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與知識創業家
91/09/05
瀏覽次數
8223
董安琪｜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從「有土斯有財」到「知識就是力量」
中國人素有「有土斯有財」的說法，西方雖然未必流傳有類似的諺語，但是誰掌握實體的資源，誰就坐擁財富和權力，這似乎是古今中外不變的真理。幾個世紀以來，主要的生產要素–土地（及原材料）、勞力、資本–都是具有實體的資源。至於知識，在經濟意義上不曾有過特別重要的角色。
不久之前，引領全球經濟風騷者，乃是石油大亨和汽車大王等實體資源擁有者。近年來，他們的地位已迅速被雅虎的楊志遠、臺積電的張忠謀、微軟的比爾‧蓋茲等知識創業者所取代。經濟生活的本質，顯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雖然土地、勞力和資本仍是生產活動的重要投入，但是財富與權力有很大一部分轉而來自看不到也摸不著的智慧資源–知識。知識就是力量，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不論對就業或生產活動來說，知識經濟時代都是一個高速變動、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以當前的臺灣為例，我們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產業的沒落，一個接一個企業的重整或倒閉，還有失業率的節節攀高，這些都是戰後五十年經濟奇蹟以來所未曾有過的現象。導致當前問題的原因很多，撇開非經濟因素與國內外景氣波動不論，知識角色的改變是最主要的關鍵。用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話來說，這些現象起因於創新以及經濟生活本質改變所引發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在社會與經濟進行調適之際，大量失業及經濟衰退等現象乃屬必然；一旦調整完畢，則將達到更高層次的新均衡。
什麼是知識？知識為什麼變重要了？經濟的本質如何變動？誰是知識經濟的主角？對個人來說，未來到底是希望無窮，還是前途多艱？這一連串問題的答案，與個人或企業創造知識與應用知識的能力有很大的關係。前面曾提到的楊志遠等人，就是最善於發揮創意與應用知識的人，他們是最典型的知識創業家。實際上，由於經濟本質的改變，事業生涯逐漸轉由個人自己來掌管，每個人對自己的事業都可以扮演知識創業家的角色。因此，這個不確定的年代究竟是一個光明的時代，還是一個黑暗的時代，端看個人是否認識知識經濟的本質，且是否能夠發揮本身的知識創業家精神了。
什麼是知識？
「知識」的歷史，應該是與人類存在的時間一樣長。到底什麼是知識，什麼又不是知識？我們可以從三個基本層面來看。
第一，知識不是資料（data），也不是資訊（information）。資料是指單純的信號或信息，資訊指可被解讀和了解的資料，而知識是指經過了整理和消化，從而對人類的經濟生活有價值或有潛在意義的資訊。舉例來說，把冰箱內有哪些食品列成清單是一項資料，指出其中的番茄和蛋可以炒在一起是一項資訊，但只有知道如何炒出一盤香噴噴的番茄蛋，才叫做知識。
坊間一個流行的說法是，這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其實，近年來電腦與傳播科技發達，資訊流通量確實暴增，然而其中很多是垃圾資訊，甚或僅是單純的資料而已，只有一小部分是有價值的知識。跟過去相比，人類現有的知識固然增加很多，但誇稱為爆炸，似乎是小看了未來知識繼續增加的可能性。
第二，知識可分為明言知識（explicit knowledge）與非明言知識（tacit knowledge）兩種。凡是可以用口頭表達、印成書本、錄成光碟、寫成電腦語言的，都屬於明言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前面所提到的資料或資訊大多是可以明言表示的。明言知識可以編碼，可以保存，可以複製，還可以大量傳播出去。再以番茄炒蛋的方法為例，一旦寫成食譜就成為明言知識，不論是無價贈送，或有價販賣，取得食譜的人都可以依樣畫葫蘆。近年來拜資訊通信技術發達之賜，明言知識的傳播更廣更快。
