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如何思考的?戴麗娟的非主流歷史道路

 
2014/12/15 吳美枝 | 特約文字編輯     10,656
 
休謨(David Hume)曾說,追溯人類心智的歷程,是歷史學家的責任,而非編年史學家的工作。身為歷史學家的戴麗娟,自2001年由法國返台後,研究範疇雖從法國史逐漸延伸至世界史,但仍始終背負著這十字架,持續追索著人類思考的脈絡。她說:「這種追尋,不只是為了撫觸歷史中曾經存在的那個人或物的容貌與樣態,也希望能藉此窺見寄形於其中的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精神與魂魄。」
 
 多元學習   
 
生長於台北的戴麗娟,坦言自己從小生活順遂,未經大風大浪。雖然非教徒,卻因緣際會進入了教會學校。從小學到中學,她沈浸在多元發展的學習空間裡,藉由聖經的故事,看見了世界有多廣闊,深深體會到教會學校帶給她的不只是智識和宗教,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薰陶。因此,在高中時代,戴麗娟就懂得讓自己過得很多元,她活躍於社團,參與校刊編輯,盡可能嘗試各種學習與事物。
 
「我從小就對時間造成事物狀態的演變,特別敏銳,也很感興趣,無論是人的改變、街景的變化,或是堆放在家裡的舊雜物,都會讓自己很有感觸。」戴麗娟說,高中時遇到一位很好的歷史老師,她將個人的生命經驗融入教學,使得歷史不再只是課本中的文字敘述,而是栩栩如生的鮮活影像。「這位老師的教學充滿熱情,啟發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同學,紛紛對歷史產生極大的興趣。」
 
進入政治大學歷史系後,戴麗娟不只修習本校的學分,也跑到鄰近的大學去聽課。此外,她還加入話劇社,展開極具創造性的生活。「大一、大二幾乎都窩在話劇社,什麼都學,包括編導、舞台監督、場記,樣樣都做過。」當時,他們演出的話劇,主要是改編自西方的前衛劇作,從中,戴麗娟汲取了不少的人文養分,同時也藉由文學、電影認識了法國,進而對這個國家產生興趣,遂於大三開始學習法語,甚至大學一畢業就決定去法國留學。
 
 法國治學經驗  
 
「去法國,原本只是浪漫的情懷,打算念一、兩年學好法文就回台灣。」孰料,一去就是十一年。戴麗娟表示,本來是要念劇場碩士的,但法國學制很重視學歷,若堅持要念劇場,就必須從大一讀起。考量現實,使她不得不回到歷史領域。然而,在歷經歷史研究的樂趣後,竟對研究工作產生了熱情。完成碩士論文後,她決定再待一年,之後更取得了博士前修階段的文憑。此時,是不是該回台灣?戴麗娟陷入兩難。
 
「作研究,有點上癮了。老師也覺得我做得不錯。當時若離開法國,感覺像是入寶山,才剛到洞口,還沒進到真正精彩的地方。」因此,戴麗娟決定奮力一搏,留下來繼續攻讀博士學位。而她的博士論文也選擇挑戰一個全然法國背景的題目:法國人類學建制化過程與殖民的關係。她說,困難是一定的,過程雖然辛苦,學到的東西,卻是紮實一輩子受用。
 
「法國學術訓練重視的是論述的能力,而非考試分數。我在法國共寫了三篇論文,題目雖各不同,但每次都是為了用更大的視野去回答前一個階段還沒解決的疑問。」她表示,法國的歷史研究很注重歷史原始檔案。而他們訓練學生,會期待學生在研修過程中,把相關資料從頭到尾讀過一遍,然後再提出個人的見解,等於是要求學生在這個題目上獨當一面,使之畢業後即可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
 
戴麗娟完成博士學程後,成為「法國人文學科發展史」與「法國殖民史」雙重領域的專家。對她而言,法國的治學經驗彌足珍貴。因為時至今日,去法國留學仍是非主流的選擇,更何況是當年。「歐洲有豐富文化底藴,而法國思想的人文深度很深,精細度和思辨的複雜度也比較高。所以就連美國也得引進像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這樣的哲學家。」而法國經驗也讓戴麗娟擁有和別人不一樣的眼光,她看事情的角度相對比較多元、開放、有彈性,也不容易為主流思想所左右。
 
 限制與開放  
 
去法國前,戴麗娟懷抱的是劇場夢,法國行後,戴麗娟卻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她依舊喜愛劇場,只是,對歷史的研究更抱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執著。「作研究最大的挑戰,就是去挖掘別人所未知的領域,或把別人已知的東西,以新的角度再做更透徹的詮釋。」從探索「範圍模糊的知識」變成「大學學科」建制化過程為起點,戴麗娟持續追尋著知識的形態,她不斷追問:「為什麼我們是這樣思考事情的?為什麼那時代的人會把事情組織成那樣的狀態?」
 
對於自己的研究對象始終以知識份子為主,戴麗娟也曾思索是否要有所突破。但是,她終究意識到–人要有自知之明。「這是一體的兩面,知道自己的限制、弱點,相對的,你就會知道自己可以發揮的強項在哪裡。」她說:「我的生活相對平穩。但有些人的童年卻較顛沛,有朝一日當他成為學者時,也許就容易想為農民、工人等弱勢族群發聲。我既然沒這些背景,也不用去強加正義訴求、或去追求所謂政治正確。重點是讓自己保持開放心態、同理心。跟我較接近的,也許就是這些知識人、文化人。以之為標的作研究,比較不勉強。」
 
當年,戴麗娟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研究法國歷史,她坦承過程確實辛苦。除了研究回顧、挖掘資料文獻等繁複的工作內容外,最困難的莫過於提出自己的觀點。「選題前,要搜尋很多資料,把談過這個問題的所有資料文獻都看過一遍,這是基礎。之後才能從裡面發現大家所忽略的面向。而你論述的方式,和運用的材料也有很大的關係。即使找到沒人用過的材料,也要對其有相當的敏感度,才能分析它們,不然就可能講出和別人一樣的見解,得到沒有創意的結論。」然而,所謂敏感度是否又和天分有關呢?
  
戴麗娟相信,像傅柯這類成功的學者,是具有天分的。但是,除了天分,仍需要時間去累積經驗,最重要的是,必須要非常「用功」。她說,今年是傅柯逝世三十年,法國有一些紀念他的活動,包括展出他生前的讀書筆記。「傅柯挖掘問題、關照問題的方式,是穿越時代的,而他的論述方式也很具顛覆性。看到法國國家圖書館介紹傅柯的筆記,深深了解為什麼這個人可以寫出那些書。原來,他是這麼的用功。這些筆記,都是他思考的軌跡。」
 
多年來,戴麗娟撫觸著時間的遺痕,尋索人類思考的脈絡。她說,不管自己身處哪裡,都會注意那個大社會的變化,並且,會希望做當地的題目。所以,無論是現階段在台灣,或是前往美國哈佛燕京學社作訪問學者,她都會盡可能善用當地的歷史資源,進行深入而獨創性的研究。然而,在無涯無際的時間洪流裡,總會有一條細絲,牽繫著她和法國,「如今,不管我做什麼題目,夢裡都會回到那裡,用不同角度反覆去瞭解那個國度,一點一滴,累積著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