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打」我口──跨越文化與語言的標準鍵盤|

首頁

facebook twitter plurk line 中列印書籤

我手「打」我口──跨越文化與語言的標準鍵盤

94/09/06 4940

郭文華｜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最近一則新聞引起我的注意。某證券公司營業員因為忙中有錯，把客戶下單的分子與分母打錯，以致數額暴增1萬倍，讓該公司無根由地買進數十億的股票。雖然主管即時發現，讓部分誤購股票回流市場，但已使當日股市交易秩序大亂，公司也為這錯誤付出慘痛代價。

這個稱為「按鍵烏龍」的事件，有部分面向已在本刊第365 期〈「對號入座」—資訊經濟時代的號碼與人〉一文中提及，例如以數字換算取代金錢交易的特性，在這裡就不重複。我們注意到這起失誤緣起於一個按鍵錯誤，新聞指稱因該營業員不諳新系統，以至於忙中有錯，釀成大禍。

其實這類事件並不罕見，但過去的檢討往往忽略「非人」因素，認為電腦再進步終究要人操作才能落實，而人為錯誤也是常情，因此需要有重複驗證機制，用更多人與制度去監督管理。

不過，如果我們跳出以上「人機分離」的框架，重新思考兩者的關係，會發現該營業員的操作模式早已透露現代社會的重要轉變，那就是人已經不再單純透過不能思考的機器來完成其意志，而是機器間互動需要熟練的人工去配合。極端點說，與其說這次事件是營業員「手誤」，因不了解數字意義而按錯鍵致使錯誤發生，倒不如說她對新機器所打造的新環境不熟悉，以至於機械間的「人因介面」無法協調配合電腦，因而造成狀況。

的確，這是很弔詭的現代困境：人若離開機械便難有作為，甚至無從如意地表達自己。以寫作來說，我們既非倡導「我手寫我口」的黃遵憲，相信若無陳腔舊調拘束便可一解心中鬱壘；我們也不是白話文運動者，認為只要脫離八股桎梏便可一抒胸中情懷。在構思到書寫的過程中，機器早已悄悄浸透每個階段，迂迂迴迴地與我們的文思進退拉扯。

拿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來說，電腦早已為我們安排超越書寫順序的環境。成形的文思顯現成一行行文字，在螢光幕上跳動飄移，而鍵盤是我與電腦的交流介面，用它鍵出吉光片羽的靈感，或把混亂思緒梳理釐清，我手「打」我口。有時換新鍵盤，一個熟悉動作就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災難，比方說檔案的消除。但有時它換來一段天外飛來的妙句，與進行中的文章若合符節。總之，在無視現實，一味追究人為因素之餘，或許我們先審視這個「肇禍」的鍵盤，看看這個讓既熟悉，卻又不這樣合手的介面是如何產生的。

讓我們先從眼前的鍵盤開始吧！雖然市面上有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鍵盤，但它們的鍵面卻很相似。大一點的上面有一排功能鍵，右邊是類似電算機的數字區，但主體不論大小一律相同，是一塊15行5列的鍵入區，最上列是數字鍵，最下列是空白鍵與視窗鍵，中間夾著3列的文字輸出鍵，其左上角由左至右排列QWERTY字母，是該種鍵盤的獨特配置，也是名字由來。

或許有人會說：這又如何？其實這裡面有兩個古怪。首先，為什麼鍵盤要用這樣奇怪的方式去排列字母，它是怎樣創造出來的，有什麼便利性？其次，這樣排列的鍵盤為什麼到處都是，不論到美國去歐洲幾乎都是這樣？以下就由這兩個線索回顧標準鍵盤的發展，看看它如何進入我們的現代生活。

第一個線索必須追溯到比較遠的歷史，卻不難了解。簡單說，電腦鍵盤的鍵面配置來自於文字處理機與電動打字機上的鍵盤，而電動打字機的鍵盤又來自於更早的機械打字機，而QWERTY鍵盤便是第1個量產機械打字機配備的鍵面系統，由其研發者蕭爾斯（Christopher Sholes）在1868年所製作。而為何要把QWERTY排在一起，又有何便利性呢？

很意外的，如此安排的初衷並非讓使用者可以更方便鍵入，而是要他們不要打太快。蕭爾斯的理由是這樣：因為打字機需要用按鍵催動後面的擊錘，把末端的字模敲打在紙面上，因此如果打字速度太快，前一個擊錘尚未歸位時往往會與後來的擊錘絞在一起，造成故障。因此他把不會連續使用的鍵排在一起，把常用鍵放在比較弱的手指，讓機械可以在「合理速度」下順利運作。

當然，這種配置也有商業考量。當買下專利的雷明頓（Remington）公司推出產品時，它把R鍵移到最上排，以便可以只用一列文字鍵示範出「打字機」（typewriter）一字，給使用者一種方便的印象。總之，就像QWERTY這個奇特的新生字一樣，QWERTY鍵盤也是很偶然的歷史結果。它無關科學上的思考，而是多方社會折衝的結果。

