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雖晚但累積更多–陳培豐的崎嶇學術路

 
2015/06/23 江欣怡 | 特約文字編輯
林茂榮 | 攝影     7,295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培豐從一個台灣專科畢業生,到獲得東京大學博士的學思歷程,以「學非所用」、「柳暗花明」,甚至「迂迴曲折」、「不務正業」都足以形容。因為到日本念大學前的他不但做過5個工作,還曾在唱片圈打滾5年,是1980年代台灣知名的詞曲創作者。而一次到東京遊玩的機緣,促使他決定留下來以32歲高齡申請進入早稻田大學的大學部,其後甚至在40歲時才得以進入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班。
 
因為這樣的經歷,讓陳培豐日後成為非典型從學士直攻碩博士的研究者,利用自己與生俱來的論述能力,在不同領域汲取養分,成為他進行跨領域研究時的重要基礎,「我的念書生涯一言以蔽之:『看似偶然,也是必然』。」陳培豐說。
 
懵懵懂懂走上學術之路
 
生長在人文薈萃、商業繁華卻也是三教九流聚集的艋舺地區,陳培豐從小目睹形形色色的社會百態,視野的開放孕育了他對社會人文的關懷,「我是台灣初中聯考的最後一屆,那時因為考差了,人一度很灰色,不知道自己以後要做什麼。」他回憶道。後來考上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現為真理大學)的工業管理科,在淡水的海風與同學薰陶下,逐漸走出陰霾,「當時雖然對社會抱持著某種使命感,也訂《大學雜誌》來看,但即便上了歷史課,還是有聽沒有懂。在離開台灣時,我的腦中幾乎不存在『歴史』這兩個字」,陳培豐如此說。
 
畢業後,陳培豐並未走上從商之路,反而考進唱片公司,「我完全不會樂理,連五線譜都不會看,但在5題考題中(當中有1題是樂理)只靠著4題論述題打敗一堆人,進去後自己摸索學會作詞作曲。」他說。著名歌手蔡幸娟唱的《中國娃娃》就是由他作詞作曲,如今還有許多人琅琅上口。
 
「很多人以為我的人生就像是日本人所說的『一發屋』,第1次上場且打一次就是滿壘全壘打,儘管只做過一次的事情,也都有很好的結果。」除了寫出膾炙人口的歌曲外,陳培豐在留學日本期間寫過的人生唯一一篇小說〈歐多桑的時代〉,拿到第14屆時報文學獎,還被當時文學界的前輩鼓勵應走上小說家的道路。且他的博士論文也在因緣際會的情況下改寫出版《「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一書,直到現在已出版了10年,仍是台、日學界相關領域的經典之作。
 
這看似令人艷羨、好像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幸運過程,其實卻是陳培豐走在鋼索上、一路不斷堅持的人生賭注。
 
「其實我是個逢考必敗的學生,得以在日本獲得重生之路,乃是因為當時日本大學的入學考題中有比較多申論題,我才能幸運地進入大學。但進大學念社會學,我還是渾渾噩噩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直到大四語文能力大幅增長,才有點開竅。」大學畢業後,面對正處泡沫經濟的日本,陳培豐在就業和回國的選擇間徬徨,最後接受曾在出版社打工的上司之建議決定進入學術界,並選擇了縈繞心中的台灣史研究。然而,在缺乏知識累積的情況下,考了二次才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院日本語日本文化研究所。
 
人生經歷累積研究能量
 
「很多事情我都經歷了兩次,碩博士入學考試考了兩次,碩博士論文寫了兩本,連回國之後的升等也都歷經了兩次。」他說。進入研究所時,陳培豐歷經許多孤獨與試煉,由於政治的影響,在日本很少有人研究台灣,碩士班時期他想做台灣研究,卻苦於找不到指導老師,後來又因老師病逝而成為學術界的「人球」。
 
獲得碩士學位後,感到走投無路的他只好轉考東大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科的博士班。不過,投考第1次的面試,他雖然回答不出任何問題,卻頓悟出什麼是研究、一流學者的問題思考方式。因此落榜後,他跑到日本著名政治學者、也是後來的指導教授若林正丈的課堂旁聽,重新花了1年時間又寫了1本碩士論文,才再以這本講國體論的論文向東大叩關成功。
 
