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社會」的研究與教學：醫療社會的歷史省思
97/03/05
瀏覽次數
9734
郭文華｜
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歷史的教訓與 STS 研究
在臺灣，歷史與 STS 的研究彼此踏著若即若離的腳步。一方面，目前清華大學的歷史研究所是國內唯二的 STS 教研機構（另一個是新成立的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其中探討科技與社會的學者有些來自歷史學界或兼做科學史的研究。但另一方面，許多文史工作者認為 STS 的研究似乎只關心當代議題，處理方式也多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切入，並沒有與過去對話，實在很不「歷史」。
到底 STS 研究該與歷史有什麼關係？任教於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所的醫療社會學者–市野川容孝（Ichinokawa Yasutaka）教授蒞臺演講，帶領大家思考倫理議題的歷史意義，並揭示在 STS 研究中歷史不能缺席的原因。
的確，把「陳舊」的過去與「尖端」的生命科技並列，比方說腦死與人工生殖，乍看之下很不可思議，但市野川的學術背景透露他掌握倫理議題的另類方式。他出身東大，從大學部到博士班受到完整訓練。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的並非我們預期的正統社會學，而是廣袤的、以人文為中心的知性鍛鍊。
市野川最初進入文學部，學習哲學、歷史與文學，之後進入社會學研究所，專注於德國社會思潮，特別是 19 世紀社會學的發展。嚴苛的學術生涯並沒有讓市野川陷入名校的象牙塔中，他自大學起便持續參與障礙福利工作，時時思考如何善用專業來理解周遭問題。這些點點滴滴，形塑了他對當代醫療的研究風格。
市野川教授的演講「日本生命倫理簡介：與臺灣學界的對話」（Bioethics in Japan: A Short Introduction for the Dialogue with Taiwan），是他長年反省東亞倫理問題的總結。對聽眾來說，它本身便是有趣的「異時空」體驗。雖然身為日本本土訓練的研究者，市野川卻以歐洲為例，講述現代醫療對東亞的啟示。同時，即使在國際文化研究所任教，他卻不斷地把大家帶回過去，以扎實的歷史研究功力分析問題。
在往來古今、縱橫東西之際，演講者如此論述：如果「以史為鑑」說的是事件的相似與重複性，其實歷史的發展並不如此；時代不同，想法也就不同。像腦死定義或器官捐贈風氣這類的倫理爭議，並非毫無因由、普世皆準的提問。如果要正確掌握這些提問的意涵，問出真正的STS問題，就要從其歷史發展中理出來龍去脈，分析每個時代裡這些問題如何呈現與討論。總之，「歷史意識」是這場知性之旅的主題，也是他希望帶給學員的啟發。
醫療倫理的區域性與時代性
一開場，市野川教授便以「我可不是生命倫理學家（bio-ethicist）」一語勾起聽眾的好奇，而這場知性之旅也是從生命倫理的「去普遍化」出發。首先，市野川舉醫學社會學者 Renee C. Fox 的研究，指出美國各時期衍生的倫理問題。取其要者，如紐倫堡大審中的戰爭科學加上 1964 年赫爾辛基宣言（Helsinki Declaration）的宣示，讓人體試驗的倫理成為 60 到 70 年代的熱門話題，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也變成醫療行為中不可或缺的步驟。
此外，醫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生死邊界的模糊，在在衝擊死亡的定義，使腦死成為 1970 年代後期的關注焦點。1980 年代開始的經濟停滯，加上醫療費用的高漲，讓「生命何價」更成為保險業者、醫療單位與保險人相互角力、斤斤計較的話題。至今，生命倫理的「經濟化」仍然是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如同美國，日本也有自己的倫理關懷。做為二次大戰的發動國，戰後最先浮出檯面的是戰爭期間的種種非人道作為。不管是七三一部隊在中國東北的人體試驗與在南方施放的細菌武器等，都引發倫理上的爭議。後來影響死亡定義，功敗垂成的和田心臟移植，更是 1970 年代醫療倫理的指標性案件。
而在同時開始普遍使用、常規化的生殖科技，也顛覆過去對生命起源的看法。當然，匆促上路的全民健保，是日本人曾經自豪、但又愛又恨的醫療制度。而在公害問題的爭議之後，藥害事件的發現與政府因應也陸續加入，成為日本在談醫療倫理時必定出現的主題。
在課題比較之後，市野川進一步指出日本與美國「問問題」的方式其實也不相同。他以被動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為例來說明。在美國，醫師是否該對不願治療的病患停止醫療，是醫療倫理的熱門話題，但在日本卻沒有爭議。因為日本法律規定，當事人必須因為醫療行為的介入而去世才能追究失誤。也就是說，雖然兩國都不允許安樂死，但是精神上有所不同。當美國還在沸沸揚揚地討論是否要讓安樂死合法化時，日本的醫師卻可以實行被動的安樂死，而無須背負法律的刑責。
