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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之旅的科技與社會

98/08/11 瀏覽次數 1895
拎起行裝,我邁向安排妥當的時空之旅。我繫上安全帶,調整手表,回首再熟悉不過的家鄉,腦中浮起即將到來的嶄新世界……

「等一下!」對這段文字似曾相識的讀者,或許會脫口而出:「這可不是先前才登過,叫〈科技與社會的時空之旅〉的文章的開頭嗎?」

沒錯,我又在飛機上了。做為現代人不能缺少的經驗,坐飛機除了目的地不同之外,它們的開頭其實差不多。就像進火車後得先找到自己的位置,上機後我也忙著把自己安頓好;拿份報刊,把大衣放入置物箱,把書本、電腦、MP3播放器或遊戲機從行李拿出來。總之,就是做神遊物外,不起身的打算。

當大家終於各安其位,正襟危坐地看著飛安示範時,我卻順手抽出飛機座位配置與疏散路徑的說明,想像著這個「局」:如果飛機是「時光機器」,那它究竟是怎樣的空間?我想起威爾斯(G. H. Wells)在《時光機器》(Time Machine, 1905)裡的介紹。那是放在實驗室,有點笨拙的金屬架,裡面安裝著各種材質的機器設備。它有標示時間刻度的操作儀表,指示往未來還是往過去的操作桿,環繞旅行者的鞍座旁。

這麼說,時光機器可不是一般人所想,像一架太空梭或流線型子彈車。在威爾斯的「四度空間」(三度空間加上時間軸)概念裡,它就是類似駕駛座的座位。它沒有在空間中移動的必要,而僅在時光中遊走,上下數萬年。

如同《時光機器》的主人翁時光旅者(time traveler)所邀請的科學愛好者一般,我們好奇時光旅行的體驗到底有何神祕。在20世紀初,由於飛行氣球的實用化,空中飄浮已經不算太稀奇,而在新世界的一角,萊特兄弟的「飛行家一號」還未問世,更別說是無重力體驗。於是,與〈科技與社會的時空之旅〉所提到的時差調整不同,威爾斯把時空旅行最重要的身體經驗,放在時間移動的速度感上。

他用這個說法解釋為何時光機不會被過去或現在的人所見,也解釋時光旅行的可行性。試想,如果必須用與過現實生活相同的時間飛到另一個時空,時光旅行的意義可不就大大喪失了?

總之,威爾斯這樣描述時空旅者的體驗。他這樣回憶:「我拍拍機器,旋緊螺絲,往石英桿上了點油,然後坐上鞍座。我就像舉槍對著腦袋想自殺的人一樣,不知道接下去會是什麼。」他吸口氣,咬咬牙,雙手緊握啟動桿,機器「碰」的一聲開動了。

之後,時空旅者在移動中迷失了自己。他發現一旁管家的身影不斷加快,後來竟是一閃而過。實驗室霧氣騰騰,機器聲震耳欲聾,而外面卻是白天黑夜交互變換,快如翅膀的撲打。太陽如火球般跳躍,月亮是黯淡的飄帶,星星則不停地旋轉。「就像坐在雲霄飛車上,只能聽天由命,一直向前衝!」旅者回憶。

隨著時光機的速度加快,旅者的難受開始被好奇、興奮,與隨之而來的未知恐懼所取代。他昏昏沉沉地看季節溶化翻動,文明興起衰頹。

此外,因為沒改變他在空間中的位置,因此乘客的身體在快速移動中竟逐漸「稀薄」,與不同時間裡占據同一空間的物質錯身,在它們的空隙間穿梭。速度,竟是時光旅行中避免撞擊的理由:為了要讓身體更加稀薄與自由,足以穿越各種物質障礙,因此不可減緩速度!在這個矛盾的感覺下,時光旅者終於不自覺拉下停止桿,機器打轉,人也摔出駕駛座,落入新時空,倉促結束了他的飛行。

抽離《時光機器》的片段回憶,我環顧四周。除機尾有群看來像畢業旅行的年輕人興奮交談,用相機互拍外,其他旅客顯然沒有坐上時光機的緊張感。雖然座位也有一堆儀器—閱讀燈、服務鈕、電話、視聽娛樂設備與個人螢幕—但它們似乎都只是要讓乘客忘記自身所在,在旅程中可以安分地坐在位子上。

當然,在四、五十年前坐飛機絕沒有今天舒適,那是恐懼與便捷的交戰。先不論20世紀前半不時發生的墜機事故,科幻科普大師艾西莫夫著作無數,但他本人卻因懼高症自1946年起就不再搭乘飛機,便是一例。

而近年來航空發展迅速,這種恐懼似乎成為過去。不但機艙有靈敏的艙壓調控,飛行也多在平穩的平流層進行。這些改變都讓旅客非但不用管機外的天候變化,甚至不覺得身處數萬英尺高空,以接近音速移動。

