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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七月葉赫森、北里柴三郎公布黑死病病原
科學家研究的客觀世界,最大的污染源還是人事糾葛。北里柴三郎與葉赫森一八九四年為黑死病研究在香港相見的時候,其實腹背受敵;最後北里桿菌死,葉赫森菌生,也許是非戰之罪罷。
 
 
 
香港是好幾次世界疫情的起點,最早的一次,就是一八九四年的黑死病。其實一八九○年代初,中國雲南就傳出了疫情,但是一直沒有系統的報導。一八九四年春天,廣東也傳出疫情,令香港殖民地官員相當緊張。

黑死病令人膽寒,倒不只是因為它的死亡率高達80%,而是歷史事實。就算不談六百年前的往事,六十年前由亞歷山卓蔓延至開羅的疫情(1834-1835),就死了三萬兩千人,開羅的法國醫師死亡逾半。於是香港公立醫院的代理主管勞森醫師(James A. Lowson, 1866-1937)前往廣州打聽,哪裡知道他才踏上歸途,香港已有死亡病例等著他。

一八九四年五月八日星期一,勞森回到香港,晚上他還上過俱樂部。可是凌晨一時,他就在一位病人身上發現明顯的黑死病病徵–頸子、鼠蹊的淋巴結腫大。星期三,香港《士蔑新聞》(Hong Kong Telegraph)在頭版宣布,太平山華人區出現了一種「致死疾病」。星期四,《香港孖刺沙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報導,在過去兩天中,華人區死者已達40人。

勞森追蹤病源,到了中醫的東華醫院,發現大約有20個病人得的是黑死病,全已發病,而且病情嚴重。他大罵醫院沒有及早診斷出來,造成危及整個香港的疫情。他對港府公衛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是:強迫隔離病人;強行對華人區全面消毒,包括進入住宅搜索,消除髒亂;死者屍體立即覆蓋一層厚厚的石灰埋了。防疫行動一遇抵抗、阻撓,就動用軍隊,必要時醫師佩槍值勤。

東華醫院位於太平山麓,在以髒亂聞名的華人區裡。英國殖民機構早就知道華人區的情況,一八八二年倫敦的公共工程專家前往調查,建議全面而澈底地改善當地的衛生設施,他警告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我相信,我的建議若蒙採納,大眾健康會立即改善,用不著瘟疫強迫我們承認其中的道理。

一開始,香港的統治階層並不願意相信黑死病正在香港蔓延。公衛委員會主席使用了各種字眼來討論這種疾病,就是不願意使用英文中通常指涉黑死病的plague。「否認」似乎是防疫史上的通例。最極端的例子就是,一六三○年米蘭西北的一個小城,有位醫師因為宣布發現黑死病病例,遭到群眾的制裁–給打死了。

當時香港總督正在日本度假,五月十五日才返港。疫情越來越嚴重,每天出現的新病例高達一百人。華人對於洋人的防疫措施不能理解,也無法忍受,無稽的流言越傳越離譜,許多人驚惶地返回大陸。世界各地的客貨輪也儘可能不停靠香港。香港突然成了孤島。於是港督向國際社會求助,各國使節都將消息傳回母國。

這時,細菌學的黃金時代剛揭幕,「微生物致病說」正在醫界竄起。對於黑死病的病因,從來就眾說紛紜,這次疫情正是驗證「微生物致病說」的良機。

日本政府的反應最快,內務省派出知名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等六人,六月十二日抵達香港,受到勞森醫師熱烈接待。同時,巴黎巴斯德研究所訓練出來的葉赫森醫師(Alexandre Yersin, 1863-1943)代表法國,從越南西貢上船,十五日趕到香港。

結果,北里與葉赫森都自認為找到了黑死病菌,在細菌學史上製造了一段公案,因為他們都認為對方發現的是不相干的細菌。

北里柴三郎

北里柴三郎(1852-1931)當時已是世界級的細菌學大師。一八八三年,他從東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先到內務省衛生局服務,再於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以公費赴德國留學,到柏林的科霍(Robert Koch, 1843-1910)研究所學習細菌學。