有些知識無法明示、只能意會，稱為非明言知識（tacit knowledge）。難以明言的知識常常是一種很個人化的技藝，而且涉及使用知識的環境與脈絡。假設有某大廚很善於挑選番茄，所以炒出來的番茄蛋特別好吃。如同哲學家波蘭義（Michael Polanyi）在《無言的次元》（The Tacit Dimension）一書中所說的：「我們知道的，比我們能說得出來的多」，即使大廚不想藏私，但揀選番茄的訣竅未必能夠用語言清楚歸納出來。其中的奧秘，不經過長期的觀察、模仿與實習不可能學到。
非明言的知識既然不易傳播，一個個人、廠商或國家的競爭優勢，往往就是來自這些別人沒有，並且不易模仿的非明言知識。可是，也正因為非明言知識的傳播速度慢，只能被少部分的人利用。若要對更多的人創造更高的福祉，必須將這些非明言的知識明言化，才能快速推廣與利用。
第三，知識的產生是一個規模報酬遞增的過程，既有的知識越多，新知識產生的越快。以下圍棋的功力為例，假設有一本新出版的棋譜，棋王和初學者兩人同時開始閱讀，然後對弈。結果初學乍練的人大概很難取勝，因為棋王有足夠的經驗和獨到的天分，知道在最適當的時機使用棋譜上的新招數，甚至可以觸類旁通，發明新招。
從既有知識來創造新知識有四個管道。一是從非明言知識產生非明言知識，也就是（師徒之間）知識的分享與互動，可稱為「社會化」；二是將明言知識透過擴散與重新組合而產生新的明言知識，稱為「綜合化」；三是把非明言知識轉為明言知識，即是「明言化」；四是透過明言知識把原有的非明言知識更為廣化與深化，即是「內在化」。這四種管道的每一種都是產生新知識的方式。
四種管道也可以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盤旋上升的良性循環。日本松下電器公司在1985年推出的家用麵包機即是一個例子。松下公司的麵包機原來一直沒有辦法烘焙出專業水準的麵包。於是一位軟體工程師親自到大飯店向全大阪麵包做得最好吃的師傅學藝，經過了一年苦學，她學會了師傅拉麵團的竅門（社會化）。工程師把此項知識寫成麵包機的產品規範（明言化）。同事們根據這項產品規範來改善設計，終於成功地設計出有專業水準的家庭用麵包機（綜合化）。故事到這裡並未結束，因為工程師與同事們從整個過程中得到許多心得和經驗，他們的能力和境界得以提升（內在化），而新產生的非明言知識可依循著社會化–明言化–綜合化–內在化的循環，不斷往更高的水準邁進。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裡，擁有知識較多的人容易累積更多的知識，知識存量少的人則吸收較慢，人與人之間知識存量的不均將會日益擴大，並造成財富的不均。自古以來，人類歷史上重大的文明發展，往往是來自新知識（如用火）的發明，或是儲存、複製或傳播既有知識之技術（如活版印刷術）的增長。文明的發達又進一步使人類的物質生活更為豐足、富饒。同理，就個人的層面來說，知識的富者在知識經濟時代中有較多的機會創造財富，知識的貧者相對地將淪為財富的貧者。事實上正是如此，據估計，美國在千禧年時，收入排行榜前五分之一的人（大多為所謂的知識富者）所賺的錢，比其他五分之四的人的總和還多。
知識變重要了
知識主要靠人來體現。在知識經濟時代以前，人們以資本、土地、原材料和勞力等有實體的資源來從事生產、創造財富，知識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有限，因此世人對它的需求並不高。簡化地說，農業時代裡，農人使用的播種、施肥、灌溉等知識也許是世代相傳的經驗法則，經過許多歲月都不一定有變化。在大規模生產的工業時代，根據專業分工及生產線的原理，以往手工業時代專業師傅個人專精的技藝（非明言知識）被分解為許多單純的操作程序（明言知識），勞工只需被動地、重複地作簡單的動作，不需要有很多的創意，也不需要有很高的技藝。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成長主要來自人口增加、資本累積、土地開墾等實體資源數量的增加。新知識的產生，只是零星的、獨立的、偶發的事件，速度當然也不快。
