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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興所至隨遇而安–王櫻芬用音樂整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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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枝｜《科學發展》特約文字編輯

林茂榮｜攝影

「我想我是個有『憨膽』的人吧。」1992年，王櫻芬自美學成歸國，受邀為台灣大學籌辦音樂學研究所，四年後，該所正式成立，當時才三十幾歲的她「順理成章」成為第一任所長，開啟了為台灣的音樂學研究辛勤耕耘的生涯。

她是南管專家，但也深入研究了日治時期台灣音樂學科史、唱片工業史與廣播史，填補了本土音樂史研究的空白，並於2016年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她笑說：「從沒想過會得獎，但很高興能藉此讓更多人認識音樂學。」

生命中的巧妙偶然

「我是個隨興的人，不擅長也不喜歡事先規劃，而且容易對各種事物產生好奇心。」王櫻芬說，當年因在新象上班，接觸到印尼和印度音樂，深深被其複雜的節奏所觸動，開啟了她對民族音樂學的興趣。其後，因緣湊巧在某個講座中認識了美國民族音樂學大師Mantle Hood，在他的引介下前往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分校攻讀民族音樂學，又適逢梁銘越老師也加入了馬里蘭大學的師資陣容，使她有機會拜入梁老師門下學習古琴，從而進入了中國音樂研究的殿堂。

「出國前我對台灣音樂、中國音樂都不甚了解，只知道有國樂。」王櫻芬笑說，1983年，在指導教授的建議下，以南管作為期末報告題目。當時她對南管一無所知，並不知自己無意中找到了一生挖掘不完的寶庫。「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是透過南管曲譜的分析，去了解南管曲目的分類系統以及南管樂人的音樂觀念和創作過程。」

1992 年，王櫻芬回臺任教，開始把南管放回臺灣的脈絡重新去認識它，並於三年後深入探索臺灣南管過去百年的發展與文化政策和社會變遷的關係。「當時我對臺灣史及台灣音樂史料所知有限，再加上缺乏史學訓練，因此除了仰賴口述歷史外，一直難有突破。」1996 年，王櫻芬的南管研究遭遇瓶頸，當時她透過劉麟玉的引介，接觸到日本音樂學界中生代的著作，並深受啟發。

四年後，她開始以戰前日本音樂學者的臺灣音樂調查為題，做了前導性的研究。隔年，劉麟玉邀她一起整理黑澤隆朝臺灣音樂調查的檔案資料，正式開啟了她對日治時期的研究。「我不解的是，為什麼日本音樂學者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要進行臺灣民族音樂的調查？音樂調查跟戰爭究竟有什麼關係?」經過八年努力，王櫻芬終於將她的黑澤研究出版成書，並將黑澤錄音復刻成CD，裡面收錄了1943年的原住民音樂和漢人音樂，成果彌足珍貴。2005年，王櫻芬實地走訪黑澤錄音中的部落，「我找到了當年參與錄音者的後代，當他們聽到長輩以前的錄音時，都哭了。」

2009 年起，王櫻芬又從黑澤研究延伸到唱片和廣播的研究，並以歷史錄音和報紙作為主要材料。「2012 年，我有幸取得三份新出土的唱片檔案資料，再配合其他不同史料，重建出日治時期古倫美亞臺灣唱片的產製過程，並推論出其產製策略，改寫了過去對當時臺灣唱片工業的認知。」2014 年，王櫻芬將過去的研究整合起來，加上她對南管廈語電影的研究，及新發現的新加坡報紙材料，撰文探討南管百年來在閩臺東南亞閩僑社群之間的傳播媒介和地域互動關係，並於2016年四月刊登於英國的期刊，這是她研究生涯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里程碑，也綜合了她過去這段時間研究的一個小結。

