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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龍法官的迷思：民意與法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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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巧齡｜國立東華大學

2010年9月高雄地院審理六歲女童性侵案，因女童未哭叫或反抗，認定未違反意願性交，承審法官輕判惡狼，引發撻伐，當時的判決也引發「白玫瑰」運動。之後多起性侵、虐童等案件不當的判決，也引起社會廣泛討論。這些爭議判決呈現出司法見解與民意的落差，把許多只「依法」判決的司法人員貼上「恐龍」標籤。

罪刑法定的侷限

《刑法》第一條：「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簡單來說，罪刑法定是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才可以依法處刑；法律沒有規定者，則不得加以處罰。我國法學者林山田曾論述，如果司法權放棄罪刑法定原則，不固守權力分立制衡的立場，如此恐將淪為配合行政權充當打手，或是成為縱容立法權懈怠的幫兇。

德國刑法學者封．費爾巴哈(P.J.A. von Feuerbach)根據拉丁文法諺，在19世紀時提出「無法律即無犯罪，無法律即無刑罰」的概念。林山田教授認為，我國對於此原則之具體內涵包括：刑罰權之內容與範圍必須由法律明定、禁止類推適用、禁止習慣法、禁止溯及既往，以及要求明確性等五大原則。

前述引發「白玫瑰」運動的爭議來說，判決無法滿足人民對社會正義的期待，是法官的判決錯誤嗎？還是「依法」不得不的判決呢？
在罪刑法定原則中，要求國家刑罰權的發動須明確，盡量排除不確定、人為操縱的可能，真正用意是確保人民的人身自由，以免受到專擅、獨斷的判懲。亦即禁止以習慣法與類推的方式創設與加重刑罰，來避免法官逾越職權論罪科刑。

觀審先論辯 法官後把關

司法制度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與道德價值，意謂著法律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依據應報理論來看，大眾對於犯罪行為的刑罰，有「罪責必須與刑罰相等」的觀念，一旦法官在判決上，無法契合社會普遍期待，就算法官旁徵博引、取材精確，其判決可能不符眾意而引發眾怒，進而導致民眾對於司法的不信任。雖說司法不完全是為了符合「社會期待」或滿足「人民情感」而立法，但司法判決卻不能完全與社會的期待脫鉤，如果判決無法得到人民的認同，又要社會大眾如何相信司法呢？為解決司法信賴的質疑，採取人民觀審的做法或許是可以思考的策略之一。

「觀審」，是讓公民可以直接參與審判過程的一種機制，如同英、美等國的陪審團制、德國的參審制、日本的裁判員制和韓國的陪審制，目的就在於讓不具法律專業知識的一般民眾也能參與刑事審判程序。

司法院為回應人民對「恐龍法官」的疑慮，2013年1月開始試行獨創的「人民觀審制度」。我國的觀審制中，觀審員與法官共同開庭審理，針對有罪無罪或量刑加以討論，並表示意見；觀審員形成多數意見後，再由法官作出裁決。在討論過程中，民眾可以根據個人生活經驗對案件提出質疑，而法官有義務將其意見納入，作為判決的參考。藉由人民參與審判提高司法的透明度，期使判決結果更貼近民意，並發揮法治教育功能，增進人民對司法的了解。（本文由科技部補助｢犯罪問題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執行團隊撰稿/2014/06）

責任編輯：王曉玲｜球崙教會青少年團契輔導

科發月刊(5221)

恐龍法官的迷思：民意與法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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