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輕言放棄的邱博文

 
2016/09/14 葉孋嬋 | 特約文字編輯
林茂榮 | 攝影     1,756
 
被譽為「神奇材料」的石墨烯是個單原子層厚的二維材料,獨有的物理特性無論是在半導體、3C,甚至是生醫產業上都有創新性的應用價值。清華大學電子所所長邱博文教授所帶領的石墨烯國際研究團隊,成果已獲得多項國際頂尖期刊的刊登與國內外大型企業的研究資助。在各國紛紛挹注龐大資金,展開石墨烯相關的研究與技術佈局的同時,邱博文教授究竟經歷過哪些磨練?使他能在一片紅海中,突破重圍走出自己的路,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立志以學問翻轉貧困生活

大多數人小時候對未來的職業總有許多美好的期待,但邱博文卻很平凡,只希望能當一位不必拿榔頭的「讀書人」。邱教授表示:自己這麼卑微的期望跟小時候的背景有很大的關係。「小時候家境並不好,因為我有一位只能在賭場才找得到的祖父,他不但賭掉了父親的學業和前途,也拖累了我們這些第三代。父親因為背負了這些賭債與家庭的經濟重擔,還曾遠渡重洋到沙烏地阿拉伯,當了兩年的外勞。」

「母親只有小學畢業,在家裡作代工。小時候,父親一大早就帶著比我個子還高的大榔頭和電鑽去上工,下了班回到家時,經常是滿頭灰白,眉毛、衣服都沾滿了厚厚的粉塵。」邱教授說。這些影像在他腦中一直揮抹不去,也讓他在建構人生價值觀的過程中學會了感恩。

另一方面,由於襁褓時期的一場意外,使他左眼失明,且因眼壓的改變造成眼球畸形,這個缺陷使他在求學過程中一直被同儕嘲弄。這兩大魔難讓邱博文深刻體會到唯有藉由讀書,才有機會翻轉生活中所面臨的這些困境。

「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而一般人往往徒然去追求那已是不可得的八九事,但我期許自己是個無懼的勇者,我要用剩下的一隻眼睛,看這個充滿浩瀚智慧的美麗人生,做別人所做不到的事。」他堅定的說道。受損的左眼雖然已經換成義眼,但是在他的眼中看不見一絲空洞,反而是充滿自信的光芒。

因為家境關係,故他的求學路只能靠自己摸索。「我印象最深的是國一剛接觸英文時,光是背father、mother、sister 、brother這四個單字,反覆抄寫背誦,唸到喉嚨都沙啞了,也花了一整天的功夫,但隔天卻全忘光了,就這樣重複背誦了一個星期才記住。」邱教授笑著說。不服輸的性格讓他每天清晨五點就坐在書桌前背單字,日復一日,直到從台中一中畢業為止。問他這段過往是否覺得辛苦?他的回答是:「人是一種習慣的動物,當你習慣以後就不會覺得辛苦了。」

留學造就了穩扎穩打的研究方式

就讀清華大學材料系時,邱博文到德國進行了為期一年的交換學生,廣闊的世界開啟了他的視野,使他萌生到德國攻讀博士的想法。回國完成大學與碩士學位後,同時也考取了德國的公費留學獎學金DAAD,進入慕尼黑工業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同時也在德國著名的固態物理研究單位-馬克斯普朗克固態物理研究所進行研究。

「從材料跳到物理是很大的改變,一則因為德國大學多半沒有設立材料系;二則能多一個跨領域的第二專長,對以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會有助益。但這樣的改變還是需要不小的勇氣和決心。」邱教授說。「在國際級研究學者頻繁來訪、學術氛圍自由濃厚的普朗克研究所做研究,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光,也是我的學術養成教育最重要的階段。」邱教授微笑著說。

「德國以及我第二個博士後研究待的日本都是天然資源有限的國家,也皆為二戰的戰敗國,然而這兩國為什麼能在百廢待興下,以極短的時間再度成為歐亞的經濟強權?其背後的原因深深地吸引著我,也希望未來能將所見所學運用在同樣是資源有限的台灣。」邱教授說。

