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本佳人–〈風起〉與戰爭論述
10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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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華｜
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在冷冷的冬夜，我騎上摩托車，去附近電影院看動畫名導宮崎駿的〈風起〉。對看著〈風之谷〉、〈天空之城〉、〈龍貓〉等一系列吉卜力工作室出品，既富想像又深具內涵的作品長大的我們來說，這部暌違5年又宣稱是大師封鏡之作的電影，意義重大。
一如大師過往作品，〈風起〉從2013年7月上映以來在日本創下年度本國電影賣座紀錄，影展也都有斬獲，9月在臺灣上映後也開出佳績。雖然如此，在觀賞之前搜尋了網路，發現沒有太多關於這部片子的報導，後續票房也未見討論。果不其然，一進電影院偌大的放映廳裡僅有一位觀眾。望著一排排空蕩蕩的座椅，豔紅的座墊分外刺眼。
聽著正片前預告與逃生說明時，我不禁想：「這是怎麼回事？」我憶起上映不久後臺灣STS研究群組對〈風起〉的討論，有人認為它是大師奇妙的完結篇，雖說是零式戰鬥機（零戰）設計者堀越二郎（1903-1982）的故事，但全片找不出飛機的設計重點。而它的設計者變成勵志愛情片主角，一面談大時代的戀愛，一面努力工作，洗脫日本的後進國汙名。
有人整理零戰發展史，並點出為戰爭需要的設計變更與在中國戰區的「實地測試」。有人以「心碎的粉絲」的心情指出〈風起〉雖是堀越的前傳，沒有戰爭場面，但它透過強調他的大發明家特質（對精進知識的熱愛、不眠不休的工作等），美化所謂「男性軍工複合體」，淡化飛機的殺戮與破壞，更不用說忽略在追趕西方之餘，日本也是殖民者。
做為大師少數交代歷史背景的作品，處理的又是敏感的戰爭主題，網路上對〈風起〉也有不同反應。在日本，民族主義者認為宮崎駿有反戰立場，描述的零戰不夠多。另一方面，中國或許因為背景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沒讓這影片上映，而歐美也有類似批評，認為它描寫戰爭武器，無法令人愉快。而對於韓國輿論挑起〈風起〉是部「讓人想起日本軍國主義」的動畫，大師僅淡淡回應：「我不確定堀越二郎是否該承擔某種責任，只因為他是生在該時期的人。」
確實。相較宏大的〈天空之城〉、〈風之谷〉與〈霍爾的移動城堡〉，〈風起〉的調性與進行異常平淡，淡到感受不到它跟戰爭的關係，也淡到引不起觀眾的激情。在科普裡，早已習慣「教忠教孝」或「大愛大恨」式的戰爭敘述。其中，科學家要不是天縱英才，歷經困頓後成功研發，扭轉乾坤（比方說錢學森），就是在科技遭誤用時公開聲討，成為社會的良心（比方說奧本海默）。
但是〈風起〉沒有給觀眾這些印象。它的開場裡既沒有看到工程師在鏡頭前懺悔當年的研發，也沒有壯麗的空中大戰，反而是很宮崎駿式的溫馨之家，失怙的少年堀越與妹妹加代生活的群馬鄉下。萊特兄弟的飛機在堀越出生的那年成功升空，而在不顯眼的遊玩與求學中，他也在自家屋頂的假想飛機裡吹著風，做遨翔天際的白日夢。