近年來，知識開始取代有實體的資源成為生產活動的重心。美國聯邦準備銀行主席葛林斯潘在1996年時曾說，「以重量言，美國的總產出比起一百年前只略略增加，但是以實質附加價值而言，則增為二十倍之多。」值得注意的是，原材料、人工與機器等實體的投入占總附加價值的比例已大幅降低（如美國的汽車業約30％，光碟則只有15％），主要的貢獻都來自與知識有關的創意、設計、商譽、客源關係等無實體之投入。換言之，近年來經濟成長的來源已不再是實體投入數量的增加，而是知識的品質、深度與廣度的提高。
知識變得越來越重要有若干原因。第一，隨著全球化與自由化的進展，尤其是世界貿易組織廣納會員之後，國際間的貿易保護與障礙消除。每一個生產者在面對來自全世界的競爭壓力時，無法再憑藉生產規模的擴大，而必須確保生產活動不斷的推陳出新，才能得到足夠的生存空間。
第二，由於資訊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實體資源受地理區位的限制大為減輕。在工業化時代，各國把競爭優勢建立在本國的土地、勞工、資本之上。但是在今日，一個位在美國的公司可以線上僱用住在印度的工程師，而臺灣出口的電腦裡頭有美國做的中央處理器、新加坡產的硬碟、馬來西亞製造的主機板。時至今日，實體資源已不再是任何一國可以獨享的優勢，唯有擁有使用知識的能力，才是競爭力的真正來源。
第三，隨著全球平均所得的增加，人們的需求也從滿足基本溫飽的標準化產品，漸次提高到個別化、品味化的產品，並從有形的物品（如冷凍食品）逐漸發展為服務性的產品（如到府外燴）。在生產這些差異性、高品質、服務類的產品時，很難再採用工業時代的大規模生產方式，必需運用更多、更新、更細緻的知識。
第四，由於各種新科技和新產品的不斷出現，一切產品和產業的生命週期都在加速縮短中。在1990年代後半葉，全球電腦類產品中，有七成以上的收益來自兩年內出現的新產品。透過生產或消費的學習性，新產品與新市場又繼續刺激其他新技術和新產品（如先有數位相機，然後有專門列印數位相片的印表機）的出現，從而使新知識的需求益發擴大。
知識角色的轉變帶來新的競爭情勢、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需求型態。在這個變化過程中，許多新的企業和新的產業興起。在臺灣，資訊通信業（不包括電子產品）在1981年時的出口僅占全國總出口的0.7％，1990年為1.3％，近幾年快速增長，至2000年躍升為13.2％。相對來說，傳統產業過去沒有善用知識的習慣，如果現在不及時升級或建立本身獨到的競爭優勢，很容易遭到淘汰。臺灣目前有不少傳統企業已經倒閉，倖存者有很多只能靠雇用外勞或外移他國來苟延殘喘。總之，不論傳統或新興產業，一個企業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生存之道，唯有繼續不斷地吸收知識、累積知識、創造知識，並且善於應用這些知識。
知識經濟的主角
既然知識成為創造財富的主要來源，而知識體現於個人，新時代經濟生活的主角當然就是管理大師杜拉克（Peter Drucker）所稱的「知識工作者」，或一般經濟學家慣稱的「人力資本」。
在傳統經濟理論的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又可分為生產性和不具生產性兩類。生產性的勞力是指從事第一線生產的人，他們接受既定的指示，在工廠裡實際製造產品。非生產性的勞工（如經理）的工作，則是監督生產性的勞工，不讓他們有偷懶摸魚的機會。數十年來，非生產性勞工（如研究者）的作用越來越強、人數越來越越多、薪資也越來越高，傳統上對兩種勞工角色的劃分顯然不再適用。
經濟學家洛馬（Paul Romar）在〈知識工作者之外〉（Beyond Knowledge Worker）一文中，為了能夠更清楚地說明現代生產活動的本質，把全部的生產投入重新界定為「濕體」（wetware）、「軟體」（software）和「硬體」（hardware）三種。硬體指有實體的東西，如電腦、土地、原材料等；軟體指已經過編碼的明言知識，如藍圖、工作手冊、科學原理等；濕體則指是知識工作者，或是蘊藏在知識工作者腦袋中的非明言知識。在生產過程中，三種投入必須互相搭配合作。以作家寫作為例，不論她寫的是消費性產品（如小說或散文），或生產性產品（如技術報告或工作手冊），她需要有電腦（硬體）、文書軟體（軟體），還有本身的靈感與寫作技巧（濕體），才有作品產生。三種投入中最關鍵者，當然還是知識工作者，因為其他兩種是可以被替換的標準化元件；知識則不然，不同的腦袋，就會有不同的作品。
