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是否可能成為隱性的社會控制
10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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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安｜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
近日讀書，讀到「科普是否可能成為隱性的社會控制」這句話。短短幾字，卻讓人咀嚼再三。原來，若從負面角度發問，科普除了不該只是科學教育的補充與延伸外，還蘊含著更基進的反省意涵。
在臺灣社會大眾心目中，科學普及、科學報導、科學新聞等事業具有科學啟蒙以及知識傳播者的形象，「讓民眾獲得科學知識」似乎是公認的美事一樁。然而，民眾與科學之間可以是何種關係，卻很少深入討論。
所幸，近年來臺灣學界已有越來越多的反省、討論與實踐。簡單說來，除了科學教育、科學普及、科學新聞、科幻外，也陸續出現科學素養（science literacy）、公眾的科學理解與參與（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科學溝通 （science communication）、科技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等多元觀點。這些觀點各有重點，從民眾缺乏科學知識，必須由專家提供淺顯易懂的語言讓大家了解科學；一直到主張科學太重要，因此不能只依賴科技專家等。
關注民眾與科技知識之間關係的學者，都肯定民眾擁有科技知識有助在當代社會行動。若是如此，在臺灣是否適合問「科普是否可能成為隱性的社會控制」這樣的問題？或者問這樣的問題有什麼意義？下結論前，或許可以先從一位美國科學記者的經驗談起。
從單純喜愛到基進面對科學
美國有位科學記者叫大衛森（Kaey Davidson），前幾年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為什麼科學作家應忘掉卡爾‧薩根，轉而閱讀孔恩〉。文章藉由他所尊崇的兩位作家的視角，標誌了自己思考科技觀點的轉向。簡單說，大衛森最初是位樂觀的科技擁抱者；之後，卻轉向以批判態度來思考與報導科技。具有數十年工作經驗的科學記者兼作家親身見證，頗能給我們參考。究竟熱愛科學的人，是在什麼機緣下意識到自己立場的局限與不足？進而願意鼓吹大眾以基進的角度面對他所仍然熱愛的科學？
大衛森認為大部分科學作者都與科學家一樣深愛科學，以至於一時難以接受任何對科學的批評。傳統的科學作者或許可以視為一群熱心盡責的科學宣傳家，為了吸引讀者，他們都深知科學敘事的重要性。以白話來說，就是他們擅長包裝科學知識。
他以幾年前描述天才數學家納許（John Nash）故事的電影〈美麗境界〉為例，指出這部電影在架構上根本就是純好萊塢式的愛情故事：一個男人，恰好是位天才數學家，他快瘋了；後來幸運碰上一位美麗女子，因愛得救。天才、美女、困境、愛情與拯救，真的都不是新元素。
他更點明，如果不是主角罹患具有戲劇張力的疾病，製片不會只是因為納許諾貝爾獎級的科學內容而籌資拍片。（為了檢視這部電影到底是數學故事還是好萊塢愛情故事，筆者隨手簡單以谷歌搜尋「美麗境界 電影 數學家」，若不繼續點入文章閱讀，前3頁摘要中只有1筆資料提到博弈理論。）
深諳好萊塢敘事手法的科學作者，雖然必須使出渾身解數吸引讀者目光，但還是寫了不少叫好與叫座的科學報導與故事。對大衛森來說，不改變，工作似乎不會有問題。那他為什麼會轉變態度呢？關鍵之一就在讀者回信。大衛森說他經常收到類似的讀者回函：「我讀了你的故事，天呀，我終於知道，科學家也是人！」正是不斷出現的「科學家也是人」這句話，讓他警覺為什麼那麼多讀者會以為科學家不像一般人？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只要想想媒體中科學家的形象，就會發現科學家確實異於常人。譬如，愛因斯坦頂著蓬鬆飄逸的頭髮，在俏皮吐舌頭之際，丟出相對論與光電效應這種石破天驚的理論。也常看到天文學家史帝夫‧霍金坐著輪椅，透過電子儀器發聲，向讀者講述宇宙與時間的故事。或者是臺灣最暢銷的科普書作者—頑皮的物理學家費曼，一下子打非洲鼓，一下子以密碼與美國政府安全單位開玩笑，一下子又正經八百地拿橡皮圈向全國解釋挑戰者號太空梭事故的原因。
在臺灣的大學校園中，滿是這樣的科學家嗎？沒有！不過我們是不是也會把科學家想成是〈回到未來〉的博士，整天披著發皺白色實驗衣，滿腦奇異想法。
一個個吸引人的故事，累積成刻板印象，大衛森認為這問題或許就出在自己與同業身上。因為，過去關於科學的寫作，大都聚焦於偉大的科學家、偉大的科學發現、偉大的科技成就等。科學文化雖是人類重要文明資產，但並非只有光明成果，科技並不是沒有副作用。為了打破刻板印象，大衛森以自己的經驗推薦了一副良藥，那就是：讀史！
解救天真的良藥：讀史