市野川認為，以上的差異不能以「國情不同」一語帶過。每個社會問倫理問題的方式反映了它在倫理上的特質，而這個特質正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以美國來說，這個特質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考慮。個人有追求自由的權利，但是也必須為其行為負責。因此，在這種脈絡下，生命倫理的出現是在社會關係的架構中限制個人發展。反觀日本，由於集體規範與行為是其社會構成的基本要件，因此不管接不接受，個人行為的倫理意義必須藉由現有法律與價值來界定。
此外，在思考的動力上日本也與美國不同，比較缺少自主性的批判評估。這些都讓美國在討論生命倫理時處處顯現社會張力與衝突，在日本這類話題卻僅只於學理探討，鮮少涉及到群己關係的反省。
重新檢視腦死爭議
如果倫理不是普遍命題，而是與當地的社會情境相互呼應，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說，「區域性」或「時代性」的爭議要如何探討與解決？對此，市野川並不直接回答，而是點出這類爭論的盲點必須先行釐清，否則只是原地打轉，無助於討論。
以非西方社會來說，由於沒有體認倫理議題的時代性與區域性，它們往往把西方的倫理議題照單全收，並從東西對立的抽象架構中創造本質性的文化差異，比方說儒家式的生命倫理，用它來解釋非西方社會無法接受某些價值的原因。市野川認為這種說法似乎自圓其說，卻與現實有很大的差距。
市野川用「腦死」為例分析。當 1968 年日本進行第一例的心臟移植時，民眾最初也寄予希望與祝福。但隨著受贈者死亡，移植過程沒有審慎處理的瑕疵也一一浮現。其中，爭論最久也最關鍵的是如何界定捐贈者已經死亡，以適時取出心臟，這就是所謂的「腦死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一般的解釋是認為說美國腦死的定義與日本不同；依照日本人對死的認知，多數器官在死亡前應已失去活力，無法使用。因此，隨著心臟移植手術成功率的上升，日本也在 1970 年代末重啟死亡定義的討論，希望在不違反倫理的狀況下，接受腦死做為死亡的判斷準則。
乍看之下這是技術性問題，應該沒有爭議，其實不然。在 1992 年首相特別召開的諮詢會議裡，有兩種對腦死定義的看法。多數參與者認為腦死是醫學定義，無庸置疑；但另有少數人從文化觀點反對腦死，認為這是來自西方文化「身心二元論」的說法，不符合傳統。贊成前者的多來自醫學界，對西方文化持開放態度；對腦死持保留看法的則多屬人文界，特別是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因此這個爭論也被化約成科學與哲學，甚至是東方與西方價值的「不可共量」。
上述的解讀似乎沒有毛病。它不但呼應一般人對東西文化的想像，也指出科學的分析性特點。不過市野川卻犀利地指出，不管是贊成或反對，事實上這些腦死說法都不符合醫學史的發展。自 18 世紀以來，歐洲對死亡的定義並不是以腦死為判準。比方說，創發組織病理學的法國醫師 Xavier Bichat 便指出腦歸屬於「外觀生命」，因此腦死不算死，只有心肺衰竭，也就是「內在生命」的消失，才是真正的死亡。
另一方面，日本把脈搏、心跳與瞳孔反應當做死亡判準的說法也站不住腳。因為檢證這個說法的來源，會發現這個「傳統」只不過是在鎖國結束後，從德國傳來的舶來概念。如果回歸真正的傳統，會發現日本早有對往生者進行「召靈」的儀式，這又與西方的身心二元論類似。
於是，在市野川的抽絲剝繭下，我們會發現把東西切割為二，把身心劃分軫域的簡單框架，其實破綻百出。它不但無法辨明問題，反而藉由現代觀念強自解釋醫學的進展與非西方的「傳統」，模糊了探討的焦點。這正是歷史的教訓：它不只讓學者單純地為過去「蓋棺論定」；對醫療倫理的研究者來說，它更提供超越虛幻對立、釐清議題的基礎。
生命倫理的出路
在橫跨歐洲與日本，來往哲學與歷史之後，這個雖說是「簡短介紹」卻極為豐富的知性之旅，即將抵達終點。到底，STS 學者要如何面對與處理生命倫理呢？
在經過以上論證後，這個問題變得極不容易回答。因為，推得極端一點，世界上可能沒有相同的案例可供討論與借鏡。做為社會學家，市野川自然知道這個困境，但他不想重複相對主義式的虛無回答。他認為，在處理這類議題時，研究者須秉持「跨文化的觀點」與「強烈的歷史感」審慎介入。套一句廣告詞，就是「今天不能用昨天的地圖上路」。
這樣說，如果到 21 紀我們還只是一味假設東西雙方不可共量、無法溝通，未免小看了幾百年來兩者糾纏不斷的交流影響。當然，這不意味各國會因為經歷現代化而不再有差異，而是說「倫理」必須透過異文化的比較，從各自的社會歷程中去理解。
以腦死來說，市野川把它放在器官移植的社會脈絡中，認為日本重視群體，把內外之別視為社會的基本價值。因此，家族成員間的活體器官移植十分普遍，因為割股療親式的想法符合他們的思維。反觀一般性的器官移植，可能因為器官來自於外人，因此無法被日本人廣泛接受。
在演講最後，市野川也請大家比較日本經驗，試著想想台灣高心臟移植與低腎臟移植率的可能解釋。不過，大概不習慣這種大論述，聽眾沒有太多回應，反而對日本生命倫理的現況較感好奇。或許，我們還沒找出屬於自己思考地圖的「衛星定位系統」吧。
儘管如此，演講中仍讓聽眾學到很多。這是一場恢弘的論述，峰迴路轉中卻處處引人入勝、發人深省。更重要的是，演講者善用影像補充論證的幽微曲折，顯示歷史與 STS 研究對敘事方式的共同關心。或許，「地圖」這個二維向度的比喻尚不足以道盡倫理議題的多元視野，而三度空間的「展演」與「虛擬實境」才是貼切的描述。對此，市野川教授繼續在研習營中演示如何使用多媒體誘發 STS 的問題意識與歷史感，引領學員進入另一場豐盛的知性饗宴。但對與會聽眾，特別是對歷史與 STS 研究的關係有所誤解的研究者來說，這場演講應該是他們最大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