我們對這景致並不陌生—可曾記得童謠「造飛機」，在青青草地上大家蹲踞彎腰，我當推進器，你作飛機翼，把幻想的飛機送上白雲裡？堀越雖然因為近視無法成為飛行員，但跟多數無法圓夢的少年把心力轉為拼模型或收集閃卡一樣，他努力翻查飛行雜誌，吸收新知，神遊一張張模糊的飛機照片裡，希望儘早動手造飛機。
這個夢想也帶著他進入東京大學工學部航空學科就讀，畢業後進入三菱重工業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三菱重工）工作，一路從設計員當到主任。這樣說，如果沒有零戰，〈風起〉描述的可說是極其平凡的工程師人生。
但是在大師幻想中帶著對社會的敏銳感觸下，堀越在〈風起〉有了新生命。它透過引導提攜堀越的義大利飛機設計師Giovanni Caproni（1886-1957），描寫他的飛機夢想是如何在不斷的挫敗中精進，從雙翼到單翼再到多翼，從小飛機到大型機，而他的設計如何從戰爭工具轉化成服務旅客的載具。
這些飛機固然都有所本，但〈風起〉裡看到的卻是Caproni引著堀越在飛機裡外爬上爬下，從一個個歡笑乘客臉上看到飛行的快樂。即使是宣稱橫渡大西洋，但試飛失敗的Caproni Ca.60 Transaereo巨型客機，在電影裡看起來也像是飛行夢中的奇幻插曲。
在這些浪漫處理中，最大膽的是對堀越感情生活的重新創造。事實上堀越的妻子另有其人，而且堀越與她也沒有在大地震結識，避暑地重逢的橋段。當然，堀越在關東大地震時就讀第一高等學校（現東大本鄉校區），見證過地震的慘狀。但是大師選擇把和堀越同時期，也經歷過地震的小說家堀辰雄（1904-1953）的作品〈麥稈帽子〉帶入，讓這場地震不只是災難，更是在經濟困頓、天災人禍下人性的考驗與波動。換句話說，宮崎駿從一方面點出歷史，卻又聚焦在個人的感情與互動，把敘事從大時代場景中抽離。
對此，宮崎駿表示〈風起〉片名來自堀辰雄的同名小說。該小說的開頭，法國詩人Paul Valery的名句「風起，唯有試著努力生存」也成為電影的主題。在文學史上堀辰雄歸在新感覺派，他的作品反映小說家自身的心境與感觸。於是〈風起〉不再是堀越的傳記，而是時代精神（zeitgeist）的縮影。
其中，較堀辰雄年長一年的堀越提供歷史背景，堀辰雄則讓死板的科技研發因為這些波折更加豐富與人性。以作家的結核病妻子為主角的小說〈風起〉滲入堀越的個人世界，而他的小說裡常出現的「菜穗子」也轉化成生存奮鬥的象徵。
這兩位大正、昭和年代的人物透過〈風起〉說出什麼時代故事？就科技與社會的角度而言，這部電影並非要為堀越翻案，也不是歌頌軍國主義，而是藉由大師的藝術視野，開啟超越工程師與戰爭二分對立的新論述。
在本專欄第395期〈在反恐與神風之外〉裡提到，目前對戰爭無論是批評、對立與拆解都有局限，沒有回歸工程師本身。而〈風起〉從兩方面突破限制：它探觸工程師的日常生活以至於他們的內心深處，並透過真實人物與虛構情節交錯，飛行理想與戰爭現實的對話方式創造新的感動。遊走私小說敘述與日復一日的工作之間，宮崎駿編織一幕幕引發觀眾共鳴的場景，重新塑造堀越二郎的人生風光。
其中，他與菜穗子的分散離合是〈風起〉的賣點。這些類似小說的段落，比方說在避暑地的寫生，林間的散步，病房的交談等，確實得到觀眾共鳴。但撇開男女感情不談，觀眾看到更多的是這個敘事所引發複雜的科技與人性線索。比方說，在避暑地的旅館中，固然堀越二郎再次與菜穗子相會，但更奇妙的是餐廳裡遇到的神祕德國人Castorp，他對德國與日本的毀滅之路的預言，與他所唱的「一生中只有一次」等。
