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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醫學(四):災區的常見傳染病及其防治

103/06/05 瀏覽次數 11378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及東亞颱風必經路徑的交叉位置,地震是台灣的常客。不過以氣象事件釀成的災害來看,除了地殼或大氣的運動本身的威力,也不可忽略災後傳染病爆發的風險。金傳春教授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流行病學博士,目前除了任教於台大公衛學院外,也長期參與第一線防疫工作,甚至架設「防疫先鋒」網站(http://www.eid.url.tw/)參與防疫實務,本專題將由金傳春老師說明災區「為何」以及「如何」防疫。
 
不同地區、不同災害類型,得換湯又換藥
 
在眾多災害中,地震對台灣的影響相當大。地牛翻身後的傳染病防治,首當要考慮的是傳染源或傳染途徑與泥土有關的疾病,例如破傷風或炭疽病,有些地區的土壤適合炭疽桿菌生存,經地震後會使感染機率增加。幸好炭疽病在台灣並不普遍,因此第二個要考慮的是破傷風等外傷接觸傳染病, 所幸破傷風也有疫苗可以防治,因此最需要注意的便是可能因密閉空間而加重疫情的呼吸道傳染病。
 
考慮災後的傳染病防治,一定要注意到當地原來就有哪些傳染病,1999年的921大地震主要發生在台灣中部的山區,台灣山區原來較使人憂心的呼吸道傳染病是肺結核(Tuberculosis, 簡稱TB)。結核是藉由空氣或飛沫傳染,且可致命的傳染病,感染結核後通常會破壞肺臟,稱為肺結核或肺癆。
 
當房屋大多倒塌,居民要住在臨時搭建的公用組合屋中,然而在密閉空間中呼吸道傳染病的傳染風險高,因此為了防範呼吸道傳染病擴散,有兩個應對措施,一是以帳篷取代組合屋,避免人多共處在密閉空間,第二是同時啟動傳染病監測,來掌握呼吸道傳染病疫情。

其他突如其來的災變中,台灣每年都會經歷颱風,颱風造成大規模影響的頻率比地震還高,幾乎每年都會有颱風成災,因此颱風在傳染病上的影響也比較大。與颱風相關的是和「水」有關的傳染病,風災之後輸水管線受到破壞,山部地區常面臨缺乏飲用水,居民自行在野外取水,可能混有動物糞便或汙泥,容易感染經糞口途徑傳染的腸道傳染病,例如腸病毒、痢疾、傷寒、動物來源的沙門氏桿菌、鉤端螺旋蟲、類鼻疽,因此地方政府需在山區儲備乾淨飲水。
 
此外,大水淹完也要立刻把積水清除,以免成為蚊蟲的孳生源(breeding site),進而感染登革熱、日本腦炎等蟲媒傳染病。土石流逃難的經驗中,居民普遍會有外傷,加上途經泥濘,需要注意皮膚有關的傳染病,例如破傷風。
 
電子科技,突破傳染病偵測與防治方法
 
了解災害衍伸的傳染病風險後,災區的傳染病偵測與防治是災後的重要工作,過去的疫情通報以醫生和實驗人員進行,已經緩不濟急,以民眾作為疫情掌控的第一線,一來擴大傳染病的監測範圍,能控制疫情爆發;另一方面積極進行風險溝通,可以提升民眾與管制單位警覺度,有效防治傳染病傳播。
 
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前,台灣公衛體系缺乏地震會導致傳染病的經驗,因此在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金傳春老師便進入災區進行傳染病的全面偵測,但是那時因為通訊不良,無法運用電腦科技進行即時性的偵測,但至少當時的21個重災區都進行了人工式紙本的傳染病偵測。

中國四川大地震比臺灣九二一大地震晚了十年,技術上不再仰賴紙本記錄,運用手機簡訊,中國疾病控制中心(CHINA CDC)可以同步進行雙向的疫情通報及風險溝通。手機在開發中國家已經很普遍,金傳春指出,國內各大電子公司 (例如:宏達電),應該開發傳染病防治的手機軟體,投入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的社會工作。
 
台灣也曾經在發生紅眼症腸病毒的時候在台北市運用手機技術,金傳春老師跟北市教育局、衛生局合作,用手機通知民眾最新疫情與要父母要注意的事項,發現手機簡訊的風險溝通效果非常好,當時評估週末人跟人的互動較為頻繁下,可能是疫情的高峰期,因此選擇周末之前的星期四就發送簡訊,及早進行風險溝通,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下,限制了10%~60%的症候兒童傳染,並將此研究成果《Taipei's Use of a Multi-Channel Mass Risk Communication Program to Rapidly Reverse an Epidemic of Highly Communicable Disease》發表在國際期刊。
 
科學的態度,人文關懷的精神
 
實戰比紙上談兵重要,不只是公衛體系的基層人員,高層的決策者也應該要有第一線作戰的經驗。一般與傳染源有關的傳染病,病例數會以等差級數增加,就像1995年的美國災難片《危機總動員》中,只有特定的兩隻猴子是傳染源,因此每日的累計病例數會趨近等差級數;另一種與傳染途徑有關的疾病,在2007年的電影《28週毀滅倒數:全球封閉》中,每一個受感染的人類都具有感染力,也就是以「人傳人」為傳染途徑,這種疾病案例則具有等比級數增加的特徵,會迅速的擴散,尤其在人潮密集地區。
 
如果找不到傳染病的型態特徵,很難追蹤問題的根源,就無法徹底解決問題,例如2013年一名台商從江蘇回台後病發,是國內第一個H7N9境外移入的案例,到目前為止在江蘇都還沒找到答案。緊接著第二個台灣的H7N9案例也是來自中國江蘇的境外移入案例,可見跨地聯合在疫情調查中的必要性。
 
不知道問題的真相,問題就會繼續發生,面對災區傳染病風險,專家的敏銳度必須透過第一線作戰經驗培養,然而許多人都仰賴辦公室看數據作戰,主要透過層層資訊傳遞,要特別注意的是,在每一層的環節間都會有選擇性告知的判斷偏差。
 
以人畜共通的禽流感為例,如果實際來到彰化發生案例的地區,可能會從養雞場的環境看出端倪,進而影響如何提升防治效果的決策。此外,公共衛生也不只是仰賴菁英知識,在實務上絕對需要了解民意,知道民眾打從心裡最願意配合的模式是什麼,所以必須具備與民眾溝通討論的能力。

疫情風聲鶴唳的時候,禽農會注意到禽流感的防治,但平常卻比較少戴手套和口罩,要從平常就做風險溝通,不是疾病流行爆發時才做。
 
金傳春指出,中國大陸針對H7N9的疫情研究已經公開發表病毒的全長序列,尤其發表在歐美國家的頂尖期刊,然而單有科學的進展還不夠,需要人文關懷的精神與實務工作的投入,才能夠對社會造成真實的影響力。
 
發表大量高等期刊的研究,如果沒有解決問題或參與解決問題的過程,學者就沒有盡到學術回饋社會的責任,學術是有社會責任的工作。國科會計畫應該要找有高度社會使命感、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學者,以跨領域的團隊,尤其政府要跟民眾相互溝通,從過去由上而下地菁英決策,改為由下而上的溝通機制,讓民眾台灣要開創公民時代的風氣,政府敞開大門只是第一步驟。(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重大天然災害之防救災科普知識教育推廣」執行團隊撰稿)
 
責任編輯:
鄭國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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