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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的災難須知(三)：災難風險評估不能只靠科學

102/02/06 8201

陳慈忻｜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

今年6月全球氣候變遷風險感知度調查，越來越多民眾同意政府徵稅或提高油水電價格以發展再生能源，更多的民眾認為環境保護優於經濟發展，油電補貼不應該補貼產業，更有高達80%的人願意為了後代子孫延緩經濟發展。

在台灣經濟景氣低落之際，台灣人並未將環境問題拋開，盲目追求GDP經濟。然而究竟整體政策思維要如何實踐？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周桂田教授長期研究災難風險治理，在採訪中，他指出災難風險評估最大的問題是「人」。

什麼是災害風險？

周：風險這個名詞容易讓人聯想到機率，如果又提到災害，人們想到的問題可能是「今天出門被雷劈的機率有多少」，或是從威脅生命的天災如地震、土石流、洪水、海嘯......等，來想像災害風險的意思。

但是更廣義來說，災害風險要考慮到全球暖化、劇烈氣候的不確定性，從這個觀點來看災害的風險定義更廣了。除了暴雨、土石流等戲劇性的強烈災害，還包括乾旱、公共衛生、糧食安全、能源配置、產業規劃等問題。舉例來說，台灣都市熱島效應嚴重，如果還發展高耗能產業，熱島效應會更劇烈，產生的溫室效應更嚴重，導致農業、健康、甚至疾病問題，這都是「災害風險」。

氣候變遷之下，自然科學領域的努力與瓶頸

周：過去災害風險的研究主流是自然科學，科學家運用大氣模型去預測氣候變化，抑或像內政部進行全國土石流潛勢地圖整合，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的技術，能夠在雨量達到警戒值時封閉道路。

但是當氣候的不確定性更加嚴重，要如何準確預測是大問題，我們不能期待自然科學解決一切。氣候變遷需要政府、全體公民、社會科學研究者，甚至宗教團體共同面對。

除了從自然科學面的「量化」評估，社會科學領域重視社會經濟族群脆弱度的「質性」風險評估，重視共同社會制度下各個地方不同的社會條件、文化。比方說，哪一個地區老人住得比較多，因此在進行撤離時需要有不同的規劃；哪些地方是原住民長久居住地，遷村的時候如何尊重族群倫理。這些在以自然科學為評估準則的舊模式中是被忽略的。

什麼是社會科學角度下的災害風險治理？

周：聯合國開發總署2005年點名台灣是潛勢災害最嚴重的地區，台灣地區的氣溫因為熱島效應比全球平均暖化上升溫度更嚴重。跨領域整合已是迫在眉睫。

社會科學領域學者不從「管理科技」來描述災害風險，而談「風險治理」。管理是從專家角度去進行專業分析，然而治理比管理多了責任性，也更強調高度透明。從長遠來看，社會科學者需要考慮氣候變遷之下的國土規劃、農糧安全、產業規劃、能源配置、人文倫理、族群問題以及社會永續。

風險治理要如何進行呢？首先，「風險評估」的部份是透過長期且完整資料庫，包括自然科學數據、人類學、社會學質性資料，來整合性的評估某區域或族群在自然科學、人文社會兩個層次的脆弱度。再者，「風險溝通」是由公家機關或研究者與當地住民共同參與，不以說服居民服從專家為目標，而是強調公民參與、公民自治的過程。「風險管理」是政府依據風險評估資料、風險溝通所蒐集的意見，做出富有政治責任、呼應社會公平的決策。

公民參與可以導向雙贏，為什麼仍有爭議？

周：台灣過去是一個高度專家政治的社會，在政策規劃的階段是由專家治理，沒有公民直接參與的程序；第2個階段政策可行性評估中，委外單位往往迎合政府規畫而沒有達到監督目的；最後政策執行往往與民眾強行接觸之下發生衝突。事實上世界各地許多國家在1970年代也採專家政治。但是當專家已經無法準確的預測結果，趨勢轉向公民參與政治、發展公共治理創新。

荷蘭治水的經驗告訴我們，為了形成共識，國民可以花上4000小時去討論如何解決問題；日本在南亞海嘯後宣布，面對複合性災害要以長期的公眾參與，處理問題時才不會發生二度衝突，納進地方真正的聲音，製造當地雙贏，公民參與、讓更多利益相關者共同做決策，已經形成高度共識。當前這麼多的問題，台灣政府應該更積極採取公共參與的模式，讓公民、國家、企業一起面對、處理。（本文由國科會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重大天然災害之防救災科普知識教育推廣｣執行團隊撰稿）

責任編輯：鄭國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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