一八八九年是奠定北里聲名的一年。這一年他成功地培養出了破傷風菌,指出這種細菌是厭氧菌,再研發出治療破傷風的抗毒素。

一八九○年八月,科霍發表他對結核病治療方式的研究報告,並在十月寫信給日本內務省,要求准許北里繼續待在柏林與他共同研究一年。

一八九一年夏天,北里的結核病研究告一段落,日本政府派他赴倫敦參加第四屆世界公衛大會。他回到柏林,準備回國時,內務省又訓令他順道考察各國公衛措施。一路上,英國劍橋大學、美國賓州大學都想聘請他,他以身受國家栽培為理由婉拒了。此外,德國政府還頒發了教授證書給他,那是第一張頒給外國人的教授證書。

一八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北里心中懷抱著各種研究計畫在橫濱登岸,回到祖國,以為立刻就有機會施展所學——北里想要政府為他建一個研究實驗室。可是,他的期望落空了,他一直沒有受到重用,原來北里得罪了他在東京大學醫學院的「恩師」緒方正規(1853-1919)。

腳氣病菌爭論

緒方正規與北里可說出自同門,都由熊本醫學校的荷蘭醫師曼斯菲德(Dr. van Mansveldt)啟蒙。一八八○年,緒方正規自東京大學醫學院畢業,以公費留學德國,一八八五年初回東大擔任衛生學(包括公衛與細菌學)講師,成為日本現代衛生學之父,也是北里的細菌學啟蒙師。這一年四月,緒方正規宣布發現了腳氣病菌。

當時腳氣病是一種困擾日本人的疾病。所謂「腳氣」,不是「香港腳」之類的黴菌感染。患了腳氣病的人,一開始兩腳麻木,行動不便,然後病情逐漸蔓延到上肢,甚至會因心臟症狀而死。

日本自江戶時代起,腳氣就是醫界關心的疾病。在日本海軍中,腳氣病是影響戰力的重要因素。由於日本皇族也有人死於腳氣病,天皇主張設立公立的專門醫院進行研究,並破例資助。明治十一年(1878),陸軍、東大醫學院、漢醫界、西醫界的要人籌建了腳氣病院,但是無論研究還是治療都沒有產生具體成果。一八八二年七月,朝鮮漢城發生反日事變,日本以護僑為名出兵,日本海軍與中國北洋艦隊對峙。日本海軍因而對戰力極為憂慮:「不解決腳氣病的問題,日本海軍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一八八四年,主管海軍醫療事務的高木兼寬懷疑飲食是導致腳氣病的關鍵,主張改變海軍「兵食」,以實物發放,要旨是以麵包、煉乳代替米飯,結果海軍的腳氣病問題立即改善了。

可是對於相信「細菌致病說」的人而言,高木兼寬對腳氣病並沒有提出病理的說明。緒方正規認為自己找到了腳氣病的病原。

一八八九年,正在德國的北里發表論文,批判緒方的腳氣病菌說,指出緒方無法證明他所發現的細菌就是腳氣病的致病原。這篇論文引起日本醫界物議,認為北里背叛師門。北里反駁的辯詞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按,荷蘭醫師艾克曼(Christiaan Eijkman, 1858-1930)發現腳氣病是以精白米為主食導致的「維生素B缺乏症」,得到一九二九年諾貝爾生醫獎。)

私立傳染病研究所

北里「叛師」的後果是,他自五月底回到日本後,直到十一月十八日才回到內務省,從原來的職位(技佐)晉升至「技正」。也就是說,他在國外贏得的聲名,對他在國內的發展並沒有幫助,回國將近半年都沒有正式的工作。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北里在福澤諭吉的支持下,決定出任剛成立的私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

