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人走出來的–楊淑珺的經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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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人走出來的–楊淑珺的經濟哲學

105/06/15 3617

吳美枝｜《科學發展》特約文字編輯

林茂榮｜攝影

「從沒想過自己可以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國際機構工作。」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的楊淑珺教授坦言，因為她的人生經歷並非事先經過規劃的，而是一步步摸索出來的。例如，1993年她大學畢業前往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傳播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時，其實尚未找到人生方向，在面臨種種考驗與壓力之際，她決定重拾兒時的興趣——彈鋼琴。這個原本只是紓壓的行為，日後卻幫助她數次成功地轉換了跑道。

輾轉探索路

「出國前並沒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楊淑珺說，從小她就是個盡本分的學生，一路念上來，沒想太多，就連選讀政大學傳播學院，也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氛圍認為女孩子讀新聞系應該很不錯。「只是我的成績沒考上新聞系，而是落在廣告系。」就讀後，她很快就發現自己並不適合傳播，雖然曾考慮重考，但無意間聽到一個想法：早點畢業，出國念書。這個說法深得我心，因此，自大二起就努力讀英文，大三考完托福和GRE，一畢業即前往南加大學傳播學院攻讀碩士學位。

在南加大，楊淑珺第一次接觸到傳播法規的相關課程，並習得傳播產業的特殊經濟結構，她說:「許多傳播法的制定與言論自由的保障息息相關，在傳播法的課程裡我讀到很多大法官的意見，他們邏輯清晰，正、反面的論述都令我相當佩服。」她隱約覺得自己對「法律」和「經濟」頗感興趣。畢業後，為了確認自己是否適合法律這條路，她便在洛杉磯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並於一年後又回到學校，想更深入研究傳播產業的政策，因為「儘管我對傳播產業熟悉，但卻缺乏量化分析的訓練。」她說。

在進入南加大公共政策學院後，她開始修習統計與經濟的課程，卻發現自己對行政方面的課程較不感興趣，當時指導教授便建議她去找專注在傳播產業研究的經濟學家。就這樣，楊淑珺拿到了印第安納大學獎學金，並跟隨電訊傳播系的一位經濟學者進行研究。她除了須繼續學習傳播產業的相關課程外，也要到經濟系去上課。當時在交往中的先生提點她：「若要做傳播產業分析，就應該攻讀經濟學位。因為產業經濟和計量的分析的能力，需要較有系統、完整地上課才能建立。」只是，當時自認數理程度嚴重不足的她尚不敢冒然從傳播轉到經濟。

就在苦惱於因缺乏基礎的數學訓練，而陷於經濟研究所課程的泥沼中之際，她突然頓悟到練琴時的經驗:「遇到困難曲目時，就是用切、切、切的方式。即先分一小節來練，當一小節練不起來時，就左右手分開練。再不行，就把速度放慢，切到最後，沒有理由不會彈。」於是她下定決心到數學系大學部修課，一步一步將數學的缺口(微積分、線性代數、數理統計和分析理論)補起來。

此後，她發現對經濟系的課興趣越發濃厚，甚至為了拿經濟碩士學位，更硬著頭皮去上產業分析不太需要的總體經濟學。豈料，「因為授課老師有聯邦儲備銀行的工作背景，故在授課內容中加入了許多總體政策的討論，就此引發我對總體經濟的強烈興趣。」無心插柳的結果，促使楊淑珺產生了轉經濟系改做總體經濟研究的念頭，但以她傳播的背景，是不太可能立即拿得到經濟博士班的入學許可，只好請系上同意讓她先考資格考。於經過一年充分的準備後，她通過了資格考，也拿到了經濟系的全額獎學金。

路不會白走

從1993年至1999年，楊淑珺不斷地摸索，直到二十七、八歲才確定自己的興趣是在總體經濟的研究。「本以為轉到總體經濟領域後，之前那些傳播、法律的訓練，算是浪費了，但其實並沒有。」楊淑珺的博士論文探討的是財稅政策的總體效果。在寫論文的過程中，為了有系統地了解自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重大財稅政策改變的動機與過程，她在圖書館裡花了數個月的時間研讀整理了許多政策文件和國會會議記錄。而過去傳播法的訓練，讓她不畏懼去接觸外國經濟學生較少碰觸的美國稅法和總體政策的研究議題。