以下舉一個例子。堀越探望在富士見高原養病的菜穗子時，口中呢喃英國詩人Christina Rossetti的名詩〈誰看見過風〉（Who has seen the wind）。而我在「誰看見過風，我沒有你也沒有。但當樹葉顫動時，風正吹過」的日文翻譯中，想起另一個飛行愛好者黃崑巖教授。〈誰看見過風〉是他生前鍾愛的詩作，他也用詩中的「風」來比喻看不見，但人人應當追求的人文教養。
做為科技人，黃崑巖在雜文集《外星人與井底蛙》中描述他的飛行體會。他是「空中飛人」，從學生到教授30年間累積出60萬英里的里程，也曾因公務在短短4天幾乎繞過整個地球，更曾以醫師身分在空中診治病人。他在某次旅程中有機會在駕駛艙近身觀察，一解他對飛機的好奇，並以翼尖整流片（winglet）為例，分享他的心得，寫道：「我只能說對於現代的航空技術，與這些飛行員的鎮靜與熟練，真可謂嘆為觀止。」
黃崑巖童年時也經歷過戰爭。1943年飛虎隊攻擊新竹基地，是臺灣第一次遭受空襲。當時他年僅9歲，眼見軍機低飛拉高，轟炸聲、引擎聲此起彼落，判斷是美軍來襲，連忙拉他姊姊回家躲避。但人生如此奇妙，數十年後他讀到歷史家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歷史的追尋》（In Search of History），才發現白修德當時以記者身分採訪這場突襲。
他回憶「白修德記述從空中鳥瞰的轟炸經過，和我地上所見的互相印證，更是帶給我拼圖遊戲終於完成的喜悅與震撼……試想，一個當時是清靜的新竹小市，由載有聞名四海的歷史家的飛機來炸它，而9歲的我竟然湊巧在地上觀賞了大半過程。」於是黃崑巖寫信跟白修德分享這段奇緣，並且總結這個「豐潤生活的小點滴」：「如果不熱愛生活，不珍惜經歷，或不屑與別人分享感觸，這種漣漪怎能蕩得起？再說，沒有這種漣漪，生命對我來說會像是一灘死水，不會有閃爍的光彩，也不會是一幅活潑的動畫。」
但黃崑巖畢竟沒有因這個因緣走上工程師之路。他先是研究者，又在創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後成為醫學教育家，著述不斷。而相較黃崑巖的豐富閱歷與文筆，〈風起〉中的堀越雖有深情，但依舊是刻板的工程師形象。他退休前沒有換過公司，來往者多半是上司與同僚，比方說提攜他的黑川圭介及與和他同期的本庄季郎，社交生活局限在工作討論上。對他來說，如何做出更輕更快的飛機似乎只是自我超越，與國家及戰爭無涉。
的確。就算是現實世界的堀越，不管是1970年出版的《零戰的誕生與光榮的紀錄》回憶錄，或者是接受撰寫《零式戰鬥機》小說家柳田邦南的訪問，還是死後出版的《零戰的遺產》，讀者讀到的是直白，以技術為中心，看似自信與自大的工程師論調。
比方柳田問起堀越成為零戰主任設計師的原因，堀越只回應說是保持飛機設計的延續性而已。而被問到零戰的防彈能力時，堀越直接表示確實很差，而且很晚才處理油箱防彈的問題。他不避諱指出當時海軍與陸軍的戰機各自研發，還相互較勁，沒有集中心力處理如何加大引擎馬力。但他也強調零戰的產品壽命並不短，因為出廠時它的控制重量與改進的主翼造型（即倒鷗翼機翼，inverted gull wing），是當時的尖端設計。
堀越也把戰爭需求視為技術問題。他指出零戰之所以要求續航力，是因為根據1937年華中戰區的經驗，軍方要求把戰機的角色從護衛改為攻擊。他也在聽到零戰的初次戰功時，覺得「終於做到了」。
初讀這些說法時會有種錯覺，以為回到2013年的飛虎隊展覽，隊員描述當年的輝煌戰績，或者是軍教片裡的勝利報導。但如同〈在反恐與神風之外〉指出的，戰爭論述的問題在於它過度簡化人性，而現實又遠比電影複雜與矛盾。
