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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會被人工智慧取代嗎?醫師哲學家雅斯培給我們的啟示
 
 
 

近來網路新聞報導,說人工智慧未來可能取代醫師。許多網路消息雖以駭人聽聞為常,但這樣的示警卻也不是首次。早一些時候,網路上也有人說,當病患找醫師之前都會上網查詢自己是什麼病的時候,那麼醫師的任務與功能究竟是什麼?新科技型塑生活方式,影響行動抉擇,總引發諸多關注。況且,認為自己處於前所未有變局,也似乎是每個時代敏感心靈的特色。

 

不過,我們也經常發現,每個時代人類回應變局的思考方式,常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或許,這就是我們學習歷史的功用之一。這則新科技可能取代醫生角色的新聞,讓我想起多年前上「醫學史」課程時老師介紹的參考讀物《技術時代的醫師》。那是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一位從法律轉醫學,再轉哲學的德國思想家早期關於醫學文章的彙集。在進一步討論醫師是否會被人工智慧取代之前,或許我們可以先回頭,看看醫學哲學家如何思考科技與醫學之間的關係,而這些看法又可以給21世紀的我們哪些啟示?

 

誰是雅斯培

 

雅斯培出生在德國北部,中學畢業後先讀了三學期法律,後轉入醫學。雅斯培患有先天性支氣管擴張症,自小與疾病共處,必須長期面對「挫折」與「死亡」的威脅。或許如此,他自傳中才會說自己從小習慣哲學思索,因此從法律轉入醫學與精神相關領域並非一時興起,確實是基於想深入理解疾病與病人受苦這樣的哲學理由。

 

以醫學直接研究「人」之後,他發現自然科學知識與技術似乎只能處理自然人這個物質身體,卻無法安置擁有人性的個人。可能是這個缺憾,讓他在40歲時從醫學再走向哲學。

 

雅斯培後來發展出他特有的存在哲學,成為世界著名的哲學家。他影響了許多知名學者,譬如提出《記憶、歷史與遺忘》的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發表《真理與方法》的詮釋學家伽達莫爾(Hans-Georg Gadamer),以及撰寫《平庸的邪惡》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這樣一位啟發許多重要哲學家的醫師轉哲學家,究竟如何看待他那時期科技與醫學發展的辯證,或者醫師與病人之間關係的變動。就讓我們回到他早期以〈科技時代的醫師〉(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這篇文章為主的觀點,看看雅斯培到底怎麼說?

 

科技時代的醫師

 

雅斯培認為,自古以來醫師做為一種職業,除了植基於自然科學之外,不可或缺的就是人性(humanity)。在西方,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便已申明,不管病人信仰、世界觀、政治、種族等,只要身體有疾患,醫生都該幫忙。只是,雅斯培發覺那時的醫療現場中,醫師與病人都對醫療現狀充斥不滿的情緒。醫師理想典範不遠,且科技進步飛快,但伴隨的卻是眾人的抱怨,為什麼?雅斯培從三點來分析這個現象。

 

首先,他觀察到技術發展所產生的社會後果。雅斯培指出,醫療專業化、機構化之後,不僅衝擊醫師執業行為,衝擊職業生態,甚至衝擊理想醫師形象。雅斯培分析,醫療機構化、醫藥分家,甚至醫療保險的提倡等,都造成醫師職業內容與形式的變化。

 

過去,醫師是具有醫學知識的醫療者,每次診療都是醫師做為一個主體面對病人,但是現在因為專業分工,醫師逐漸變成符合某種醫療功能的,取得專業證照的技術人力,譬如家醫科醫師、放射科醫師……醫師依賴儀器診斷,雖以合作方式協助病人,但似乎不再有機會如過去那樣,以一個人面對一個人的方式診治並照護病患。

 

他認為以往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逐漸消失,技術時代的病人轉而信任新技術以及專業證照。加上醫療保險使看病經濟負擔變輕,病人到醫院類似消費,造成求醫者眾,導致醫師過於忙碌,無法好好看診。簡單來說,專業化影響下,醫師與病患之間那種人與人互動的理想情況不再,傳統醫師形象似乎難以為20世紀上半葉醫師的典範。

 

其次,雅斯培指出自然科學雖是醫學的基礎,但自然科學擅長精確的特點,卻慢慢從工具變成目的,使醫師與研究者身分混淆。他請讀者思考,為什麼醫學史中許多著名人物都是實驗科學家而非臨床醫師,譬如提出「內環境」(milieu intérieur)的生理學家伯納德(Claud Bernard)、製造狂犬病與炭疽疫苗的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以及發明青黴素的生物學家佛萊明(Alexander Fleming)。

 

雅斯培進一步表示,即使醫師同時身兼科學家,首要目的也應該是幫助病人。也就是說,科學應是目標、是工具,必須置於服務病人這個終極目的之下。可惜,他發現在當時的醫療機構中,醫療受重視的程度似乎不及研究。

