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社會」的研究與教學：科學知識的生產與民主化
9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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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嘉苓｜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美國社會學家史蒂芬‧愛普斯坦（Steven Epstein）在 2006 年年底，應陽明大學的邀請來臺講學。這位著名的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研究學者，以他的新書《納入：醫學研究的差異政治》（Inclusion: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Medical Research，2007 年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他觀察到醫療研究過去 20 年來的改革趨勢，就是強調研究中要把各種群體納入。
多年來，來自社運團體及批判性的學者，特別是女性主義陣營，抨擊臨床研究較少把女性、少數族裔、老人等納入，甚且對這種弱勢社群的缺席並不以為意。中年白人男性不只在政治經濟上掌握優勢，其身體經驗也獨霸臨床研究，以其為基礎所得到的結論，被認為可推論到所有人群。這一觀點，逐漸地連臨床研究者、衛生署官員、醫界團體等都出現反省的聲音，改革變得勢在必行。
近年來美國幾個相關的政府機構，包括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等，都成立了把關機制，要求醫療研究要注重性別、階級、族群等面向的敏感度。愛普斯坦認為，這等於揚棄了過去「單一尺碼」的模式（即以中年白人男性代表全體），而強調重視各社群有其特殊性。這種改變不僅是停留在倡導意見而已，而是有各種政策、指導綱領、流程等配套，要求確實執行。同時，把各類社群納入，不只是增加樣本的代表性，也要求在研究上要重視治療效果、疾病進程等在性別、族群、年齡上是否有差異。
醫學研究過去在採樣對象上的偏見，似乎就在這樣強調納入的設計中得到修正。然而，愛普斯坦觀察到，這種納入的策略並非沒有爭議。
如果要討論白人、黑人（菲裔美人）、亞裔族群等對於特定藥物的療效差異，如何界定「白人」、「黑人」與「亞裔」？族群通婚頻繁的美國社會，要祖宗八代都很「純」才能當成「黑人」樣本嗎？「不純的」就要排除嗎？研究者如何認定？自我認定的族群與生物性上的定義往往有落差，這又要如何處理？這種強調社群差異的做法，不免預設了性別、族群等有其生物上的差異，反而落入了生物決定論的危險性。
其實，過去爭取性別平權與種族平權的重要論點之一，正是強調性別與種族的不平等是來自社會的差別待遇，而非兩性或黑白的生物性差異。
《納入：醫學研究的差異政治》這樣的研究視野，延續了愛普斯坦過去對於科學知識生產的民主化的關注。愛普斯坦 1996 年一出書就得獎無數的《不純的科學：愛滋、社運與知識政治》（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Politics of Knowledge，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就藉由美國愛滋社運團體介入愛滋研究的過程，述說了一個常民使得科學研究變得更美好的動人故事。這個故事已有中文翻譯：「民主、專業知識和愛滋療法運動」，收錄在《科技渴望性別》（2004 年，群學出版社出版）一書內。
愛普斯坦以80年代後期美國的愛滋社運如何介入愛滋研究的案例，對於常民如何參與科技提出了深刻的分析與反思。愛滋社運的介入，使得像雙盲試驗這種科學界一向認可的標準程序，在倫理上與方法學上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抨擊，也實質改變了愛滋藥物的實驗程序。而這種抨擊也逐步造成科學研究活動更建制化的改變，例如過去只有具博士學位的科學家才能參與審查委員會，愛滋社運人士的介入參與了科學知識的生產與評估，有若常民挑戰了科學知識，堪稱科技民主化的光譜中最極端的一環。
透過彰顯美國社會對於科技憂喜參半的時代脈絡，婦女健康運動與同志運動 70 年代起對於醫學研究質疑的社運背景，以及 80 年代愛滋療法社運採取競逐可信度的諸多策略，愛普斯坦以剖析知識宣稱的可信度如何達成的複雜過程，試圖解釋這個極端如何發生。同時，愛普斯坦也檢討了這種介入的利弊得失，例如社運內部以知識層級區分你我，使得某些社運欲求的科學成果變得難以達成，都讓這個常民介入科技的戲劇性案例無法單純地歡呼勝利。
美國公衛學者費爾‧布朗（Phil Brown）以麻州烏本居民如何發動有關地下水污染造成幼童罹癌的調查過程，發展出的「大眾流行病學」概念，是另外一個常民介入科學知識生產的著名案例。
臺灣的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工殤協會）也曾因為質疑 RCA 污染事件的流行病學調查，發動義工自行進行調查，與「大眾流行病學」的精神十分相似。而 RCA 自救會成員抨擊「難道要死更多人，才能得到污染致癌的科學證明」，也與愛滋療法運動對於「要證實治療藥物有效，就是要對照組比實驗組死更多的人」的批判，有共通的地方。
的確，這幾年在臺灣，不論是病患權益運動還是環境運動，對於科學知識生產的批判不斷，愛普斯坦有關常民／專家（lay-expert）這種新類型的討論，能讓我們更進一步思索台灣在「專家不應凌駕民意」vs.「民意不應凌駕專家」的辯論中，把專家與民眾截然二分的預設。雖然有批判，臺灣社運介入科學知識的程度仍然十分有限。而愛普斯坦分析的珍貴之處，在於對於「過程面」的討論，例如從文中有關取得可信度的幾個重要策略，應有助於我們理解達成訴求的結構性條件與障礙。
這次來臺講學，愛普斯坦也特別針對病患權益運動的學術研究，做了分析與整理，鼓吹大家透過病患運動的視野，更了解常民如何參與建立更理想的醫學研究與醫療體系。
除了這種集結團體（社運或社區居民）介入科技的經驗外，最近十多年來也發展出一些公眾參與科技評估的模式，例如共識會議、願景工作坊、公民陪審團等。這些模式是歐美紐澳日韓各國針對複製人、綠色消費、基因改造食品等需要處理的科技爭議，以民主的精神加以審議，創造出能讓常民百姓提出政策建議的管道。已有不少文獻探討在給予充分的資訊與審慎思辨後，公民們豐富細膩的關注點與想法，往往成為政治人物、專家與整體社會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重要參考。
在過去民主社會中，科技決策者基於民眾對科技專業知識通常不甚了解，在決策過程中往往自以為是地排除了來自民眾的障礙。這種對於公眾知識理解的角度，一般稱為「擴散模式」或「欠缺模式」，STS 研究批判這種論點的缺點是太強調知識是單向流向的。近年來許多 STS 文獻力圖挑戰這種只認可專家有知識、專家知識必定適用的觀點，並提出「公眾參與科技」的看法。這派的論點是以強調「參與」的主動性來對照過去「理解」模式的被動性，彰顯民眾是生產知識的主體，而非僅是資訊與專家知識的接收者。
科技在現實社會牽扯的因素相當複雜，是實驗室裡可控制諸多變項的操作方式所無法周全的。而看似只是社區在地的觀點，卻可能因為了解現實世界的複雜運作，對於生產出更面面俱到的科技政策、甚或是更好的科學，也有所助益。當然，這也不是全然沒有爭議。愛普斯坦對於這種公眾參與模式，就提出了深刻的反省。
在臺灣，各種科技爭議早已深入日常生活中，而常民參與科技評估的重要性，已經是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了嗎？這些與科技發展相關的社運團體，也已逐步從資源分配與認同政治，擴散到對於科學知識生產的挑戰，這種活力又如何能創造一個更民主的科技社會呢？透過更多如愛普斯坦這樣深刻的STS研究，會激發我們產生更多富有創意的觀點與實踐。
（本文部分內容改寫於〈公民參與科技〉一文，原發表於《科技渴望性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