這些先進設備也改變坐飛機的「速度」感受。這樣說,在密閉的飛機上,在短則二、三小時,長則十幾小時的跨時區旅程中,大多數旅客與其說是御風遨翔的「空中飛人」,還不如說是被安全帶排排「綁」在座位上,強迫休息,等候招呼的小學生。

〈科技與社會的時空之旅〉一文提到飛機是觸發時空想像的環境,不過就實際感受而言,它確實不算新奇刺激的體驗,反倒像安插在出發點與目的地之間,必要但有點無奈的肉體過渡。用古龍在《陸小鳳傳奇》裡的詭異結尾來比方,旅客們像心機重重的商人霍休,把自己放在層層保護的安全籠裡,想藉座位下的密道脫出困境,不料這個機關竟卡住不動。於是在這個尷尬狀況下,他只好繼續待在座位上,等著籠外人添衣送食,也等著扭轉局勢的契機。

我們自然不是霍休。大多數旅客沒有他的富有與謀略,但也無需忍受他在籠裡的孤獨,畢竟這個「時光機器」裡不只有一個人。這種時空感的集合與差異,正是本文的重點。如果〈科技與社會的時空之旅〉談的是坐飛機時的個人反思,那這篇文章想談的是感官性,集體性的飛行體驗。固然「相逢自是有緣」,但到底在飛行這個時空的「局」中,會延伸出多少科技與社會的議題呢?

對著手表,出發地時間已接近午夜,機艙卻還沒有關燈的意思—原來還沒送餐。我試著從大螢幕上找出我們的位置,那是跟某品牌筆電桌面相像的世界地圖,上面顯示各地時區,還有條代表夜晚的「黑帶」,勒出她黑夜白晝的腰身。在地圖上,小小的飛機符號正與黑帶纏繞,斜斜鉤出指向曼谷,往黑夜深處飛去的黃色曲線。原來如此。這是〈科技與社會的時空之旅〉裡所描繪的時差世界,而我們就在裡面。

不過,或許是打發送餐前的無聊,或許是排解一整晚等機的疲憊,我不經意與旁邊乘客聊到出發時間這樣晚,飛機到曼谷都已經是凌晨時,竟引起周遭旅客的談興。一位也從台灣出發的乘客告訴我班機晚才好:「這樣才能在上午抵達歐洲,可以馬上工作。」但也有人不喜歡這樣的安排。

前排的自由行達人分享他的撇步:如果在台灣跟團去歐洲,坐的飛機不是一早到歐洲的晚班機,就是下午到,但一大早就要出發的早班機。「在機上折騰一天,但一下機就要玩,太累了吧!還是自由行輕鬆,只要多轉機,時段選擇多很多。」

的確,更遠處似乎有早已不管送餐,更疲累的旅客們,在那呼呼大睡。在候機區見過他們的旅客說他們是從別的地方轉機來的:「或許是東京,或許是洛杉磯,誰知道?」

呵,這才是「時光機器」!坐飛機的趣味可不止於它可以帶領我們穿越時差,也是把背負不同時差,經歷長短飛行的身體,共冶於飛機這個無所屬,不斷飄移的「時光膠囊」中。

果不其然,當飛機停在曼谷,大家昏昏沉沉地晃下機時,我驚訝發現後三排的乘客原來是旅行團。他們有如大夢初醒,以異乎常人的精力抓下行李,熱烈交談,並在嚮導帶領下抖擻踏出轉機區。而飛機完成整補後旅客重新上機,這些人的位子上已換成一批金髮碧眼的旅客,歐洲應該是他們的目的地,我們則變成這些新加入者眼中「更疲累的旅客」。

重回有點擠的座位,我想起「經濟艙症候群」,或者說深層靜脈栓塞(deep vein thrombosis)。它源於大戰期間,許多士兵長期躲在戰壕或防空洞內,因無法自由行動又不喝水,因此身體容易產生血栓。隨著長途飛行的普及,它變成飛機乘客的疾病,指因長時間在小座位上所導致靜脈血流變差,形成血栓,進一步造成的各種問題,包括肺動脈栓塞引發的猝死。

不同以往把坐飛機視為「國民外交」,人人得西裝畢挺才不失禮,旅遊書早已告訴我們,運動服與輕便鞋才是長途飛行的王道裝束。自由行達人似乎更知道如何讓自己舒服,他望望機艙後段的相連空位,走過去,消失在黑暗中。

不過在空間掙扎外,在這個「時間膠囊」中,決定身體感的最重要活動是飲食與睡眠。雖然依舊昏昏沉沉,上機後不久我又進了一餐,飛機才把主燈熄滅,宣示這個空間的深夜到臨。顯然,在目的地與出發地的時差間,飛機藉由人為的進食與睡眠,調整旅客的生活節奏。而我們也像實驗室中的小鼠,在各種約制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身體感覺。

