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劉紹華的微觀與巨觀

 
2013/11/11 吳美枝 | 特約文字編輯
王鵬程 | 攝影
劉老師經常向學生強調不要用二元對立的方式去看世界,因為這個世界很複雜,如果用二元對立的觀點去看,就看不到這個複雜了。(圖片來源:王鵬程)
  • 劉老師經常向學生強調不要用二元對立的方式去看世界,因為這個世界很複雜,如果用二元對立的觀點去看,就看不到這個複雜了。(圖片來源:王鵬程)
 
如果眼前有顆大石頭,你是否有把它翻過來,看看下面藏著什麼的欲望?中研院的劉紹華老師笑說:「我就是那個會把石頭翻過來的人!」儘管預知會被驚嚇,心裡也充滿害怕,但是,還是做了。「因為實在很好奇,不是不怕,而是真的想知道。」因為「真的想知道」的好奇心,劉老師涉足了別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研究領域,包括吸毒、愛滋病、痲瘋病,而她的人生也承載了許多難以言喻的體驗與故事。
      
 好奇心殺死一隻貓   
 
「有句俗諺說:『Curiosity killed the cat』,我就是那隻貓。」成長於中和眷村的劉老師笑說自己從小就像小男生,充滿好奇心,膽子也比較大。「我對所有會動的有機生物特別感興趣。還記得初中的生物老師常在假日找我出去玩,我們最常去植物園撈水螅。」原本以為日後會朝生物發展,卻因「好奇心」被扼殺,劉老師的人生暫時和自己喜愛的事物背道而馳。
 
「高一時,因為喜歡生物,自己找參考書來讀。有次讀到不懂的東西,就在課堂上舉手問老師,希望他能解惑。不料,老師非但沒回答問題,還用整堂課的時間來怒斥我怎麼不讀教科書就好,看什麼參考書……當下我很震驚,生物也開始一落千丈,導致我後來去讀文科。」劉老師感嘆臺灣以前那種以教科書為導向的填鴨式教育,很容易磨掉學生的好奇心跟探索力。上了大學,劉老師不僅沒讀自己真正感興趣的生物,還念了和性向南轅北轍的企管系。
 
「純粹是被哥哥的朋友慫恿,就填了企管系。但我對利潤、管理這些東西真的沒興趣,也念不好。所以,大學都在『學運社』啃讀馬克斯、韋伯、涂爾幹,那是自己真的感興趣的。」後來,劉老師終能依照自己的興趣,前往清華大學就讀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並展開為弱勢發聲的生命旅程。「我是反對資本主義,不過,是反它對弱勢帶來的傷害,並不覺得資本主義是全惡。」
 
當年企管系的經歷,讓劉老師能用多重視角去看待資本主義裡面的人。「某種程度,我清楚知道資本主義背後的邏輯,不會在沒有接觸的情況下,直接把他們想像成假想敵,更不願用二分法的方式看待問題。事實上,他們做的事,也在造福社會,而我們也都在享受資本主義帶來的好處。只是,他們用的邏輯、思考跟我不一樣,但那不表示他們都是惡魔。」帶著這份融合企管學與人類學的理解與尊重,劉老師結束了研究所歷程,並踏上一條很不一樣的道路。
 
 現實的磨難與啓發  
 
1996年,劉老師接下《香港明報》駐台特派記者的工作。「臺灣的三大刑案,包括白曉燕、劉邦友、彭婉如,全被我碰上,還有大園空難。」劉老師說:「每個事件都有很大的衝擊。還記得大園空難發生後,我是在半夜三點多被通知去跑新聞,當時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攝影記者大哥心腸好,在電話裡提醒我要穿能扔的衣服、雨鞋,備好換穿的衣服。任務結束後,回家要過火、吃麵線……」攝影大哥的耳提面命,預示了任務的艱巨,劉老師很清楚自己不能說「不」。
 
