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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醫病距離的病情告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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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欣怡｜《科學發展》特約文字編輯

「病情告知」是建立醫病關係的重要關鍵，例如當病人罹患癌症時，主治醫師要如何傳遞壞消息，才能使病人和家屬在面對噩耗時仍有信心迎接未來的挑戰，這是一門大學問。長庚大學護理系唐婉如副教授的研究發現，醫學系學生對於病情告知的想法明顯優於臨床主治醫師的實際做法，且醫學生的想法也較貼近癌症病人對病情告知的喜好。由此可知，即便是臨床經驗豐富的主治醫師，還是有必要接受病情告知溝通技巧的訓練。

歐美各國對病情告知教育的推動已有一段時日。其中，美國所發展的SPIKES模式較強調病人自主權並重視告知程序，雖然整個完整告知過程需花費1小時，但仍廣為歐美各醫學專家所推崇。反觀亞洲地區，日本過去曾試著採用這個模式來推動癌症病情告知教育，無奈面臨許多困難。因此在日本心理腫瘤專家內附庸介和藤森麻衣子的領導下，實證訪談癌症病人及腫瘤科醫師，從中建構出適合日本本土的癌症病情告知模式，簡稱為SHARE模式。

SHARE模式清楚呈現在病情告知過程中，病人對告知方法、情緒支持、提供訊息及環境營造的喜好，且相較於美國SPIKES模式，SHARE模式非常重視告知過程中「再保證與情緒支持」的重要性。例如醫師會表示「我會和您一起努力」、「我們會盡可能和您討論出最適合的治療方案」等話語，安撫病人無助徬徨的心情。更難得的是，整個告知過程僅需10~15分鐘，較適用於忙碌的醫療環境。

考量到文化的接近性及醫師的工作負荷，2010年臺灣心理腫瘤醫學學會成立之初，就引進日本的SHARE模式。唐教授進行的計畫便是以SHARE為基礎所執行的一系列相關研究，企圖累積臺灣本土實證，並測試SHARE模式對臺灣醫學教育和臨床服務的有效性。

唐教授雖然發現醫學生對病情告知的想法明顯優於主治醫師的實際做法，但也發現大部分醫學生仍然滿意主治醫師在臨床上執行病情告知的方法。她說：「可能是他們到醫院實習後，發現理想和現實有一段差距，而這正是我們教學上要注意的。」

至於臺灣主治醫師在病情告知上的表現不盡理想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因為臺灣主治醫師的門診量很大，平均每3～5分鐘就得看完一位病人，加上環境不理想也造成病患感受不佳。此外，醫院對於主治醫師的認可與報償標準，往往不在於營造良好的醫病關係，而在於醫學技術的創新和國際論文發表，再加上過去醫學教育甚少提供有關病情告知的學習機會，都可能導致主治醫師的病情告知做法不如預期。

不僅如此，華人家屬常擔心病人無法承受真實病情，於是不讓主治醫師做病情告知。也因此，唐教授提出一個專屬於華人世界的病情告知教育模式–太極模式，這個模式強調醫師在告知的過程中，應兼顧病人和家屬的需求。

「在臺灣，不通過家屬這道關卡而要告知病人真相是很困難的，甚至可能引發不必要的醫療糾紛。」她說，而太極模式強調「病人要的是真相，家屬要的是關懷」。因此，若要發展本土化病情告知教育，應先教導醫師學會傾聽家屬的憂慮，設法卸下他們的心防，才得以儘早讓病人知道真相，達到共同討論最適當治療方式的目的。

資料來源

《科學發展》2015年7月，511期，72 ~ 73頁

科發月刊(5221)

拉近醫病距離的病情告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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