田間生態及昆蟲的趙裕展,在取得中興大學昆蟲學士學位,服完兵役,並做了三年助教後,便前往美國阿肯色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阿肯色大學是個著重農業的大學,我在那裏學到很多研究及農場實務的技術。那時農學科技仍相當原始,無法做深入的研究。分子生物實驗書籍也頗短缺,做病毒基因的研究非常困難。」但他深深體會農業學者若沒有高深的分生及基因工程的知識與能力,將很難有所突破。於是畢業後,他先後前往冷泉港實驗室及羅徹司特和康乃爾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學的正是當時新興的分子生物學。這種分子生物經歷的優勢,讓他具備了一般農學院畢業生所欠缺的能力。  

 

趙裕展心有所感地說,在沒網路的時代,查閱期刊相當困難,知識技術靠的是口耳相傳。但現在做研究比以前容易多了,透過網路就能檢索到相關的資料。「以前只要分析基因序列就可以得到諾貝爾獎,但現在這種工作廠商就能直接幫你解碼,了無新意 。所以,現在從事研究的思維和作法必須和以前大為不同,發展更有創意,更有嶄新的方法,才能拔得頭籌。」

 

和Dr. Arnold合作的淵源來自科技部和加州理工學院的合作計畫。趙裕展說:「2011年很感謝賀端華院士邀我加入這個計畫。當時Arnold已經是國際蛋白改造的頂尖科學家,和她合作對我們的生質能源計畫大有幫忙。我們參與的是一個大型能源合作計畫,生質能源的部分由王惠鈞、賀端華、余淑美三位院士和我所共同執行。計畫中需用纖維酵素分解纖維素以產生能源,而在分解纖維素的過程中醱酵槽會升溫。但溫度一高,纖維酵素就會失掉其活性,因此此計畫的關鍵為:需要改造出能耐高溫的纖維酵素。當時我們知道Dr. Arnold發展了一種以電腦計算增加蛋白質耐熱的方法,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很感謝Dr. Arnold的技術,也很感謝王、賀、余三位院士及學生群的共同努力,終於完成了纖維酵素耐高溫的改造,Dr. Arnold也和我們共同發表了這個很有意義的成果。」

 

持續的火苗

 

當年,趙裕展學成歸國後,進入台灣很高水準的分子生物研究中心,就是現在的分子生物研究所,當副研究員,但做的卻不是熱門的人體、動物癌症或免疫等研究。「我的研究和農學相關,但這個方向對分子生物領域來說太冷門了,不易在生物、醫學界受肯定。另一方面,我用的研究方法是分子生物技術,又讓農學界的人不太認同,因此,只能自己獨立奮鬥,力爭上游。」他進一步分享,其實研究題目冷門或熱門並非重點,重點是要能「創新」及「領先」,而且創新、領先也要能產生價值。但創新通常只是個小火苗,不像某些已成熟的領域般已是熊熊大火。甚且創新還很難拿到經費,也難找到同領域的學者形成整合型計畫。他認為政府應該更重視創新的研究,並以科技創新在國際上撐開一片藍海的經濟產業。

 

趙裕展坦言,在國際合作方面,他只和Dr. Arnold合作過,而此合作伙伴竟然是諾貝爾獎得主,因此有第一手的經歷及觀察。「大家都知道自然界的生物有演化的現象,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聯想力,能將其應用在研究上。Dr. Arnold援引了自然界的演化概念,讓蛋白質不斷突變,進而找出最耐熱的蛋白質。後來她更藉由電腦輔助加速演化,使能更快更直接得到重組後的耐熱高效蛋白酵素。」趙裕展簡潔的介紹了Dr. Arnold的研究。「諾貝爾獎,很重視原創的發現,也很重視成果的影響力,是否救人很多?是否應用很廣?因此,除科學家作研究應長期全心投入外,政府也需像伯樂提點千里馬般,支持正確的對象,如此這般才能將創意變成重要的成果。」他認為,台灣科學家能否拿到諾貝爾獎,政府完善的補助制度以及正確的政策面擬定,甚至比科學家本身的努力更關鍵。

 

「台灣學界常只重視熱門的研究領域,使台灣一直是國際研究的追隨者;政府應重視獎勵創新,並政策性輔導,讓國人的創新能開花結果,甚至變成國際熱門領域。」趙裕展以日本為例,日本在2001年起,訂下50年拿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18年後,他們已成功獲得了18個諾貝爾獎。「因此國人能否得到諾貝爾獎,國家的認知、決心及政策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然而,台灣的大學及研究機構的研發經費、薪資和世界一流大學相較仍差之甚遠,故成果一直乏善可陳。而政府在研究經費的投入佔GDP的比例也遠不如韓國及日本。此一佔比甚至還遠低於產業自行投入的比例。另外,台灣雖偶有很好的科技成果,但又因法規過時落伍,因此無法進入產業,也使產業競爭力難以提昇。偏偏台灣又是個外貿導向的國家,沒有科技優勢,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將有日漸衰頹的隱憂。」

 

趙裕展做了大半輩子的研究,深知科技部對台灣研究發展的重要性。但他認為現行計畫的申請及程序仍然是科學家很大的負擔。他呼籲政府應該簡化計畫申請的流程,譬如某科學家若10年內一直有獲得計畫補助,就允許他五年內不需再申請,可直接獲得經費,如此騰空下來不需寫計畫的時間就可做很多重要的研究了。這種制度同時也可以讓高度創新的技術萌芽,以免這些幼苗在申請的過程中被誤為莠草而早夭。

 

此外,再過幾年就「必須」退休的趙裕展,對研究的熱情仍持續升溫,他感嘆很多台灣頂尖的科學家在65歲,頂多70歲一定得退休。由於台灣沒有很好的傳承制度,像很多國家有講座制,傳承管道暢通,因此他擔心退休後的教授,一輩子累積的知識終需歸零、極珍貴的技術也只好拋棄。其實美國並沒有退休制,只要有能力和體力,年紀再大都能繼續工作,終能完成巨大的創作,或許這也是台灣拿不到諾貝爾獎的原因之一吧。

 

時代的挑戰

 

「國際合作對台灣很重要,很多重要的技術與材料需要從外國取得。國際合作也是推廣創新的重要途徑,國際認可也會增加國內推廣的信心。」現階段,趙裕展正在申請和其他國家合作流感病毒的檢測,因為流感病毒是跨國的流行病,需要有跨國的材料及合作者。「年輕時,我覺得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很重要。工作多年後,覺得應該要力爭上游,多發表報告爭取經費,做一個人人欽羨的科學家。現在,我年紀更大了,覺得不用在乎他人是否欽羨,人生應有突破性的觀點,並不計譭譽將之完成,盡最大的力量做出可以對全人類有益的成果。」

 

「這個時代對台灣年輕人的考驗是很嚴酷的。以前有冷戰,越南、韓國也有區域性戰爭,很多國家相較於台灣是落後的,所以國內的競爭沒這麼激烈。但現在亞洲各國、蘇俄、東歐都覺醒了,年輕人一下子要面對爆增的數十億競爭者。」因此趙裕展呼籲政府要創造一個更適合研發的環境,除了增加投入的經費、科研審查制度也要改革,更要創造科技進入產業的法規及環境,以及退休後技術、材料的傳承等等。「法規先行於科技則國強;法規並行於科技則國弱;法規後行於科技則國亡。」他期盼台灣能有一片更適合科學家翱翔的天空,心裡也很清楚改革和改變是很困難的,但他深信只要人人都有「讓台灣更好」的決心,這種改變將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