以臺灣人所知的「陸軍少年飛行兵」為例，當時熊谷陸軍飛行學校的黃華昌畢業前隨手記下「希望升學航空士官學校，將來成為一名空軍軍官，在故鄉上空盡情飛翔。」隨即被教官斥責，謂就讀軍校的目的應該要「早一日成為空中戰士，把生命獻給天皇及國家」，可見一斑。這種矛盾也延續到戰後。黃華昌加入民間航空，但隨即在二二八事件與國共政治的撥弄中身陷囹圄，斷送他遨翔故里的夢想。
回到〈風起〉。它把浪漫的堀辰雄置換進堀越後，究竟是還原出更真實的他，還是塑造更完美的工程師形象？
事實上，現實中的堀越在與軍方的規格說明會裡直接回應要求過高，希望軍方考量現實加以調整，展現工程師的直率。而他在陸續收到零戰在各地的戰鬥狀況後，一方面憶起當年設計計畫裡提到它「是為打贏戰鬥而製作，不是為了打破性能紀錄而製作的飛機。」但一方面也為這些實績是在千百年來供給日本文化的中國上空完成而感到痛苦。更不用說敗戰前夕，當堀越得知零戰當作神風特攻隊的自殺飛機時，心中無限感慨，質疑雖然這是戰爭的極限手段，但如此使用零戰是否妥當。
但〈風起〉卻對這些人性反應採取冷處理。即使當時技術落後，即使三菱無法取得訂單，但堀越依然處之淡然。他與本庄在德國Hugo Junkers製造廠時遇到阻撓，最後在堅持下才得以參觀Junkers G38豪華客機，但他也只默默勾勒他的藍圖，好像他在東大時把鯨魚骨想作飛機骨架一樣。而當特別高階警察跟蹤他，周遭同僚為他擔心時，他也只是收拾東西另行辦公。在大師鏡下看似不食人間煙火的他，僅在向孤兒購買西伯利亞蛋糕，或者在德國街頭聽到舒伯特「冬之旅」的沉重旋律時，才稍稍透露出內心的掙扎。
這些含蓄的處理或許是昭和人的縮影，但不見得如實呈現工程師的人生。對堀越來說，工程不是藝術家的空想，而是應付現實的各種要求，在要求下做出高水準的工作，並且在徹底的合理精神下打破成規，追求技術的自由發揮。這樣說，在現實與理想間才找得到科技的真義，也才找得到工程師在戰爭下的無奈。更何況日本人在兩次大戰間固然在窮困中掙扎，努力追趕西方，但它也使生存動力轉成具備侵略實質的「共榮」計畫。不管是堀辰雄或者是堀越二郎，都身處於這樣生與死的洪流裡。
大師或許意識到這點，選擇在這些人性線索上點到為止。因此，當堀辰雄妻子矢野綾子因肺結核過世，他完成小說〈風起〉時，也正是堀越完成A5M九六試艦上戰鬥機（所謂「九試」）戰機，接受軍方委託之時。一切都已注定，一切也尚未開始，但〈風起〉在這戛然而止，只有落幕前站著在遍地戰機殘骸中的堀越。一切終究是夢，但畢竟有夢最美。
可不是？在〈風起〉漫畫中，堀辰雄甚至跟堀越在本鄉校區的餐廳見面，勉勵堀越「務必幫我做出美麗的飛機喲」。聽著落幕音樂，我不禁想起現實裡堀越回憶他參與零戰試飛的經驗：「聞著空氣中的花香，飛機像小鳥一樣在春天的天空中自由飛翔，機翼在陽光下一閃一閃。」「真美呀！」他渾然忘我，脫口而出這句讚美。
我步出電影院，一路回想這些點點滴滴。跨上摩托車，在人車稀疏的路上前行，通行順暢。冷風依舊，但在一路向後的景物中，我竟然體會到一點堀越二郎在屋頂上，坐上假想機座，幻想天空中遨翔的快樂，車速愈來愈快，直到遇到紅燈才停下來。
畢竟〈風起〉是貼近科技的夢想，反省生存與死亡的婉約之作。它邀請觀眾對工程人同理，更提供非西方世界追趕科技，奇幻風的精神分析，要它擔起揭發國家戰爭工業複合體的複雜歷史的責任，或許過於沉重。卿本佳人，又何須誤人為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