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反省專業說來容易做來難。在講究細密分工的今天，大多數主修科技的學生沒什麼機會跳出設定好的訓練軌道，思考「我為何學這個」。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先驅者之一的孔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就是好例子。他是哈佛的物理高材生，分別於1946年與1949年在同校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專攻量子力學在固態物理上的應用。從學經歷看來，孔恩是專才教育的典範，在好學校求學，成績優異，一路順遂地成為專家中的專家，前程似錦。
不過，來自校長的邀約改變他的人生規畫。當時的哈佛校長James B. Conant是化學家，但歷經曼哈頓計畫的社會衝擊，深知科學普及的重要。因此，他擔任校長後不但恢復原有的科學史系，還自己跳下去上科學概論（on understanding science），希望能讓文科學生多了解科學。
1947年春天，Conant找上年輕的孔恩，跟他一起研發教材（也就是未來的Harvard Case Histories in Experimental Science一書），給他優渥的哈佛年輕學者（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機會，要他接下科學史的課程（他自己準備開科學哲學）。還是博士候選人的孔恩終究得到「偏離」專業的機會。
聽到這裡，同學眼睛亮了起來：「這可不是上星期講過，《科學革命的結構》的第四章〈常態科學是解謎活動〉（normal science as puzzle-solving）嗎？」「嗯。但對孔恩來說，常態科學的重點不只在於研究者的世界觀（worldview）被典範所制約，對科學家來說，它也是邀請，是謎題，牽引他們挑戰還沒拼完的部分。」
「而孔恩，如我們在課上所說的，走出一條自己的科學路。」我從書架上拿下《孔恩：論文集》與《EASTS國際期刊》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五十周年與東亞STS」專輯（semi-centennial of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East Asian STS），邊翻邊說。在這條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路上，許多人文學者被孔恩吸引，許多科學家得到啟發，《科學革命的結構》也透過翻譯在東亞開枝散葉，啟發第一代的科學史家與STS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