自知識工作者成為經濟活動的主角以來，所涉及的勞雇關係也隨之產生很大的變化。在工業化鼎盛時代，絕大多數雇主與勞工之間的就業關係是按不定期間契約簽訂。這種契約是由個人提供勞務，從事某項特定工作，並獲得勞雇雙方同意的報酬。一般認定的「就業」，是一種以投入勞務為基礎的全時間工作、長期雇用的契約。這種勞雇關係是相當穩固的。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本身的性質成為勞雇關係的重要決定因素。各種知識當中，可明言的知識因為具有公共財的性質（即有「共享性」，且有「無排他性」），容易被人家「搭便車」，所以很少企業願意自己生產或雇用，寧可以軟體的方式購買或採用外包的方式取得服務。
對廠商價值比較高的知識是非明言知識。這些知識是貯存在員工身上的，其中有部分是專屬於該廠商特定生產活動的專業知識，這種專屬性的知識對企業的價值最高。廠商除採用各種外在的措施，如著作權、商標權等，也會採用內在的措施，如鼓勵高知識員工留任，並逐漸轉為共同業主等，來保護高價值知識的擁有者，以鞏固本身的競爭優勢。至於對企業價值不夠高的員工，除非他們能夠自我提升，否則終將面臨被裁員的命運。
對於具有核心知識以外的知識者，或不具廠商專屬性的知識（如醫療、法律等技術或專業服務）者，即便其中有不少是非明言知識，廠商也會像取得明言知識一樣，傾向於從外部取得。取得的方式包括彈性約雇、人事或外勤之仲介服務，還有包商等非永久性的、不定工時的勞雇關係。
經濟學者劉克智與筆者在〈知識資本主義：臺灣的新挑戰〉一文中，對勞雇關係歸納出兩個新發展：廠商對主要擁有專業及非明言的知識者會逐漸將他們「內部化」，對主要擁有明言的知識工作者或其他勞工則將採取「外部化」的做法。但不論是內部化還是外部化，傳統型態的長期雇用、全日工作的穩定型態，已逐漸被部分工時、非永久性、外包、仲介等相對較不穩定的雇用方式所取代。
在就業關係穩定的時代，勞工的工作機會由廠商掌握。但是在知識經濟的時代，個人的事業生涯由個人自己掌握。英特爾公司總裁葛洛夫（Andrew Grove）在《十倍速時代》（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一書中說：「你是你自己的職業生涯、技能，以至於異動時機的決定者。…沒有任何其他人可以為你做這件事。」知識經濟時代的工作機會雖然不再穩定，使個人難以預作生涯規劃，但事業生涯自由度與彈性的增加，使個人實現自我的空間擴大，未嘗不是一項優點。
臺灣目前非傳統型態的就業已大幅增加。2000年時，非農業部門中的自營作業者（不含無酬家庭工作者）、每週工時低於四十小時者與臨時雇用者合計，占全體非農就業者的24％。這個數字雖然高，仍低於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國家在1990年代末的35～40％，顯示臺灣還有繼續提高的餘地。當勞雇關係越來越失去傳統的穩定性，個人的終身學習乃成為不可間斷的活動，才能保持或提高自身所蘊含的知識價值，免於失業之苦，並得到實現自我的機會。
知識創業家的精神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年代，知識已經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新知識的創造與應用也成為經濟生活的重心。對於能夠創造新知識並將之應用於經濟活動的人，我們稱為知識創業家。
