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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劉紹華的微觀與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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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枝｜《科學發展》特約文字編輯

王鵬程｜攝影

如果眼前有顆大石頭，你是否有把它翻過來，看看下面藏著什麼的欲望？中研院的劉紹華老師笑說：「我就是那個會把石頭翻過來的人！」儘管預知會被驚嚇，心裡也充滿害怕，但是，還是做了。「因為實在很好奇，不是不怕，而是真的想知道。」因為「真的想知道」的好奇心，劉老師涉足了別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研究領域，包括吸毒、愛滋病、痲瘋病，而她的人生也承載了許多難以言喻的體驗與故事。

好奇心殺死一隻貓

「有句俗諺說：『Curiosity killed the cat』，我就是那隻貓。」成長於中和眷村的劉老師笑說自己從小就像小男生，充滿好奇心，膽子也比較大。「我對所有會動的有機生物特別感興趣。還記得初中的生物老師常在假日找我出去玩，我們最常去植物園撈水螅。」原本以為日後會朝生物發展，卻因「好奇心」被扼殺，劉老師的人生暫時和自己喜愛的事物背道而馳。

「高一時，因為喜歡生物，自己找參考書來讀。有次讀到不懂的東西，就在課堂上舉手問老師，希望他能解惑。不料，老師非但沒回答問題，還用整堂課的時間來怒斥我怎麼不讀教科書就好，看什麼參考書……當下我很震驚，生物也開始一落千丈，導致我後來去讀文科。」劉老師感嘆臺灣以前那種以教科書為導向的填鴨式教育，很容易磨掉學生的好奇心跟探索力。上了大學，劉老師不僅沒讀自己真正感興趣的生物，還念了和性向南轅北轍的企管系。

「純粹是被哥哥的朋友慫恿，就填了企管系。但我對利潤、管理這些東西真的沒興趣，也念不好。所以，大學都在『學運社』啃讀馬克斯、韋伯、涂爾幹，那是自己真的感興趣的。」後來，劉老師終能依照自己的興趣，前往清華大學就讀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並展開為弱勢發聲的生命旅程。「我是反對資本主義，不過，是反它對弱勢帶來的傷害，並不覺得資本主義是全惡。」

當年企管系的經歷，讓劉老師能用多重視角去看待資本主義裡面的人。「某種程度，我清楚知道資本主義背後的邏輯，不會在沒有接觸的情況下，直接把他們想像成假想敵，更不願用二分法的方式看待問題。事實上，他們做的事，也在造福社會，而我們也都在享受資本主義帶來的好處。只是，他們用的邏輯、思考跟我不一樣，但那不表示他們都是惡魔。」帶著這份融合企管學與人類學的理解與尊重，劉老師結束了研究所歷程，並踏上一條很不一樣的道路。

現實的磨難與啓發

1996年，劉老師接下《香港明報》駐台特派記者的工作。「臺灣的三大刑案，包括白曉燕、劉邦友、彭婉如，全被我碰上，還有大園空難。」劉老師說：「每個事件都有很大的衝擊。還記得大園空難發生後，我是在半夜三點多被通知去跑新聞，當時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攝影記者大哥心腸好，在電話裡提醒我要穿能扔的衣服、雨鞋，備好換穿的衣服。任務結束後，回家要過火、吃麵線……」攝影大哥的耳提面命，預示了任務的艱巨，劉老師很清楚自己不能說「不」。

「記者是一份任務導向的工作，你知道任務再怎麼困難、再怎麼可怕，還是要去面對。長期被要求的情況下，讓我後來有能力去面對挑戰性比較高的學術研究。譬如去柬埔寨、中國邊疆地帶，都能理性地解決研究過程中遭遇的所有困難與挑戰。我想這和記者的訓練有很大關係，就是任務導向，無法因為害怕而放棄不做。」此外，劉老師在記者生涯中也學到了「捕捉意義」的能力。

「和本地記者不同的是，明報記者偏向外電性質，對臺灣的報導，有兩種呈現面向上的要求，一種是要達到國家層面重要性的新聞，另一種是本地的新聞，但必須有特色。現在回想起來，我受惠於記者時期的觀點很多。學術研究也是一樣，必須超脫出你的研究對象本身比較微觀的層面，提出一個較宏觀的意義，又必須把微觀的、具體的研究對象的特性給提出來。經過記者的訓練後，我現在抓這種意義的能力比較明顯，也比較快。」

然而，更早之前的人類學訓練，是不是也對記者工作有所啓迪？劉老師坦言已不知是蛋生雞、還是雞生蛋，但她確實喜歡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看這個世界。「人類學是從很多不同面向，嘗試去理解某個特定的人、事、物在一個特定情境下的位置。這個情境可從多方面去理解，包含生態系統、自然條件、生計環境、親屬關係、宗教宇宙觀、政治經濟等全面性脈絡，是一個很複雜的理解。」所以，當劉老師以記者之姿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後，她也很願意走回自己的人類學領域。

縮放自如作研究

1998年，劉老師放下記者工作，前往柬埔寨參與國際發展工作，主要負責教育及衛生發展計畫。「當時柬埔寨剛發生內戰，也和臺灣斷交。克服困難、完成任務，這種生命的鍛鍊還是在延續，只是挑戰更大，畢竟不在自己的國家。當時除了面臨語言、文化的衝擊，也目睹貧窮、社會不公、國際之間強烈不平等發展、權力與勢力的流動等等，而我清楚意識到，自己的知識跟分析能耐，已不太能解釋我所看到的事情，所以決定再深造。」

而後，劉老師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醫學系人類學組攻讀博士。她笑說：「到頭來還是走回生物、醫療，和科學有關的領域，骨子裡還是對自然的東西有興趣。」就在博士學程中，劉老師前往中國，進入海洛因與愛滋病肆虐的偏遠山區，花了10年的時間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與研究，最終以《我的涼山兄弟》這本著作為彝族翻案。「我想讓社會知道，這個被高度歧視、污名化的族群，今天走到這局面，有很多結構性的原因，對於他們的處境，我們也是有責任的。」

翻開許多沈重的大石頭後，劉老師已是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學者。她說：「任何事情，真的要做得好，是要付出代價的。從事人類學研究，必須專注、忍受寂寞。因為，好的人類學研究需要漫長的時間，如果對自己的研究主題不是真有熱誠，其實撐不久。除了專注、熱誠，還要有開放性。若無開放性，這樣鑽下去，就會鑽到自己的世界，見樹不見林。而這種開放性與彈性，其實是最困難的，也是最關鍵的，畢竟作研究要能夠縮放自如。」

「人類學研究是用長時間貼近研究對象比較微觀的東西，而『意義』又不能只在微觀的層面上呈現，必須達到巨觀層面，所以這兩者間來回交錯、縮放的能耐其實是關鍵。」劉老師說：「大部分研究沒做好，常是微觀、巨觀間的來回縮放功夫沒做好。而要做好縮放功夫，得有自覺能力。自覺不高的人，很容易耽溺在眼前已發展出來的眼光。所以，要用非常自覺的眼光，去看自己或批評自己正在做的東西，也就是說，你和自己的距離也要能縮放，不能太耽溺、太執著，保持開放性，新的東西才會進來。

人類學(10) 好奇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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