進入博士班後,東大菁英教育式的學習環境與指導老師的嚴格要求讓40歲的陳培豐壓力重重,且那時還沒學會「學術語言」―不是天花亂墜,而是要有充分證據,但缺乏精確論述能力的他也總是在上課時被「釘」得很慘,每次的討論對他來說如坐針氈、度「分」如年,所以一下了課,他就往人最多的澀谷去,試圖在人群中沖散菁英世界的壓力,並撫平自己在學業上的挫折。
 
想當然爾,他第1次寫完的博士論文也是被老師狠狠退回,但在論文被退回的那一刻,經過開釋的他突然撥雲見日、豁然開朗,開始知道自己在研究上出了哪些問題,又應該採用怎樣的研究方法解決。其後的一年半內,他接受老師的建議,將研究焦點從日本移轉到台灣,重新建構脈絡、找資料,一年半後,他拿出1本讓若林正丈感到滿意的論文。「架構、問題意識、辯證方式若是對的,就跟拼圖一樣,接下來你就很清楚自己要往哪個方向走。」他說。
 
拿到博士學位回台後,沒有人脈的陳培豐兩年多找不到工作。而後,成功大學要成立台灣文學系,專研台灣史、也有文學創作經驗的陳培豐才在近五十歲時拿到人生第1個教職。「在東京念書時受了很多苦,但那段期間也是我最認真面對自己工作與人生的時候,回台後卻又因為這些認真努力都不管用,一度想放棄,還好有了成大的這個機緣。」他說。然而,陳培豐進行的「國語同化」研究雖台、日都有一定的評價,但在台灣卻因没有出場的機會而被迫轉換研究領域。
 
不過,喜歡研究的他還是決定在2006年以降等資格轉任中研院助理研究員,希望更接近知識,並且建構出更多觀察社會、現象、歷史的方法。「知識有時候是用來建構方法的,有了方法你才不會被資料駕馭,並且能夠合理地運用知識為你表達。」同時間,陳培豐也發現到,雖然人生繞了一大圈才走進學術殿堂,但起步晚對他來說的意義便在於研究「感覺」與「經驗」的積累。
 
「雖然晚起步,但這是累積而不是負債。」他說。因此,他也善用自己的生命體驗和工作經驗,帶領他看到別人所看不到的視野,再透過對人的關懷,建構對社會有溫度的理解,也因此獲得國科會102年度傑出研究獎。
 
專注於台灣歌謠研究
 
回台後,陳培豐便持續關注台灣語言、文體的混成,也關注漢詩文研究,最近更出版了《想像和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一書。此外,童年起便在唱片、音樂、聲音環境中長大的他,近來也結合了年輕時曾在唱片圈的經驗,將重心投注於台灣歌謠,計劃下一步出版關於台灣歌謠的研究成果。這些議題看似分散,但卻默默地以知識分子、庶民為取徑,一步步建構台灣人文化認同的心靈軌跡。
 
歷經了國外留學時各種困難與磨練,陳培豐回顧過往說:「研究是需要禁得住寂寞,因為好的研究必須具有獨創性,當你想要追求前人未踏過的園地時便要跑到四處無人的最前面,再加上每每都得用上5至10年,才能累積出一本書。因此,研究過程中更需要忍受孤獨,並且甘之如飴。」不過,他也強調:「不管你選擇走上學術之路的動機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為自己的選擇和人生負責任。」
 
和其他際遇順利的研究者相較,陳培豐雖然晚了十多年才步上跌跌撞撞的學術之路,但人生的際遇向來奇妙,年少時沒有經過特別算計、也沒有特別雄心壯志的他,此時此刻正進行的研究,卻讓他感覺到冥冥之中,人生歷程總有著看不到的關連性,更證明了人生是充滿了各種的可能性。
 
單槍匹馬闖入研究圏,多年後陳培豐不再只是一個曇花一現的「一發屋」,而是一個以學術為志業,以彩筆努力去點描什麼是「台灣人」的耕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