大衛森給的藥方是讀科學史，特別是孔恩之後的科學史。他十分景仰在文章標題中提到的兩位作家，他的喜愛並非止於粗略閱讀，甚至陸續為薩根與孔恩作傳。
大衛森在1960年代先接觸到美國著名天文學者，也是科普名家卡爾‧薩根（Carl Sagan）的著作。薩根的智慧，對科學的樂觀態度，以及以流暢文字解說科學難題的才華，深深吸引了年輕的科學記者。在薩根的敘事裡，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充滿英雄與頑固者對抗的事蹟，是科學進步掃除迷信錯誤的歷史。大衛森承認有陣子自己追隨著薩根，成為一位堅定的無神論者，深信科學是通往真理的帝王之路，更是人類希望所繫。
但是在1970年初期，大衛森偶然在二手書店中邂逅了孔恩（Thomas Kuhn）的《哥白尼革命》這本書。書中史詩般的敘事，描繪一個無法辯駁的，穩定的宇宙觀，即托勒密宇宙論，逐漸沒落的過程。這段閱讀經驗大大衝擊了科學樂觀主義者大衛森。
1970年代的美國，多少受到歐洲1968年巴黎學生運動「五月風暴」的影響。年輕的戰後世代雖然不是全部都以積極的行動參與社會運動，但是對權威不再如此不加思索。許多受過科學教育，對科學感興趣，但對政治保持觀察距離的知識分子，意外地在孔恩的著作裡找到反叛的慰藉。
無論是《哥白尼革命》（1957）或者是後來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似乎都對那些關心科學倫理與政治問題的人有所啟發。大衛森就認為，無論孔恩的原意是什麼，許多讀者還是和他一樣讀到了基進的訊息。因為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這本書首章，就提到這本書會改變傳統以來人們所「著魔」（possessed）的科學印象。
看來，歷史若有任何啟示，那就是告訴我們，許多長期以來看起來似乎是科學的「真理」，都可能只是錯誤觀念，科學「進步」不是科學發展歷程的正確描述。這些訊息大大挑戰了科學知識在當代社會中所擁有的優勢地位！因此，如果科學作者都是樂觀的科學主義宣傳者，而沒有意識到科技潛在的風險，那麼作者越有說服力，不是反而更會強化大眾對科學的刻板印象！
科普成為隱性的社會控制
閱讀孔恩之後的大衛森，提醒我們過去關於科學的寫作與報導方式，就像只讓讀者看到戲劇的一幕，並無法讓讀者感受全劇劇情。因此他不斷強調，我們就是因為不了解孔恩以及孔恩之後的科學史著作，才會那麼容易受到蒙蔽與欺騙，包括自我蒙蔽與自我欺騙。
做為科學作者，他希望透過呼籲閱讀科學史，讓自己所鍾愛的科學能負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他簡單述說著自己的經驗，指出當自己以歷史眼光重新看待當前熱門的科學議題，如奈米、火星探險、幹細胞研究等時，不只會著眼於美好的未來，而會有更多層面的思考。
他更以NASA回應「天體生物學」（astrobiology）批評的態度，點出沒有脈絡的獨尊科學理性會出現什麼問題。例如，批評者質疑尋找太空中的生命只是基於生命的化學起源概念，水分、有機分子到生命形式之間並不是有了A就有B，然後演化成C的事情。因此，太空中有生命比較像是基於信念而非科學理論。這原是可以討論的事情，畢竟太空研究是耗資億萬的科學事業。但是，NASA的辯護卻讓大衛森感受到，只要贊成，NASA會視為盟友，一旦批評反對，就立刻被指責不夠理性，不夠客觀。
針對這個現象，大衛森其實輕輕點出了科學與社會控制的問題。如果當代公民面對國家科學組織仍然沒有抵抗的能力時，那麼要公民多一點科學知識，多一點科學素養，多一點客觀理性究竟有什麼意義？如果科學理性最後只能為政策辯護，那麼科學理性與意識型態有何不同？當初把科學理性高舉為人類高度人文特質的熱情努力，到頭來不是反而變成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期待科學史的解放
NASA對科學的辯護策略在臺灣社會其實屢見不鮮。為了讓科學負起應負的社會責任，資深科學記者強力推薦閱讀科學史，特別是透過閱讀科學前輩所走的軌跡與歧途，來培養自己的歷史意識。當然，要訓練自己對議題的敏感性，過去那種只專注科學英雄與偉大成就的科學進步史就不怎麼合適。而應該是多留意1960年代以來，包括孔恩，所發展出來的科學史著作。
大衛森沒有明確建議書單，但是的確提到不少廣義的科學史哲著作。為了讓讀者進一步挑戰自己的潛力，並把自己從單一觀點解放出來，除了孔恩的作品之外，筆者簡單提供大衛森文章中提及，並且已有正體中文版本的書籍，例如，費若本的《反對方法》、《自由社會中的科學》、博蘭尼的《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等。這些文獻肯定非常片面，但是不失為入門讀物。
希望各位讀者在閱讀之後，也會有如大衛森與筆者的收穫。當再次面對諸如全球暖化、AIDS、疫苗研究、外星生物等科技議題時，再也無法不思考到更寬廣的人文社會脈絡。這時，我們或許就更有機會把科技推向友善世界、友善繽紛生命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