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療法或巧合誇大？血清療法的早期爭議史
92/08/08
瀏覽次數
7270
李尚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SARS這種新的病毒疾病目前還沒有確實有效的療法，因此中國大陸傳出痊癒病患的血清具有療效的說法，就受到相當重視。臺灣有醫院嘗試此療法，有病患家屬在網站上徵求救命血清，也有痊癒者捐血回饋社會。然而，部分醫界專家警告說SARS血清的療效不明，卻有引發嚴重副作用的危險。
這些討論彷彿把我們帶回十九世紀末血清療法剛研發應用時的情境。醫學史學者萬德靈（Paul Weindling）指出，當年白喉抗毒血清推出時就出現療效評估困難、副作用風險引起爭議等問題，造成複雜的學術論戰。以下就根據他的精采研究重述這段有趣而發人深省的歷史。
白喉是一種好侵犯兒童的疾病，傳染途徑包括飛沫、傷口接觸，乃至飲用沒有加溫消毒的牛乳。在十九世紀後期，白喉是歐美兒童主要死因之一。白喉病因的闡明，可說是一批傑出細菌學家的接力研究成果。德國細菌學家克列伯（Edwin Klebs）在一八八三年首度辨識出白喉的致病細菌。次年，另一位德國細菌學家羅福樂（Friedrich Loeffler）成功培養出白喉桿菌。羅福樂還懷疑某些感染白喉的患者不會發病卻具有傳染力，為「健康帶原者」（healthy carrier）這個對預防醫學的發展影響深遠的概念奠下基礎。
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胡斯（Emil Roux, 1853-1933）與葉赫森（Alexandre Yersin, 1863-1943）在一八八七年在白喉桿菌的培養液中發現該菌產生的毒素。接著，德國細菌學家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 1854-1917）與日本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於一八九○年在細菌學大師科霍（Robert Koch）的實驗室中研發抗毒血清。他們將白喉毒素注射到實驗動物體內，宣稱這樣產生的血清具有能對抗細菌毒素的抗體。他們認為這種抗毒素（anti-toxin）可以中和白喉毒素，甚至能殺死白喉桿菌。
著名的英國生理學家薛凌頓爵士（Charles Sherrington, 1857-1952）曾描述他為了拯救罹患白喉的姪子而連夜趕搭火車，小孩在注射了第一批於英國使用的抗毒血清之後痊癒。報章媒體不斷刊出類似報導，使得白喉抗毒血清很快就引起大眾矚目。對細菌學這門新學科而言，血清療法的出現是場及時雨。
當時細菌學雖已發現一些重要傳染病的致病細菌，但不少實務界人士對這門學科的價值還是大有保留。公共衛生工作者認為清潔通風的環境和乾淨的食物與飲水，就能有效減少傳染病的發生，十九世紀的公衛運動在這方面的努力已有很好成效。他們批評細菌學只把焦點放在病菌上面，卻忽略了環境與社會因素，如此狹隘的觀點不只無法周延解釋疾病的發生，反而不利防疫保健。不少臨床醫師則認為細菌學的研究成果對治療無甚助益。白喉抗毒血清的出現，使得細菌學家得以反駁這些批評。
白喉血清療法激起了大眾對消滅傳染病的希望。民眾的捐款、慈善組織的贊助以及政府的支持，使得細菌學研究獲得不少資源。一八九四年貝林在哈勒大學（Halle University）醫學系激烈反對下獲聘為該校正教授。普魯士政府還在柏林近郊設立一個專門測試血清療法的研究機構，由另一位投入血清療法研究的細菌學家艾利希（Paul Ehrlich，一九○八年獲諾貝爾生醫獎）主持，以推動血清製劑的純化與標準化。該機構後來遷往法蘭克福並擴編為「實驗療法研究所」（Institute for Experimental Therapy），艾利希就在此一研究所經606次嘗試後，研發出治療梅毒的藥物「砷凡鈉明」（Salvarsan）。
