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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醫學（四）：災區的常見傳染病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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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慈忻｜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及東亞颱風必經路徑的交叉位置，地震是台灣的常客。不過以氣象事件釀成的災害來看，除了地殼或大氣的運動本身的威力，也不可忽略災後傳染病爆發的風險。金傳春教授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流行病學博士，目前除了任教於台大公衛學院外，也長期參與第一線防疫工作，甚至架設「防疫先鋒」網站（http://www.eid.url.tw/）參與防疫實務，本專題將由金傳春老師說明災區「為何」以及「如何」防疫。

不同地區、不同災害類型，得換湯又換藥

在眾多災害中，地震對台灣的影響相當大。地牛翻身後的傳染病防治，首當要考慮的是傳染源或傳染途徑與泥土有關的疾病，例如破傷風或炭疽病，有些地區的土壤適合炭疽桿菌生存，經地震後會使感染機率增加。幸好炭疽病在台灣並不普遍，因此第二個要考慮的是破傷風等外傷接觸傳染病，所幸破傷風也有疫苗可以防治，因此最需要注意的便是可能因密閉空間而加重疫情的呼吸道傳染病。

考慮災後的傳染病防治，一定要注意到當地原來就有哪些傳染病，1999年的921大地震主要發生在台灣中部的山區，台灣山區原來較使人憂心的呼吸道傳染病是肺結核（Tuberculosis, 簡稱TB）。結核是藉由空氣或飛沫傳染，且可致命的傳染病，感染結核後通常會破壞肺臟，稱為肺結核或肺癆。

當房屋大多倒塌，居民要住在臨時搭建的公用組合屋中，然而在密閉空間中呼吸道傳染病的傳染風險高，因此為了防範呼吸道傳染病擴散，有兩個應對措施，一是以帳篷取代組合屋，避免人多共處在密閉空間，第二是同時啟動傳染病監測，來掌握呼吸道傳染病疫情。

其他突如其來的災變中，台灣每年都會經歷颱風，颱風造成大規模影響的頻率比地震還高，幾乎每年都會有颱風成災，因此颱風在傳染病上的影響也比較大。與颱風相關的是和「水」有關的傳染病，風災之後輸水管線受到破壞，山部地區常面臨缺乏飲用水，居民自行在野外取水，可能混有動物糞便或汙泥，容易感染經糞口途徑傳染的腸道傳染病，例如腸病毒、痢疾、傷寒、動物來源的沙門氏桿菌、鉤端螺旋蟲、類鼻疽，因此地方政府需在山區儲備乾淨飲水。

此外，大水淹完也要立刻把積水清除，以免成為蚊蟲的孳生源（breeding site），進而感染登革熱、日本腦炎等蟲媒傳染病。土石流逃難的經驗中，居民普遍會有外傷，加上途經泥濘，需要注意皮膚有關的傳染病，例如破傷風。

電子科技，突破傳染病偵測與防治方法

了解災害衍伸的傳染病風險後，災區的傳染病偵測與防治是災後的重要工作，過去的疫情通報以醫生和實驗人員進行，已經緩不濟急，以民眾作為疫情掌控的第一線，一來擴大傳染病的監測範圍，能控制疫情爆發；另一方面積極進行風險溝通，可以提升民眾與管制單位警覺度，有效防治傳染病傳播。

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前，台灣公衛體系缺乏地震會導致傳染病的經驗，因此在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金傳春老師便進入災區進行傳染病的全面偵測，但是那時因為通訊不良，無法運用電腦科技進行即時性的偵測，但至少當時的21個重災區都進行了人工式紙本的傳染病偵測。

中國四川大地震比臺灣九二一大地震晚了十年，技術上不再仰賴紙本記錄，運用手機簡訊，中國疾病控制中心（CHINA CDC）可以同步進行雙向的疫情通報及風險溝通。手機在開發中國家已經很普遍，金傳春指出，國內各大電子公司（例如：宏達電），應該開發傳染病防治的手機軟體，投入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的社會工作。

台灣也曾經在發生紅眼症腸病毒的時候在台北市運用手機技術，金傳春老師跟北市教育局、衛生局合作，用手機通知民眾最新疫情與要父母要注意的事項，發現手機簡訊的風險溝通效果非常好，當時評估週末人跟人的互動較為頻繁下，可能是疫情的高峰期，因此選擇周末之前的星期四就發送簡訊，及早進行風險溝通，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下，限制了10%～60%的症候兒童傳染，並將此研究成果《Taipei's Use of a Multi-Channel Mass Risk Communication Program to Rapidly Reverse an Epidemic of Highly Communicable Disease》發表在國際期刊。

科學的態度，人文關懷的精神

實戰比紙上談兵重要，不只是公衛體系的基層人員，高層的決策者也應該要有第一線作戰的經驗。一般與傳染源有關的傳染病，病例數會以等差級數增加，就像1995年的美國災難片《危機總動員》中，只有特定的兩隻猴子是傳染源，因此每日的累計病例數會趨近等差級數；另一種與傳染途徑有關的疾病，在2007年的電影《28週毀滅倒數：全球封閉》中，每一個受感染的人類都具有感染力，也就是以「人傳人」為傳染途徑，這種疾病案例則具有等比級數增加的特徵，會迅速的擴散，尤其在人潮密集地區。

如果找不到傳染病的型態特徵，很難追蹤問題的根源，就無法徹底解決問題，例如2013年一名台商從江蘇回台後病發，是國內第一個H7N9境外移入的案例，到目前為止在江蘇都還沒找到答案。緊接著第二個台灣的H7N9案例也是來自中國江蘇的境外移入案例，可見跨地聯合在疫情調查中的必要性。

不知道問題的真相，問題就會繼續發生，面對災區傳染病風險，專家的敏銳度必須透過第一線作戰經驗培養，然而許多人都仰賴辦公室看數據作戰，主要透過層層資訊傳遞，要特別注意的是，在每一層的環節間都會有選擇性告知的判斷偏差。

以人畜共通的禽流感為例，如果實際來到彰化發生案例的地區，可能會從養雞場的環境看出端倪，進而影響如何提升防治效果的決策。此外，公共衛生也不只是仰賴菁英知識，在實務上絕對需要了解民意，知道民眾打從心裡最願意配合的模式是什麼，所以必須具備與民眾溝通討論的能力。

疫情風聲鶴唳的時候，禽農會注意到禽流感的防治，但平常卻比較少戴手套和口罩，要從平常就做風險溝通，不是疾病流行爆發時才做。

金傳春指出，中國大陸針對H7N9的疫情研究已經公開發表病毒的全長序列，尤其發表在歐美國家的頂尖期刊，然而單有科學的進展還不夠，需要人文關懷的精神與實務工作的投入，才能夠對社會造成真實的影響力。

發表大量高等期刊的研究，如果沒有解決問題或參與解決問題的過程，學者就沒有盡到學術回饋社會的責任，學術是有社會責任的工作。國科會計畫應該要找有高度社會使命感、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學者，以跨領域的團隊，尤其政府要跟民眾相互溝通，從過去由上而下地菁英決策，改為由下而上的溝通機制，讓民眾台灣要開創公民時代的風氣，政府敞開大門只是第一步驟。（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重大天然災害之防救災科普知識教育推廣｣執行團隊撰稿）

責任編輯：鄭國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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