「記者是一份任務導向的工作,你知道任務再怎麼困難、再怎麼可怕,還是要去面對。長期被要求的情況下,讓我後來有能力去面對挑戰性比較高的學術研究。譬如去柬埔寨、中國邊疆地帶,都能理性地解決研究過程中遭遇的所有困難與挑戰。我想這和記者的訓練有很大關係,就是任務導向,無法因為害怕而放棄不做。」此外,劉老師在記者生涯中也學到了「捕捉意義」的能力。
 
「和本地記者不同的是,明報記者偏向外電性質,對臺灣的報導,有兩種呈現面向上的要求,一種是要達到國家層面重要性的新聞,另一種是本地的新聞,但必須有特色。現在回想起來,我受惠於記者時期的觀點很多。學術研究也是一樣,必須超脫出你的研究對象本身比較微觀的層面,提出一個較宏觀的意義,又必須把微觀的、具體的研究對象的特性給提出來。經過記者的訓練後,我現在抓這種意義的能力比較明顯,也比較快。」
 
然而,更早之前的人類學訓練,是不是也對記者工作有所啓迪?劉老師坦言已不知是蛋生雞、還是雞生蛋,但她確實喜歡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看這個世界。「人類學是從很多不同面向,嘗試去理解某個特定的人、事、物在一個特定情境下的位置。這個情境可從多方面去理解,包含生態系統、自然條件、生計環境、親屬關係、宗教宇宙觀、政治經濟等全面性脈絡,是一個很複雜的理解。」所以,當劉老師以記者之姿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後,她也很願意走回自己的人類學領域。
 
 縮放自如作研究  
 
1998年,劉老師放下記者工作,前往柬埔寨參與國際發展工作,主要負責教育及衛生發展計畫。「當時柬埔寨剛發生內戰,也和臺灣斷交。克服困難、完成任務,這種生命的鍛鍊還是在延續,只是挑戰更大,畢竟不在自己的國家。當時除了面臨語言、文化的衝擊,也目睹貧窮、社會不公、國際之間強烈不平等發展、權力與勢力的流動等等,而我清楚意識到,自己的知識跟分析能耐,已不太能解釋我所看到的事情,所以決定再深造。」
 
而後,劉老師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醫學系人類學組攻讀博士。她笑說:「到頭來還是走回生物、醫療,和科學有關的領域,骨子裡還是對自然的東西有興趣。」就在博士學程中,劉老師前往中國,進入海洛因與愛滋病肆虐的偏遠山區,花了10年的時間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與研究,最終以《我的涼山兄弟》這本著作為彝族翻案。「我想讓社會知道,這個被高度歧視、污名化的族群,今天走到這局面,有很多結構性的原因,對於他們的處境,我們也是有責任的。」
 
翻開許多沈重的大石頭後,劉老師已是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學者。她說:「任何事情,真的要做得好,是要付出代價的。從事人類學研究,必須專注、忍受寂寞。因為,好的人類學研究需要漫長的時間,如果對自己的研究主題不是真有熱誠,其實撐不久。除了專注、熱誠,還要有開放性。若無開放性,這樣鑽下去,就會鑽到自己的世界,見樹不見林。而這種開放性與彈性,其實是最困難的,也是最關鍵的,畢竟作研究要能夠縮放自如。」
 
「人類學研究是用長時間貼近研究對象比較微觀的東西,而『意義』又不能只在微觀的層面上呈現,必須達到巨觀層面,所以這兩者間來回交錯、縮放的能耐其實是關鍵。」劉老師說:「大部分研究沒做好,常是微觀、巨觀間的來回縮放功夫沒做好。而要做好縮放功夫,得有自覺能力。自覺不高的人,很容易耽溺在眼前已發展出來的眼光。所以,要用非常自覺的眼光,去看自己或批評自己正在做的東西,也就是說,你和自己的距離也要能縮放,不能太耽溺、太執著,保持開放性,新的東西才會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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