這段期間正好是歐洲傳統藥廠走向現代科技產業的關鍵時刻，貝林等人用馬取代天竺鼠來量產抗毒血清。細菌學家與粗具規模的藥廠合作，立下學術研究和商業生產結合的模式。細菌學家還和小兒科醫師及兒童醫院聯手推廣血清療法，使得兒童醫院獲得更多經費，小兒科在醫界的地位也得以提升。推廣白喉血清療法的小兒科醫師胡貝納（Otto Heubner）於一八九四年在柏林大學醫學系的反對下，獲普魯士政府聘任為該校正教授。
獲得第一屆（一九○一年）諾貝爾生醫獎的貝林是宣揚血清療法的旗手。他藉由血清療法，對創建細胞病理學（cellular pathology）的偉大病理學家維蕭（Rudolf Virchow）發動論戰。和科霍不和的維蕭向來強調環境與社會因子在疾病的發生扮演重要角色，宣稱醫學是門社會科學，並致力推動公共衛生。在一八四八年的斑疹傷寒（typhus）流行病學研究調查報告中，維蕭強調貧窮與疾病的關聯，主張政府必須賦予工人個人自由與結社權利以進行民主自治，並且實施進步的稅制，才能有效防止疾病的發生。
貝林宣稱血清療法消滅傳染病的功效遠優於公衛措施，足以取代維蕭所鼓吹的衛生改革。因醫學成就而封爵的貝林，既反對維蕭的公衛觀點，也攻擊他的自由派政治立場。貝林還訴諸民族主義，宣稱血清療法和日耳曼民俗傳統對傳染病的看法相符。日後納粹政權對貝林大加紀念推崇，除了醫學成就之外，或許和他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與保守政治立場也有關。
血清療法並非沒有爭議，有時注射血清的病人會發生過敏反應。輕微者會出現起疹子、發燒與關節疼痛的症狀，當時被稱為「血清病」（serum sickness）。嚴重則會迅速死亡而引起震撼恐慌。血清療法批評者常以其安全性大作文章。柏林著名醫學教授蘭格漢斯（Paul Langerhans）的兒子在注射白喉抗毒血清後死亡，為喧騰的爭議火上加油。
公衛學者也開始研究血清療法的療效，並質疑其支持者有誇大之嫌。白喉桿菌不同菌株的毒性變異很大，疫情也有高低循環。英國公衛學者鈕修姆（Arthur Newsholme）在一九○○年指出，倫敦的白喉死亡率在一八九三年還在上升，巴黎卻在一八七七年就已下降，因此不能單把白喉死亡率的下降歸功於一八九○年代推出的血清療法。鈕修姆雖然承認血清療法對死亡人數的降低有貢獻，但也指出疫情循環（epidemic cycle）更是重要因素。
也有一些臨床醫師認為抗毒血清只有類似疫苗的預防效果，療效卻很可疑。維蕭就支持這個看法。發現白血球殺菌功能的細菌學家布希納（Hans Buchner），在對此進行研究後認為抗毒血清可以防止細胞進一步中毒，但無法殺死白喉桿菌，因此血清只能提供被動免疫，卻無貝林所宣稱的殺菌療效。布希納強調人體自身的免疫力更為重要。
另一位投身公共衛生領域且成就卓越的細菌學者哥德斯坦（Adolf Gottstein）則發現，在許多健康兒童的眼結膜與鼻腔都可以發現白喉桿菌，因此菌株的毒性與個人的抵抗力才是罹病與否的關鍵。哥德斯坦批評鼓吹血清療法的人過度誇大白喉抗毒血清，而強調改善個人與居住環境衛生，以及透過兒童福利來改善兒童的營養與提升「自然免疫力」，才能有效防治白喉。
今天的歷史學家仍難以評估血清療法對當年白喉的防治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卻可清楚看出在這個醫療技術誕生時不同的研究取向、學科利益乃至政治立場，如何使得一批最傑出的醫學家對這個療法產生歧異甚大的看法與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