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麒麟的地理想像
10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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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鴻飛｜
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
地理想像
地理想像是日常經驗的一部分。我們的生活世界是透過「地理想像」這個哈哈鏡來建立的，不論是從符號層面，或者實質環境層面來說，都是如此。近年流行的環境變遷議題，就如古往今來的環境或地理議題一樣，難免帶有些地理想像；在證據不足的地方，往往使用地理想像來補充與描述世界，以建構環境變遷故事的全貌。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利用空間推估方法，以各個地點觀測到的降雨量來推算其他沒有觀測資料地點應該有的雨量。再如使用數學、物理知識和電腦模擬的氣象學家，在爭論颱風路徑和降雨量時，都需要用想像來填補證據或資料不足的部分。即使是本文，也不免透過地理想像來建構論述；儘管筆者事後諸葛使用了更多的地表事實，但是論述並不因此更接近地理實況。
本文不直接討論目前熱門的環境變遷議題，而是透過當代研究和歷史文獻，來檢視英國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 1840 - 1907）如何觀看臺江內海及荷蘭低地，從中凸顯人地關係在環境變遷過程中的重要地位。而人地關係正是現代地理學強調的重點，也是現代地理學在地質學和大氣科學走向分科分工之後，繼續堅持其博雜學術傳統的原因。
今天再次引用荷蘭來與臺灣對比時，人地關係更是應該特別注意的關鍵因素。如果不了解地理差異，使用地理想像的結果會有礙於我們對生活世界的認識與建構。
必麒麟的地理想像
在陳逸君翻譯的《歷險福爾摩沙》書中48～49頁，作者必麒麟寫道「對於早期的荷蘭人而言，臺灣的西南沿岸顯然有一股莫大的吸引力，因為從船上看過來，這片土地很像他們摯愛的故鄉。但最大的不同點是：這個海岸線上的陸地，正不斷地向海洋擴展」，並說明造成兩地差異的原因。必麒麟在這段文字中表達了兩個想法，一是人文的，一是自然的，同時透露了他對當時兩地不同的人地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實質環境差別，是缺乏認識的。
對於早期的荷蘭人，臺灣西南沿岸所展現的莫大吸引力是因為這一片土地很像他們摯愛的故鄉嗎？若是，那些在臺灣取得的樟腦、鹿皮，以及大量廉價的熱帶栽培和稻作利益，在當時荷蘭人心中有甚麼意義呢？做為當時荷蘭人在遠東殖民總基地的巴達維亞（雅加達）又有何重要性呢？必麒麟在人文地理的想像上，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判斷力。
在荷蘭人控制臺灣的38年中，他們試著推動荷語和公共議事制度深入島內，其目的無非廣被文化，有效控制與管理臺灣，藉此取得殖民地最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荷蘭殖民當局更因為考慮國際貿易利益，而壓抑荷蘭傳教士在臺灣的工作，在當時保守的時代中對抗著自己國家的信仰。這種作為與隨後控制臺灣的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並沒有太多差別，「摯愛的故鄉」之言無法在荷蘭人實際作為中找到心理基礎。
必麒麟對於臺江內海和荷蘭低地的自然地理比較認知又如何呢？他認為兩者最大的差別是，前者的海岸線（陸地）正不斷地向海洋擴展，但後者並不然。必麒麟的看法沒有太大錯誤，但是他指出兩者的差別是源自氣象和地質作用的不同，這論述是由有限的知識和觀察心得依賴地理想像完成的。其實根據現代科學，其原因是肇因於人地的交互作用。
根本差異在人地關係
居禮夫人發現鐳，開啟了人類使用放射性物質的時代。人們利用放射性元素規律的衰變作用來決定物件的形成年代，已是地球科學家的標準方法。特別是自從大氣下的核試爆出現，以及當代工業文明有意無意外地洩到大自然中的放射性元素，使得大自然沉積物中記錄了較高濃度的銫137，而成為決定沉積物形成年代的標記物質。
Kramer等人曾利用放射性元素銫137和鉛210定年，分析須德海（Zuiderzee）外側瓦登海（Wadden Sea）所鑽得的沉積物。而在前述海域範圍北邊的部分，則由Larsen和Anderson調查其近岸海底地形和地質。藉由結合兩組科學家的報告，可以了解瓦登海域近岸海底沉積物和潛在的海岸變遷過程。
Kramer等人的分析，推定1960年以後那地方的沉積速率每年是6到6.5公釐。這個只依據放射性元素定年結果所推得的沉積速率，與在嚴重汙染年代的推論上和本區實際遭受嚴重放射線汙染的年代並不一致。如果Kramer推論的年代要符合實際，則沉積速率要調高到每年10公釐左右。這一個速率還是受到20世紀後半葉西歐社會昇平、環境保護工作影響的結果。如果回到17世紀的荷蘭及其大河上游地區，當時伐木造船和土地利用變遷所引發的近岸海底沉積速率，結果應當不會低於每年10公釐。