但如果這個配置如此不便，那怎會變成標準呢？這個問題雖然比較複雜，但並非無跡可循。基本上，商業邏輯是主要推手。雖然鍵盤配置不在打字機的專利範圍內，但由於在初期打字機是雷明頓公司的獨門生意，QWERTY鍵盤順勢成為使用者不得不克服的障礙。即使它初學時不方便，但努力下還是可以適應而有不錯成績，而教授這種鍵盤的打字學校也慢慢增加。

於是，在1888年第1次的打字比賽中，QWERTY鍵盤以其專業「打」手順利擊敗其他鍵盤配置的業餘使用者，該鍵盤也取得市場的主導權。這個地位甚至到1930年代電子打字機出現，其最初的配置原因消失後都沒有改變。

在這個過程中有個感傷的例子是Dvorak鍵盤。它由華盛頓大學語言教授德弗札克（August Dvorak）研發的，聲稱考慮英語字母的使用頻率，讓手指的移動減至最少，又可因應左右撇子的需要，是最科學的鍵盤配置。雖然德弗札克做了不少行為效率分析，推廣其鍵盤的優越性，但終其一生它都沒能攻城掠地，更遑論取代QWERTY鍵盤。在去世前德弗札克歎道：「我試著為全人類做些有價值的事，但我累了。他們就是死不願改！」

在科學時代中，這類諷刺也不少見。但是，難道大家都不願進步，不願接受更好的鍵盤？也不盡然。社會的遊戲規則畢竟與科學本位的考慮不同。一個經濟學的解釋是：對初學者不方便的設計固然造成使用上的障礙，但這種門檻也對進入者產生保護作用。就個人而言，熟練使用QWERTY鍵盤者有職場的優勢，而對生產周邊產品的公司來說，隨意更改系統更可能造成損失，一動不如一靜。對一般人來說，哪種技術主導市場並不特別重要，因為在大標準下自有修正改進之道，無需大動干戈鬧革命。

由此觀之，QWERTY鍵盤在英語世界的稱霸也就比較容易釋懷，因為在標準建立的過程中，它只是搶得先機的開跑者（first mover）罷了。而隨著相關產品的國際化，它也延伸蔓延成為其他語言的鍵盤主體。它的姊妹QWERTZ鍵盤攻占了中北歐國家，AZERTY鍵盤則是法語的常設鍵面。從文字處理機到電腦，其他語言幾乎毫無保留地接受QWERTY鍵盤，由當地使用者自行去適應這個「見怪不怪」的配置。

由此，讓我們看臺灣接受標準鍵盤的過程。在文字處理器轉換到微處理器時，臺灣出現過大中小型的中文鍵盤，代表不同的輸入規範。大鍵盤有如字盤，反應的是過去印刷機的規範，一個鍵代表幾個中文字。中小型鍵盤則企圖溝通中文世界與英文，把中文字拆解輸入以便讓電腦辨認顯現。雖然這些鍵盤各有特色，但對一般人來說都不方便，也占去不少記憶體容量。

讓中文鍵盤真正臣服在QWERTY鍵盤規格的，是朱邦復的倉頡輸入法與宏碁的研發團隊。雖然朱邦復以哲理、筆畫等特性自創24個中文字根，但其配置卻毫無個性，依附在英語字母的標準鍵盤中。他的盤算是這樣：「既然有英文文字鍵，而英文系統已經成為舉世通用的標準，所以中文必須與英文鍵共用，僅留一鍵供中英文的選擇。」

於是，在1980年的電子展中，宏碁以標準鍵盤的「天龍中文電腦」初試啼聲，而倉頡輸入法也隨著QWERTY鍵盤的全球化腳步，逐漸取得中文世界的領導權。透過個人電腦的流行，它甚至把原先早已取得技術優勢的大鍵盤找字人員完全淘汰，成為鍵面的標準配備。

而這便是早已進入我們生活，用來我手「打」我口的介面。做為科技文化的後進國，我們畢竟不具備在擁抱科學之餘反省自身的能力。在熟練地拆字解字的同時，我們不再問為什麼倉頡輸入法的日月金木水火土等字根不能排在一起，而必須透過ABCDE去記憶，更別說現在還沒有中文世界的德弗札克教授，研究最適合的鍵面配置。對彷彿置身於全球化社會幻象中的臺灣人，在看到電影〈明日帝國〉中那個連007情報員都不知所以的全倉頡鍵盤，或許還會說它是一種文化輸出呢！而唯一讓他們感到困惑的，大概就是那三不五時人機不協調的「手誤」吧！

回到那個「按鍵烏龍」事件，機器沒有錯，錯也不在人，解決之道或許正在兩者之間。但是，又有多少人曾留意過這個早已跨越文化與語言的標準鍵盤呢？

資料來源

《科學發展》2005年9月，393期，78 ~ 80頁

鍵盤(2) 科發月刊(5221)

我手「打」我口──跨越文化與語言的標準鍵盤

推薦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