一八九四年日本派往香港的團隊其實包括了兩組人馬,東大醫學院派出教授青山胤通與助理宮本叔(東大組),北里代表傳研所,帶著高木兼寬賞識的海軍軍醫石神亨當助理(傳研組)。

他們六月十二日抵達香港,第二天視察醫院,第三天展開研究工作,解剖病人屍體。北里立即從病人血液中檢驗出一種過去醫界不知道的桿菌,認為那就是黑死病的病原。六月十五日,勞森醫師將這個消息通知了倫敦的醫學期刊《刺絡針》(Lancet),而葉赫森這時才抵達香港。

葉赫森

葉赫森出生於瑞士,母語是法語,德語不太靈光。一八八五年,他到巴黎念醫學院,在解剖一位狂犬病病人的屍體時,不慎割傷自己。巴斯德研究所的羅克斯(Emile Roux, 1853-1933)以新的疫苗救了他,他就跟著羅克斯做研究。一八八六年,他與羅克斯發現了白喉菌的外毒素。葉赫森還到柏林的科霍研究所做過兩個月研究,不過沒有與北里結識。

一八九○年,葉赫森突然離開巴黎,在東南亞做了一年船醫,然後到法屬越南殖民地擔任醫生,並積極從事探險,測繪地圖。香港爆發疫情後,葉赫森向越南總督要求到香港研究,總督堅持要得到巴黎的許可。他就請友人協助,向法國外交部直接提出請求。最後,巴斯德研究所給了他官方研究員的身分,派他到香港去。

六月十六日,葉赫森拜訪勞森醫師,勞森並不起勁。對他來說,北里才是大人物,而葉赫森名不見經傳,何況勞森認為北里已經找到黑死病菌了。葉赫森聽說這個消息後,不免失望。但是,他隨勞森去拜訪北里在醫院裡設立的實驗室之後,新的希望卻油然而生。

因為葉赫森一進門就覺得日本人的行為難以理解–他們正在解剖屍體,採取內臟標本。為什麼日本人不觀察腫大的淋巴結?從顯而易見的「病灶」(出現病變的部位)入手,研究疾病的病理,是西方病理解剖的基本原則,難道日本人不知道嗎?

勞森不僅沒有熱心接待葉赫森,甚至連必要的工作空間都不願提供,還不准葉赫森解剖病人屍體。葉赫森觀察病人的血液標本,根本看不見任何北里所謂的「瘟疫桿菌」。六月二十日,香港《德臣西報》(China Mail)刊出訪問北里與青山的長篇報導,對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大加揄揚。葉赫森決定採取非常手段:他賄賂看守太平間的英軍,從屍體上取得腫大的淋巴結標本。這次他終於觀察到了大量細菌,與病人的血液標本完全不同。

然後葉赫森找法國領事出面,向港督要求解剖病人屍體。六月二十三日,他取得了正式公文,每兩具屍體他可以解剖一具。

誰先發現

北里柴三郎的第一份正式報告,七月七日由香港寄出,倫敦的《刺絡針》八月二十五日刊出。葉赫森的報告,七月三十日由羅克斯在巴黎的國家科學院宣讀。他們兩人都認為對方發現的細菌不是黑死病菌。

一八九五年,青山胤通公開指出,北里發現的細菌,形態與葉赫森描述的不同,而且有一部分呈現格蘭氏陽性反應,葉赫森發現的細菌卻是格蘭氏陰性的。

一八九七年,緒方正規指出:臺灣黑死病人腫大淋巴結中的細菌,與北里描述的非常不同,而與葉赫森描述的相同。他還指出,北里在東京醫學會演講,說他發現的細菌與葉赫森發現的不同。緒方自己的研究經驗是:很難以病人血液培養黑死病菌,往往發現的是其他的細菌。他還提到,在兩個急性病人血液中找到的細菌很像肺炎球菌。