談起德日學術環境與國內的差異,邱博文表示國內比較偏單打獨鬥,團隊合作的動機有限;但德國和日本卻長於打組織戰,分工非常細膩,後勤技職團隊支援充足。邱博文表示,這兩個國家的研究團隊組織精細,決定研究的大方向後,就會地毯式地將一個大的題目分成許多小子題並適當的規劃進度,耗時且漫長,「十年磨一劍」是德日兩國學術環境的最佳寫照。

邱教授說:「德國人做事很慢,不過慢中有序,會以長遠的影響來做規劃,事事苛求完美;而日本人則是服從性高,不會因循苟且,做事嚴格遵守規定。」邱教授深受兩國經驗的影響,故研究非常注重團隊合作。

他說:「在台灣的環境裡研究要做得好靠的不是速度,因為相同的想法,世界上一定有人比你做的更快更完整,而是要在技術上做到突破,做到頂尖。」但這樣還是不夠,一項令人驚豔的實驗研究,需具備良好的樣品成長與製備技術、頂尖的設備或是設計和架構特有設備的能力、充足的後勤支援和優秀的理論科學家,把這些好的元素集合起來,才可能有所突破。

用「意志力」戰勝學術困境

「人的生命裡有一股力量,看似無形卻真實存在,那就是『意志力』。」從學生到成為學者,無論做任何事情,邱博文都展現出超乎常人的意志力。他相信凡事盡力後,即使結果不如預期,至少不會留下遺憾。

儘管求學階段經歷了許多挑戰,邱教授都樂觀勇敢面對,反倒是回國之後,台灣的學術環境時常讓他感到無力和無奈。「對外,老師要當學校爭取學術卓越的前鋒,對內,還要負起培育學生的教育重責。平日除了要備課教學之外,還有開不完的會、寫不完的報告和計劃書、管不完的大小事,台灣的教授鮮少有時間靜下來思考問題。」邱教授說。

一篇學術論文要發表到知名期刊並不容易,邱教授表示在普朗克研究所時,對外投稿文章時需經過內部層層審核,確認沒有問題才可以投稿,德國人所建立的學術聲譽讓投稿的文章大都很快就被期刊接受;但回到台灣初期,他的研究成果,卻經常是很快就被退回。

「學術是很重視聲譽的領域,沒有國界,不會因為你的學術環境艱難,研究人力薄弱,國際評審就降低審查標準。相反地,會用更嚴苛的標準來檢視你的工作。」邱教授感嘆地說,如果以棒球來形容,國外團隊像是大聯盟的職業球隊,而台灣隊則像是臨時組成的雜牌軍,隊員的敬業和專業精神都需時間的磨練,故台灣的研究成果想要刊登在國際一流期刊,表現一定得要有高標的水準才會被接受。

意識到學術環境的落差,邱教授轉換了想法,他選擇了別人認為困難而不做的題目,再結合不同的技術團隊作研究,用三個人做一個人做的事,把科學研究的深度做出來。「大家都知道合作很重要,但合作通常不太容易,因為每個人都有很強的本位主義,要別人願意花時間在你有興趣的事情上是需要建立在彼此高度的信任上。」邱教授說。

學術之路應「擇善固執」

「學術研究是一條艱辛的歷程,每個研究員都像是在大海上漂泊的小船長,帶領著幾位船伕尋找登陸的機會,有時候,你會覺得很迷惘,有時候,你的想法會被旁人所冷落,但更常是因為自己缺乏自信而見風轉舵,讓自己一直在海上打轉而不自知,因此,建立自信的擇善固執就是帶領團隊成功登陸的關鍵。」邱博文說。
他認為,當時他的指導教授克勞斯·馮·克利青(Klaus von Klitzing)如果沒有堅持自己的觀點,那麼就不會以「整數量子霍爾效應」獨得1985年諾貝爾物理獎。「即便你最後發現這個觀點是行不通的,然而在研究過程中,許多獨特技術的開發也會讓你拼出另一片的關鍵拼圖!」他期待每一位有志走上學術之路的學子,都能勇敢的面對眼前的挑戰,在努力之後定能綻放出絢爛的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