當然，相對於廣大海域而言，Kramer等人的研究所依賴的採樣數目仍然算是稀少的。而大小、區位不同的河海洪災和生物擾動更為近岸海底沉積物帶來顯著的擾動，使得近岸海底沉積速率的決定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因此每年10公釐的沉積速率應該視為在級數上是正確的，但非精確的結果。
根據Larsen和Anderson的研究，瓦登海北部近岸海底地形梯度大約是0.002。而臺灣西部沿岸臺中至安平一帶外海，距岸15公里以內，水深都不及40公尺，於是臺江內海潮汐灘地的平均梯度當在0.0027以下。因此，若以平均梯度0.002來討論兩地的海岸變遷，應該尚稱合理。
根據英國地形學者Culling的擴散模式，陸源沉積物進入海洋，一方面堆高近岸海底地形，一方面把海岸線向海推移，在河海水體中使得沉積物所堆積形成的坡地，以近乎平行堆積的方式向上、向海推移。當然，這一個平行堆移的簡化在沉積物的表面和底層會造成較大的誤差，然而在地理分布上，只是對河海堆積作用的一個粗略的描述而已。
利用這個平行推移的簡化計算，在平均梯度只有0.002的沿海潮汐灘地上，以每年1公分的垂直堆積速率，經過240年就會把海岸向外推出1.2公里的距離。這是瓦登海域海岸線外移的大致情況，雖然Larsen和Anderson的測繪資料是在Kramer等人採樣定年地點略北的海域所做的。
然而，每年1公分的垂直堆積速率，對1620年代到1860年代的臺江內海或荷蘭北部瓦登海來說，都是低估的數值。因為這一段時間兩地陸域都經歷了嚴重的砍伐森林活動，環境保護和土壤保育措施無法和1960年代以來的西歐相比。如果海岸線向海擴展速率是以上述數值的10倍來計算，從1620年代荷蘭人到達臺江內海，到1860年代必麒麟到達臺南之間的240年，這地方的海岸可以向海推出12公里水平距離，相當於被海岸堆積作用埋掉的臺江內海最寬的寬度。
臺江地區的這一個海岸向海推移速率的估計是最大值，而實際上400年來，臺江內海陸化的平均值大約只有4到6公里，而且早期較快，近期較慢。如果荷蘭北部低地海岸在同時期也經歷這麼強烈的海岸堆積作用，為什麼荷蘭北部海岸線沒有向海快速擴張呢？答案就在荷蘭北部低地從文藝復興末期以來，幾世紀斷斷續續的各種河海工程。
荷蘭北部的各種河海工程一方面使得本來應該堆積在內海的泥沙，被束洪、排入瓦登海底，或堆積在圈圍起來的須德海內填海造陸。於是，在地圖上被固定的河海工構建物所定義的「海岸」，通常也就是地理想像所模控出來的產物，看似沒有太大的變化。另一方面，因為隨後逐漸建立的沿岸海堤阻擋了浪潮，使得浪潮在堤腳引發濱線下方海岸掏深，浪潮未及耗散的強大反射動能，不利海岸線上的堆積作用。
反觀臺灣西南沿海，從1620年代到1860年代的240年之間，幾乎都沒有河海工程的影響，於是在上游大量砍伐森林及開發農地的雙重影響下，海岸線快速向海擴張。必麒麟當年所看到的兩地海岸差別，主因在於兩地全然不同的人地關係，儘管兩地都經歷了強烈的河海堆積作用，西風帶風暴與颱風的對比、火山地震的猜測都不近實況，雖然理論上是可以造成兩地差別的。必麒麟的論述可以當作範例，讓我們了解科學知識是如何混合地理想像來建構論述的。
地理想像對於環境變遷的隱義
前面的討論並不完整，它也是地理想像的一種選擇，畢竟海洋與海岸沉積學和地形學研究早已指出，西元700年以後的海平面位置就有顯著震盪，中世紀以後的小冰期在自然環境和文化資產中都有紀錄可循，這是未經博物學訓練的必麒麟不可能知道的。
在臺灣，西部的傾斜臺地以及諸多南北平行的活斷層，更強烈暗示位居西邊的臺灣西南沿海「不可能」不受板塊運動影響而產生傾動，儘管這地方巨厚、鬆散、易變的沉積物，相對於分布稀少、細部對比困難的地質鑽探資料，使我們很難確認活斷層和板塊運動的海岸地形效果。
既然海陸垂直運動都存在，河海輸砂作用和人類活動以複雜的規模頻率同時作用於此，一個不靠地理想像的海岸變遷實況就不可能，而引入地理想像的海岸變遷論述，也不會因為猜想而近乎地理實況。這是任何時代都存在的理性限制，即使是帶上統計學面具的地理想像也不例外。因此我們持續需要地球科學和環境變遷的調查，以野外的實證資料來認識確實的生活世界變遷。
目前環境變遷的事實是緊跟著我們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張了觀測資訊，且同時發生的過程。一個不斷延長的觀測資料當然會出現一再破表的紀錄，一個快速朝向災變易生的環境敏感地區，再加上擴張的生活空間和觀測範圍的環境監測成果，當然會快速增加其極端災害出現的規模與頻率。
不論是否自覺這一人地交互作用，它們都會進入我們的經驗，透過地理想像來形塑我們對於生活世界的認識，以及我們和生活世界的實質交互作用。不同的是一位諳習「人地關係」的學者，能夠同時在符號層面和實質環境層面進行反思，從而能夠揭露「科學事實」以及科學家無法避免宣稱為經驗的「地理想像」之間，那一道清楚的區別。
當科學家亟於把科學用於管理眾人之事，或者亟於成為「管理眾人之事」的操作者時，必須謹慎注意這一道界線。
誌謝
感謝王鑫老師斧正，鍾孟翰製圖以及邱冠如協助整理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