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與產業的橋梁–高醫大鄭添祿教授

 
2015/11/30 江欣怡 | 特約文字編輯
林茂榮 | 攝影
「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解決生命上的問題。」是鄭教授的座右銘。
  • 「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解決生命上的問題。」是鄭教授的座右銘。
 
「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解決生命中的問題。」這是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鄭添祿特聘教授的座右銘。學者出身的他並不自滿於實驗室內的成就,更重視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市場需求,他體會到研究不應只專注於發表論文,更應重視專利的申請與推廣,讓研究成果能技轉並走向臨床,最終對人類產生貢獻,這就是鄭教授一直以來帶領著學生團隊齊心努力的唯一目標。
 
研究所期間體會到研究樂趣

鄭教授大學時念的是醫學技術,但他卻鍾情於做檢測試劑,「到醫院實習時,發現醫院流程都是標準程序(SOP),我對此不感興趣,反而發現自己喜歡研發,尤其八0年代驗孕片被開發出來,當時最簡單的檢測方法就是用抗體,所以才去考國防大學微生物免疫所,希望以抗體方式開發檢測試劑。」他說。
 
人生之路總是處處驚喜,鄭教授在走入微生物免疫領域後,因緣際會的在博士班時跟著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美籍研究員羅傅倫(Steve Roffler)教授做抗體研究,「中研院非教育單位,無法發證書給學生,卻必須吸收優秀人才作研究,於是和國防大學策略聯盟,由學校派學生到中研院學習。」他說。藉由這個難得的機會讓鄭教授得以師承擁有最佳軟硬體設備的中研院名師羅傅倫教授門下,並於六年後獲得生命科學所博士。
 
「羅傅倫教授的研究觀念很清楚,尤其非常重視控制組設計,他說沒有做好控制設計的實驗就和垃圾沒兩樣,這種觀念讓我受益頗大。」他說,「老師做研究就像打電動一樣,學生有若是他的棋子,他會和學生討論要怎樣才能獲勝,因此每過一關學生就會有很強烈的成就感。」
 
不只如此,羅傅倫教授還強調研究一定要和當前亟待解決的醫療問題做結合,並且絕不重複別人做過的研究,「所以我在博士和博士後時期,體會到做研究必須要能解決生命上的問題、符合市場需求,更重要的是,因為生技進步非常快,抗體藥商機又很大,要做就得搶第一名。」鄭教授說,在明師的指導下,他體會到埋首於解決問題、進行實驗的研究樂趣,也形塑出嚴謹的研究精神與價值,「做研究是要解決科學問題,也要能貢獻於全世界,並非只為生產論文,但台灣許多生技研究人才埋頭研究卻未受過專利訓練,這是很大的盲點。」他語帶遺憾地說。
 
轉進高醫大一心走自己的路

之所以會重視將研究成果「產業化」,是因鄭教授在中研院期間完成了Anti-PEG第一、二代的研究,從技轉分紅再加上年薪,他每年都能拿到很不錯的薪資,不過,鄭教授並不滿足於只待在別人主導的研究室,「我有很多想法,也想建立自己的實驗室,更希望能像羅傅倫教授一樣帶領學生玩研究,享受那種在知識天空翱翔的樂趣。」這個念頭讓他義無反顧地離開安穩的中研院生涯轉到高醫大。
 
像這種要當家作主的心態曾數次發生在鄭教授的人生抉擇點上,過去在念醫技時,雖有機會到醫院任何一科實習,但他觀察到台灣醫生權力較大,即便日後有機會在醫院工作,充其量也只是儀器操作員,不可能掌握到判讀的機會,因而決定另尋其他醫學生物領域上的機會。
 
離開中研院後的挑戰也是如此,當鄭教授進入高醫大擔任助理教授時,看到學校提供的設備資源相當有限,甚至三位老師還得共用一台電腦,當時他馬上積極解決問題,首先,他先爭取到系上公共實驗室轉角處約三公尺長的邊桌當成研究基地,並以最快速度申請了國科會計畫。
 
不過,有了國科會計畫系上卻沒研究生,於是鄭教授開始訓練大二學生做研究,甚至在暑假時把學生帶到中研院進行種子團隊培訓,直到後來校方成立研究所。由此,鄭教授建立起由博士班學生帶領研究團隊的模式,並以讀書分享會讓每位學生各自分享內容,讓參與者能「集體學習」,也利用開會討論方式讓老師或領頭者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我們實驗室採取的是師徒制,只要學生有興趣、願意吃苦耐勞、也願意和大家討論,我們就會將一身本領傾囊教給大家。」鄭教授說,他訓練博士班學生帶頭領導,再由這些領頭者訓練下面的學生,也因此,鄭教授從剛進高醫大只有兩、三位學生的草創期,到如今已建立起擁有十組共六十人的研究團隊,手上進行的研究題目更高達七十個以上,極為驚人。
 
從追求論文發表到真正貢獻人類

另一方面,由於鄭教授在中研院時已有技轉的經驗,進入高醫大後,也誤打誤撞接下創新生物醫學育成中心,並從組長、產學推動中心主任,一直到目前接掌產學營運處產學長一職,「我們研究初期的專利佈局能力很差,經由和國外廠商多次交手吃虧後,才了解專利的真正屬性,並發現專利的重要性。」他說。
 
因此,鄭教授要求研究生每天至少得待在實驗室十小時以上,同時還要求學生重視專利,得去上課取得認證。不僅如此,在校內接下創業課程的鄭教授也秉承著「創業是學術最好實踐」的信念,鼓勵學生參加創業競賽,團隊更從南到北征戰全台灣,不僅是競賽中的常勝軍,甚至有學生還打算明年成立公司。
 
「台灣大多數生技人才都把好東西發表光了,但發表後的東西就不能申請專利,當然也就不能貢獻於世界。」鄭教授說。由於一個研究要完成臨床階段才能上市,但在臨床階段內,業者得投資大筆資金還不見得成功,因此,每個研究都應有專利保護才能吸引廠商投資,也才能進入臨床實驗並在未來造福患者。
 
鄭教授從一個原本單純的研究者,因緣際會地走向產業化的道路,過程中他慢慢改變自我的思維模式,也帶動學生做研究的觀念,終至成為研究和產業之間的重要橋樑。「由於家裡務農,從小就得幫忙種田,所以我很能吃苦,再加上學生時代練過柔道,柔道競技教會我即便被對手拿到五個『有效』,但只要能將對手摔個『一勝』還是能贏,所以,我學會了『永不放棄』的信念。」鄭教授說。
 
這種精神讓鄭教授在研究路上披荊斬棘,不僅開發出可定量任何PEG-藥物的Anti-PEG abs抗體材料達157件,而創新的抗體鎖(Hinge)發明也獨步全球,可讓抗體在疾病處活化,有效降低患者服藥時的副作用,技轉金額更創下台灣生技藥物技轉新紀錄。「以前追求的成就感來自於論文的高點數,後來發現做研究的人若不懂專利,做出的成果對人類的好處就有限,所以現在我希望我的研究有一天能進入臨床實驗、真正有產業應用。」一向不滿足只待在舒適圈的鄭教授,對於未來信心滿滿地發下期待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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