整合音樂

「我現在能做音樂學研究，很多基礎都是來自小學音樂班的訓練。」王櫻芬五歲即進入光仁小學音樂班就讀，期間打下了深厚的鋼琴和樂理基礎。小六時，王媽媽原本計畫送她出國，後來擔心「演奏家」這條路太辛苦而作罷，王櫻芬遂留在台灣接受中學教育。「不過仍繼續跟隨藤田梓老師學鋼琴。」她說，後來進台灣大學念外文系，但自己對語言的興趣卻遠勝於文學，不僅修了德文、日文、法文，也上了語言學概論。而後覺得民族音樂學可以結合自己對語言和音樂的興趣，故又決定去美國攻讀民族音樂學。

多年來紮實的音樂訓練，使王櫻芬日後無論是學新樂器或研究音樂學方面，都比一般人多了一些敏銳度。「生活中有些東西可以用語言表達，但有些卻只能透過音樂去感受。儘管『音樂學』是用文字在討論音樂，但對音樂本身若缺乏敏銳度，則研究的深度一定會受到影響，或許就無法觸及或體會一些較深刻的音樂內容了。」王櫻芬說，當年自己在碩班階段主要是實踐音樂，包括學習新樂器並在舞蹈中體會音樂。而攻讀博士時對自己最大的影響，就在於對音樂學的觀念。「匹茲堡大學很強調音樂學中不同分支、領域的互動，這種訓練讓我的眼界從民族音樂學的領域擴展到整合性的音樂學。」

而後，當王櫻芬回台創辦音樂學研究所時，即確認了音樂學應該要整合。「學生必須知道音樂學各種不同領域的研究方法與工具。當我們面對一個研究對象時，所問的問題，即決定了我們要用哪些工具。若只知道民族音樂學的方法，那不就受限了嗎？音樂學應該要整合，即借用其他學科的工具，或整合音樂學分支領域。尤其在台灣大學這種綜合性大學，『跨領域』是我們希望走的方向，這也是我當初創辦音樂所最基本的理念。」因此王櫻芬從事音樂學研究的方法，即援引了歷史學的技巧，交互使用各種史料與田野訪談。

「史料間的互相補充與驗證很重要。訪談時問到的資訊，好像很瑣碎，但它會發酵。」王櫻芬說，1995年，自己曾訪問一個人，對方說他爸爸做過南管爵士樂。當時她非常好奇，但並沒有任何資訊可讓她知道什麼是南管爵士樂。但2008年，她接觸到日治老唱片時，終於解開了1995年的疑問。此外，她也發現口述歷史得到的資訊，和她後來在舊報紙所查到的會有部分落差。「口述得到的資訊，不見得能完全相信，因此，史料之間彼此的互補與驗證，非常重要。」

「再者，聲音跟訪談者之間的對話，也很重要。」譬如她於2001拿到黑澤資料，2005年才去實地踏查。在踏查前，她分析資料的焦點一直都以漢人的角度來看。但前往部落實際走訪一趟後，才發現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後來因為寫書的關係，使她更加深入去研究、去比較前面、後面的錄音，進而掌握了當時錄音的特色，原來黑澤當年錄下的是泰雅族很流行的曲調。若非她有音樂的深厚基礎，可能就無法去辨識曲調之間的差異了。「所以研究者對音樂及聲音的熟悉感還是很重要，不然問題意識也會受到侷限。」

整合人生

對王櫻芬而言，做研究就像在拼圖一般，必須從每片材料的蛛絲馬跡去尋找線索、發現片與片的關係，最後再拼湊成全圖，找到答案。「所以，材料是我研究的核心，理論只是輔助的工具。」而她和研究團隊與臺大圖書館合作多年的「臺灣日日新報聲音文化資料庫」也大致完成了，為日治時期臺灣音樂生活史的重建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她表示，這個研究因牽涉到漢人、原住民、西洋、日本等不同族群的音樂，非常複雜多元，所以期待能有更多人的投入，一起參與這場龐大的拼圖工作。

其實，每個人都在拼湊一張人生拼圖，王櫻芬覺得自己非常幸運，畢竟自己從無所求，只是默默地把手上的事情做好，「不問收穫，只問耕耘」就是她的寫照。她說：「每件你做過的事，都是一個累積，把自己的經驗逐個累積起來，就會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獨有的，懂得整合人生的人，就能把自己的獨特發揮出來，拼湊出屬於自己的人生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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