最典型的知識創業家是雅虎的楊志遠、微軟的蓋茲，還有臺積電的張忠謀等人。雅虎等幾個企業都代表了一種新知識的出現和應用，而這幾位創業家，不僅為他們自己和許多人創造出巨大的財富，並且徹底改造了世界經濟活動的內涵和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張忠謀領導的臺積電來說，這個公司是世界首家專業代工廠，它把半導體晶片的製造與設計分開來，專精於代工製造，連帶使得只有設計能力而沒有生產能力的企業獲得新的生機。這是一項重要的創新，它打破了原來日、韓等國垂直整合企業專擅的場面，不但為臺灣的專業代工廠開拓了一片江山，成為世界四大半導體國家之一，連原來幾乎被打敗的美國，都因為專業設計公司的興起而重新站上世界半導體的舞臺。到1990年代末，即使是世界垂直整合大廠（如日本東芝公司）都開始改變經營型態，將部分產品交給專業代工廠生產。臺積電創造的新知識，已在半導體產業史上寫下重要的一頁。
知識創業家的精神不只表現在赫赫有名的人身上。有些人自己不是千里馬，而是伯樂。化學家穆利斯（Kary Mullis）發明了一種技術，可以大量複製去氧核糖核酸（DNA）。這個發明對生物化學、診斷學、法醫學等領域有極大的貢獻，例如，殘存的一點點血跡經大量複製後，就足以供警方辨識出誰是真正的犯人。穆利斯因為這個發明得到諾貝爾獎。但是他工作的西特斯（Cetus）藥廠一開始認為這項發明不是製藥技術，不值得投資。好在藥廠有一位經理獨具慧眼，爭取並安排了此項技術的開發。後來，西特斯藥廠把這個技術一舉賣了三億美元的天價。這位經理並沒有因此揚名立萬，不過若是沒有他的慧眼，穆利斯的技術也不會有問世的機會。廣義來說，這種認識創意並加以發揮的能力，配合上新創的知識，也可以算是知識創業家的精神。
當伯樂遇上千里馬（如穆利斯和經理的組合），甚至有時候千里馬自己就是伯樂（如張忠謀），創新的知識就能夠發揮創造財富、造福人群的力量。在知識經濟的世界裡，一方面因為時代的變化，再方面知識的產生原本就具有加速效果，知識創業家精神得到發揮的例子，比起過去的農業或工業時代更多、更頻繁。
知識創業家的精神並不是理所當然、必定存在的，反面的例子很多。舉一個缺少創意或新創知識的例子，柯達公司在軟片製造上獲利甚豐，但是當它涉足電腦軟碟這個蓬勃發展的產業時，卻無法得到同樣的成功，甚至根本無法獲利，原因是它擁有軟片的專利權，但對於磁片並沒有任何獨到的知識優勢。再舉一個缺少認識創意能力的例子，美國貝爾公司（Bell）在1876年想把新發明的電話專利權便宜賣給當時的西方聯盟電報公司（Western Union），可是被拒絕。然而電話的市場成長很快，只不過三年之後，西方聯盟公司就發現當初的決定錯誤，但已經來不及挽回了。
的確，產生創意和認識創意不是容易的。發明和創造本來就含有很高的不確定性，難以計畫或安排，而且失敗的比例很高。此外，人類向來都是短視而且缺乏想像力的，常常無法以舊的框架來想像一個尚不存在的新世界，當然也很難辨識出一個新創意有沒有發展的潛力和價值。
究竟如何激發創意，又如何促進創意的實踐呢？一個國家、一個企業，或一個個人可以儘量提高本身的知識存量，以便利用前述的四種管道來產生新知識，而且可以藉制訂法令或培養企業文化等硬體和軟體來鼓勵創意的發揮與實踐。這些做法雖然不能保證新知識的必然產生，但是可以增進創意產生和被認識的機率。
知識創業家的精神可以發揮在人類集體的經濟生活上，也可以應用在個人的層面。其實，隨著經濟本質的變化，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知識創業家，而且也不得不如此。主要的理由已如前述，現代的勞雇關係不再是由廠商掌握工作機會，所以個人要對自己的事業生涯負責。為了發揮知識創業家的精神，一個人唯有持續吸收知識、累積知識，並勇於嘗試將新知識應用出來，才能夠在知識經濟時代裡得到自我實現、自我發揮的機會。
最黑暗的時代‧最光明的時代
我們眼前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階段，失業率的攀高及經濟的衰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未來我們可以達到哪一個新均衡點，除了受到內外在各種大環境的影響，也取決於個人是否認識知識經濟的本質，而且是否能夠對新時代作充分的準備。只要每個人都善於發揮知識創業家的精神，未來雖然充滿不確定，極有可能是一個最光明、最有希望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