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脫框架 擁抱可能

 
2018/05/02 吳美枝 | 特約文字編輯
林茂榮 | 攝影     242
 

1980年代末期,台灣歷經解嚴、解除報禁、黨禁後,民間日益騷動,社會運動四起。1990年3月16日,九名台灣大學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揭開了野百合學運的序幕,也將台灣的民主化導入新的階段。同年九月,十八歲的陳昭如成為台大法律系新生,在風起雲湧的社會氛圍中,她回望過往生命中的各個經驗,以前不懂的事,慢慢的變懂了。如今,她已是台大法律系教授、知名的女性主義法學者,在研究、教學之餘,仍積極參與人權與社會運動,戮力追求人世間的公平與正義。

 

覺醒的時代  

 

「就某種程度來說,我的確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無論是思考社會,還是思考自我,陳昭如總會跳脫框架、跳出自我中心,用一個更宏觀的視角去觀看、去檢視。「1990年代的社會氛圍是什麼改變都有可能,雖然仍有很多禁忌,但都有可能被打破的。」身處在那樣的情境下,上大學的她求知若渴﹣渴望了解這個世界,也渴望改變這個世界。「挑戰權威就是一個可以改變社會的方式。」但她卻不諱言自己曾是個害怕權威的沈默共犯。

 
「記得是小學五、六年級時,某個男老師竟在同學面前對一個較弱勢的女同學性騷擾,他可能是認為弱勢的學生比較不敢講話,也以為大家不會為弱勢學生講話,才敢這麼公然性騷擾。當時我只是覺得這樣很不對,但卻沒敢站出來,其實當時是該站出來說點什麼的。」陳昭如另也記得小時候有戶鄰居總是緊閉家門,不跟大家往來,長大後才知道對方是政治受難者家屬。「某種程度來說,我也是一個加害者,因為我也沒跟他們往來。對於自已不自覺的成為人家所體驗到社會隔離的一部分,這個記憶一直跟著我。」
 

生命經驗中目睹到的各種不公不義,陳昭如總有特別的感受,也覺得應該要被改變。「上大學接觸到各種知識與思想後,才發現自己經歷過的林林總總,都可以用理論來解釋。」當時的她,除了法律本科知識外,也常到外文系、哲學系、人類學系、歷史系、心理系等修課或旁聽,逐步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並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對女性主義的認同。「女性主義跟我的生命經驗、和我所看到的『不公平』頗能產生共鳴,這種認同並非全是出自於道德上的認同或知識上的興趣,而是基於對自己或對他人生命經驗的反省。」

 

然而,當時陳昭如身處的法學環境,卻對性別議題視若無睹。「即使談的不是性別議題,也會用性別歧視的例子來教導法律,譬如刑法教育中就以女性無知地迷信「吃牛肉麵可以墮胎」作為例子。如果說法律系給我怎樣的性別啟蒙,那就是讓我發現它是如何的男性。」儘管如此,她仍期望法律這門學科能做出改變。而街頭運動的經驗,讓她意識到自己不擅長在社運中衝撞或與各方利益團體協商,所以決定用知識來改變現狀,因而去報考了法研所。

 

知識的融會 

 

在準備法研所考試的過程中,陳昭如重讀了以前不喜歡的法釋義學,將之融會貫通後,從中有了不同的理解與體會。「將法學教育設定為大學部的教育,讓學生在十八歲就學習這門知識到底好不好?畢竟法律是一個專業門檻很高、行話很多的領域,學生在沒有相對完整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就開始學法律,很容易進入固有的思維模式,就很難再抱持任何批判的態度了。所以我認為法律初學者最好能先具備一般的人文社會知識基礎,而成為一個具有批判力的法律人,也必須能整合釋義學、基礎法學及跨學科等觀點。」

 

法研所畢業後,陳昭如前往美國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師承女性主義法學者麥金儂(Catharine A. MacKinnon)。她坦言一開始的衝擊很大,無論是法學課程內容和訓練方式,都跟台灣有很大的不同。「出國前。自認自己的學習已到了高原期,但出國卻讓我進一步更突破自己的高原期。」然而,在衝擊後,她也意識到在美國所學的知識都有它的美國背景,這些知識該如何跟自己所認識的台灣互相作連結呢?

 

「一個人的知識、思考和實踐,無法自外於他所處的社會,固然我對美國有我的觀察,但那終究不是我的社會,在那裡所學的知識,終究是要用來幫助我自己成長的地方。」陳昭如說她在美國的第一年,台灣發生了921大地震,當時在美國的她,焦急不己,上課都無法專心。「沒跟大家一起度過921,自己的生命好像缺了一塊。」難得的感性,透露她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深情。四年後,她回台貢獻所學。「生命落腳的地方,應該要在自己成長的地方。自己過去的知識累積,也要對自己成長的地方有意義。」

 

邊緣與昇華 

 

陳昭如的回台,無異是為法學界注入了新思維,特別是知識本土化與對權力關係的批判性思考。她的女性主義法學理論研究著重於探討宰制論、多元交錯性理論以及法律上的異性戀霸權/父權體制;而結合法律史、法社會學與女性主義法學理論之研究則反省法律東方主義的在地實踐、探討在地法律動員的形貌、考察法律如何建構並改變不平等。此外也曾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及臺灣守護民主平台會長。

 

對於未來想從事這方面知識研究與實踐的學生,陳昭如坦言會很辛苦。「因為它畢竟不是法學界的主流,處境確實比較邊緣。儘管如此,要能接受自己在邊緣位置,並懂得珍惜這個邊緣性。『邊緣位置』會讓你有機會去做不一樣的思考,因為知道主流怎麼想,也知道邊緣怎麼想,所以你會同時有兩種視野。這一方面有優勢,另一方面也有劣勢,但要學會跟劣勢相處,同時要把握作為劣勢的優勢。一個研究者最重要的就是知識的生產,要設法用知識的生產,讓劣勢不再成為自己的限制。」

 

回首自己的大學時代,陳昭如說那是一生當中最難得的時刻。「對知識的好奇與興趣,會帶著你四處去找資源。所以一所綜合性的大學是很重要的,它會讓你開展很多面向的學習。」此外,不同於年輕時期的徬徨摸索,現在她已發展出一套適合自己的社會實踐方法。「年輕時的顧慮比較少,是因為任何決定可能只影響到自己。但隨著年紀漸長,要考量、權衡的事也更多了,因為現在的決定,影響到的人會較多。但不會因此就什麼都不做,仍然要選擇一種自己比較能應付的方式,也就是自己比較做得來的方式。」

 

多年來,陳昭如以知識領域作為自己的戰鬥位置,繼續挑戰權威的職志。她說,一生中的選擇,無論是人生選擇或是研究選擇,忠於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挑戰權威當然會碰到障礙或是挫折。對我來說,正面的地方是,讓我覺得那也許就不需要顧慮這麼多了。有些事,在盡力後,若沒辦法,乾脆就把它放下吧。但如果重新再做一次選擇,可能也不會因為有那樣的障礙,就去作別的選擇吧。畢竟作為一個大學老師,我已經有相對較好的位置,可以去做自己想做、而且是有意義的事。要感謝自己有這樣的幸運,同時也要對得起這份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