 

雅斯培特別提醒讀者,他心目中對生物學的認識或研究,不能只等於實驗室的成果。雅斯培雖然沒明確指出,但顯然他仍保有20世紀上半葉學者常討論,但現今不太有人談的問題,即:生命是什麼?總之,雅斯培認為生命不可能僅化約為物質科學知識,主張醫學領域中的生物學應包括醫師臨床經驗、臨床現象觀察,以及對疾病史與病人病史的考量。

 

略述實驗精確科學知識與臨床之間的關係之後,雅斯培堅定主張醫學應該有兩大支柱,即:自然科學知識與人性。前者提供有信據的知識與技術能力,後者便是他廣義的生物學,提供照護能力,共同為病人的生命品質服務。畢竟,人除了是自然人之外,也是歷史人、社會人與文化人。

 

沿著上述兩層的分析,雅斯培逐漸進入一個連21世紀都還有待研究的主題,即精神醫學與人性。或許,雅斯培在文章中未能提供詳細論據,但他採取了哲學提問的方式問道:「科學停止處,醫師究竟還能做什麼?」對雅斯培來說,「停止處」是邊界的指認,是自然科學技術能力界線的自覺。他堅信,醫師應該要知道科學醫學的邊界。或許,雅斯培身為精神科醫師的經驗,讓他對物質科學能力界線的問題特別敏感。

 

雅斯培告訴讀者,科學醫學承認人類不只是動物,還是能思考的理性生物,因此才可能罹患精神疾病。從18世紀末精神疾病治療被納入醫學體系,便可說明這個立場。精神疾病初期的探索,採用物質科學研究取徑,關注腦與身體,研究者希望從器質性變化來診斷精神疾病。腦科學初期成果引人注目,發現很多腦疾病。可是隨後的許諾並沒有到來,因為大部分精神疾病都無法獲得妥善解決。

 

雅斯培因此批評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根據定義,健康是身體、精神與社會的舒適。但是,如果身體與精神之間,健康與疾病之間無法確認界線的時候,那麼醫師到底該如何行動?總不能又希望醫師重新扮演薩滿祭師的全能角色,成為當代社會的智者、醫者與心靈照護者。

 

Iatros philosophos isotheos

 

雅斯培強調,科學技術肯定有停止之時,但人的思考不會。人在超越科技知識界線之後,還是得信任理性,否則人類又能相信什麼?也就是說,科學再怎麼進步,做為整體的科學還是有其界限,之外則屬哲學,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自由空間。20世紀前半葉科學的偉大進展,讓精確科學的方法幾乎成為所有學科的榜樣,包括哲學。但是,對雅斯培來說,醫師絕對不能忽略自身的實踐,他慎重地指出,醫師的實踐本身就是最具體的哲學,因為它包括了界限之內與界限之外的所有知識、現象與行動。

 

在這種情況之下,醫師能做什麼?簡單來說,就是要隨著科技的進步,思索「邊界」問題,思索生死邊界,物質與精神邊界,科技能力邊界。若醫師如科學家一樣只注意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那麼對醫師來說是危險的,因為醫師面對的是具有人性的個體。醫師不見得要研讀哲學,但需要具有哲學思索的能力,要能反省醫師的實踐。因為,就像希波克拉底所說的,當醫師變成哲學家時,就變得像神一樣 (Iatros philosophos isotheos)。這是對能力與責任的高度期許!

 

探索邊界

 

不斷探索邊界,或許是雅斯培留給我們最重要的醫學人文資產了。在技術時代,在大醫學院時代,無論對醫師或者病人來說,面對旁人的死亡與病痛,思考自己的死亡與病痛,都是永不止息的戰鬥、忍耐與責任。科技知識的適用範圍的確有時而窮,因此雅斯培認為,若能掌握邊界,醫師真正的位置與功能角色才能確立。

 

人工智慧夾帶大數據的強大功能,似乎能提供精確細緻的客製化診斷與治療。但是,人工智慧的能力畢竟還是得落實於物質世界,受限於物理定律。若是如此,難道人工智慧就沒有技術界線?又如果科學知識與技術一直都是醫師的工具,而非終極目的,那麼21世紀的醫師究竟該如何與這樣的技術共處?而病人究竟該如何面對人工智慧時代的醫師?

 

雅斯培肯定是無法理解21世紀的人工智慧時代了。但是,他大約60年前觀察醫療現場並指認出來的問題,譬如醫師在制度下的過勞、研究KPI重於臨床的風氣、科學與人性之間的辯證、醫師與病人的關係等,似乎跟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事情差不了太多。這個差不多,的確讓我們可以好好思索,畢竟我們認為這60年來科技已經進步得非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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