一八九九年,黑死病傳入日本,越來越多日本學者有了第一手研究經驗,因此北里與葉赫森發現的細菌,差異越來越明顯,北里不得不承認他有錯。

海軍軍醫矢部一九○○年發表文章,指出(一)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北里在神戶承認,葉赫森發現的細菌才是黑死病菌;(二)病情發展到敗血階段後,在病人血液中兩種細菌都能找到;(三)北里認為,黑死病的病理,他發現的細菌可能也參了一腳。矢部還說,北里說他在病人腫大的淋巴結裡也找到了葉赫森菌,但是認為敗血中的細菌才是造成黑死病病理的微生物。

一九五五年,緒方正規的兒子發表文章,指出一八九九年北里與他父親討論鼠疫病原時,承認葉赫森發現的細菌才是引起黑死病的細菌,他自己發現的則是與黑死病病理有關的細菌。

至於北里自己的說法,有兩份資料可以參考。一九○○年,石神亨的黑死病教科書,由北里校訂過,其中寫道:葉赫森發現的細菌是黑死病病原,但是這種細菌侵入血液中之後會變形,並成為格蘭氏陽性細菌。

一九○一年,北里與助手中川合寫的一篇文章說道:黑死病菌是桿菌,但是這種桿菌在腫大的淋巴結裡發現得最多,在肺、心、腦、脊髓中,牠們往往看來像球菌。在培養基生長的菌落,以球菌形為主。但是仔細觀察後,就會發現牠們是串接在一起的桿菌,而不是球菌團;在血清中培養的,呈典型桿菌狀。這種細菌是格蘭氏陽性菌。

可是,葉赫森一開始就明白地報告:他發現的細菌是格蘭氏陰性的。

判決

一八九六年,臺灣安平爆發黑死病。年底,緒方正規應邀到臺灣研究,在臺北小南門外設立研究室。一八九七年初,他發現人、鼠均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染病菌。一八九八年,巴斯德研究所的席蒙(Paul Louis Simond, 1858-1947)到印度孟買研究黑死病,以實驗證實了跳蚤是病菌傳播者。從此,黑死病又稱為鼠疫。

現在鼠疫菌的學名,既不是北里的「鼠疫桿菌」,也不是葉赫森的「巴斯德鼠疫菌」或勞森的「北里桿菌」,而是「葉赫森屬鼠疫種」(Yersinia pestis),簡稱葉赫森菌。

那麼,北里柴三郎發現的細菌究竟是打哪兒來的,他真的搞錯了嗎?根據細菌學者的意見,北里的第一篇正式報告大體而言是正確的,最引人矚目的問題出在他說「鼠疫菌有一些呈格蘭氏陽性反應」,不免讓人對於他的正確描述也看輕了。

此外,他打從一開始就駁斥葉赫森的發現,令人非得在他與葉赫森之間選邊站不可。細菌學者推測他後來研究的菌株可能遭受過污染,因此他觀察到的細菌,與葉赫森菌的差異很大,使他更能振振有辭地批判葉赫森。

北里發現自己犯了錯之後,卻不願公開承認,則是因為他的傳染病研究所已與東大醫學院誓不兩立(緒方正規、青山胤通先後擔任過東大醫學院院長),雙雙捲入內務省與文部省爭奪公衛、防疫政策主導權的鬥爭。北里必須維護他的聲名,不讓政敵抓到把柄。他回日本後,沒有繼續研究鼠疫,也許就是他唯恐必須正式認錯吧。

不過,北里的第一篇正式報告只有北里一人署名,而不是整個團隊。這是一條重要的線索,可以說明北里為何一開始就犯了錯:或許,北里一開始就在與「東大組」別苗頭。整個事件後來的發展,都可以放在這個鬥爭的脈絡裡理解。

科學家研究的客觀世界,最大的污染源還是人事糾葛。北里柴三郎在香港與葉赫森相見的時候,其實腹背受敵;最後北里桿菌死,葉赫森菌生,也許是非戰之罪罷。

科學史上的這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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