拿到經濟學博士後，她在俄亥俄州教了一年書，就順利地轉往美國國會聯合財稅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擔任經濟研究員的工作。兩年多後，楊淑珺得到返台進入中研院經濟所研究的機會。但由於先生無法同時來台灣工作，故一年後她又回到美國，在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任職，工作內容仍是財政政策的總體分析。時逢金融海嘯過後，美國當時計劃推出大規模刺激景氣的財政方案，她經常要在短時間內做出分析，十分忙碌，因此沒有太多時間可投入學術研究。

在她心目中，理想的工作環境是:不僅能實際參與政策的制定，同時也能用嚴謹的學術方法來研究總體經濟政策所遇到的問題。所以當她發現IMF研究部門在徵人，她便立即投遞履歷，並順利獲得任用。在IMF擔任資深經濟研究員期間，她的研究領域從已開發國家擴大到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發展問題。四年期間，她非常慶幸能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共事，並能參與國際間最主要經濟組織的運作，另外，她也觀察到一個一流的工作環境，「在管理上，『彈性的制度』以及『對人的尊重』是不可或缺的。整個組織的文化相信家庭和工作必須要取得平衡，員工一定是把家裡的事情都處理好了，才能專注於工作。」

楊淑珺說，經濟的領域很廣，要做總體政策的研究，首先得關心政策、了解現在經濟所面臨到的問題。「有時候，經濟系的訓練太『數學』了，容易讓學生忘記這是一個跟『人』有關係的科學。」儘管世界經濟局勢面臨重大考驗時，大家都希望經濟學家能提供答案，但她卻說：「其實總體經濟學家經常是在觀察到一些現象或遇到一個困難狀況時，才會開始嘗試去了解其背後的原因或試圖找尋解決之道。」

譬如在一九八Ｏ年代，因景氣循環波動幅度明顯較過去為小，故有人就樂觀地推論說也許是總體政策的品質變得較好，或是經濟結構體變穩定了，因此未來不需太擔心景氣循環的問題。出乎意料地後來竟然發生了金融海嘯，而且景氣的波動較之以往來得更大，更兇猛，此時大多數的總體經濟學家才驚覺事實並非如此。目前許多先進國家雖提出因應之道，如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或負利率的政策，但都屬實驗性質。幾乎只能作稍具理論根據的預測，且這些政策的長期效果更是難以評估。雖然如此，這些經濟學家所遇到的難題，也是促使總體經濟學界不斷往前的動力。

信念與學習

從誤入傳播學院，至試圖進入法律領域，到後來想深入產業政策，最後卻選擇了總體經濟，楊淑珺不諱言這個過程很辛苦，也需要做很多大膽的決定。尤其是當在學理上遭遇到不懂時，她總是以練琴的經驗告訴自己，只要往更簡單的教科書去找尋，一定會有一本教材是自己看得懂的。「領悟到這件事，我就不怕了。無論學什麼，就是往回退，退到我能懂得那個部分，再按部就班往前學習，若能如此，再難的事情應該都可以解決了。」就是靠著這股信念，楊淑珺一步、一步踏出屬於自己的道路。就連剛到美國時的語言困擾，也是這樣慢慢克服的。

到南加大念書初期，在課堂上她受困於不太敢開口，為此她刻意選擇去當學校的義工，向外國新生說明學校環境、註冊程序等，藉此訓練自己英文的表達能力。在律師事務所工作時，她坦言剛開始時也很害怕，跟客戶溝通說話都很小聲。但也因為會怕，言語就較謹慎，也較少犯錯。楊淑珺坦承，直到在美國第四年，才覺得自己比較能隨心所欲的掌握英文。進入美國職場後，她每到一個機構，都要重新適應。「上班時，耳朵都是豎起來！戰戰兢兢，除了專業的學習，也有文化上的學習，因為要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相處與工作。」楊淑珺笑說：「一路走來，雖然走得滿慢的，但我總會找到方法，把東西學得很徹底、很紮實。」

經濟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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