而光線與飲食,可不就是「生物時鐘」的來源?我想起上回沒來得及翻閱的李宇宙醫師的《上帝在玩擲骰子》,就是用一群天天準時報到和瑞士醫師August Forel共享早餐的蜜蜂,以及法國科學家Jean Jacques d'Ortous de Mairan在1729年所發現,「守著陽光但也守著自己」的含羞草科植物,為讀者打開這個奇妙的生命現象。而生命的精巧也確實值得讚嘆。

生物時鐘的研究不只揭露更多長短不一的身體節奏,例如約日節律(circadian rhythm)、長日節律 (infradian rhythm)、短日節律(ultradian rhythm)等,科學家也注意到啟動這些節奏的複雜因素。光雖然是終極「提時器」(time–giver),透過視差上核(suprachiasmatic nucleus)校準生命活動的進行,但溫度與磁場也扮演著重要角色。當然,分子生物學者已經指出部分生物時鐘的基因,但生物時鐘研究對我們更重要的啟示,是揭露生物「小宇宙」與外在大宇宙之間複雜的張力與協調;生命的意義捨此莫由。

飛機的特性在於它連接外界大宇宙與生體小宇宙,是標準化的時空中介。在跟一位資淺空服員要杯水時,我找機會想問出這些調控規則。只是,我似乎想太多了,她沒有預期,也沒想過這些。不過,她把問題轉給前輩,而她給我一個有趣的答案。

「事情沒那麼複雜!」資深的空服員這樣解釋。雖然在飛機上大原則是4小時供餐一次,但由於不到穩定氣流層不能送餐,加上每次送餐需要兩個半小時準備,而長程旅行要送出兩個主餐,因此她們沒考慮太多「節奏」,抓到時間就要送。我問:「那燈光呢?」她說原則上只有在有活動時,比方說供餐、起降或賣免稅品時機上才開主燈。「反正大家有閱讀燈嘛!況且這樣看電影也比較方便。」

的確如此。望著黑暗機艙中的點點昏黃,我似乎看到燈下各自沉思,或者在燈外進入夢鄉的時空旅者。他們有著自己的生活步調,也有不同的時差要克服。

科學研究告訴我們,如果生物與外界隔絕後,其內生性生物時鐘的一日周期會緩緩延長,超過24小時。不過,飛機顯然是用「壓縮」的方式訂出生活節奏。閱讀、打電動、看電影,這些日常生活的靜態動作,在空間的限制下成為保持清醒的主要活動。而與此相對的,則是什麼都不做的睡眠。李宇宙在他的書中談到睡眠的社會意義,並引用他的老師Thomas Roth的話,說睡眠是「預防沒有睡眠的後果」。不過,從科技與社會的角度看,睡眠在機上卻是在無事可做的狀況下,選擇不活動的結果。

對這有點人工,有點集體,但也有點生物基礎的時空約制,我與空服員聊起最近的一起職業賠償新聞:一位任職航空公司30年的空服員被診斷罹患乳癌,法庭認為這是因為她經年累月的不規律工作所導致的,判定國家必須賠償。比起先前對送餐時間與節奏的窮追猛打,這才是她們比較關心的議題。不過,在講完這則報導後,我卻像用盡電力的電腦一樣,以未預期的「待機」狀態陷進夢鄉,留下未熄的閱讀燈,曖昧地標示我的活動狀態。

不知睡了多久,當我醒來時主燈已經亮起,空服員開始送早餐,自由行達人不知何時也回到座位上了。一時之間,我竟不知是我的生物時鐘開始適應機上,還是食物香味或是燈光喚起我的身體記憶。

在半夢半醒間,李醫師的妙語浮上腦海:「我們的身體動態自生命形成開始,便被許許多多裡裡外外的節奏所構築,沒有人不希望自己所有的生理時鐘能準確如常,那是重要的安全保障。但我們居住的時區和社會生活也是另類的時間地圖,我們也會期待,偶爾可以脫離常軌,日子不要過的太過精確……這是身體的社會學和文化學的弔詭處:一方面需要緊緊跟隨既有的生物時間,同時又希望創造擁有自己的節奏。」

飛機顯然是這樣的「局」,它的感官架構是如此真實,也如此脆弱;在身體以為已經開始適應機上節奏的同時,飛機卻藉由降落,宣告這個「異空間」的崩解。

但身體畢竟是誠實的。在顛簸跨出空橋時,我意識自己的身體還在調整,自由行達人卻早已精神奕奕地超過我,他還要轉機到東歐。研究指出跨時區的調整有時需要好幾天,而不同器官也有不同的調整速率。不過,這些講法卻不如親身體驗實在。

時空旅者可不是這樣說:「我就這樣回來了。我肯定有很長一段時間坐在機器上失去了知覺……我搖搖晃晃跨出機器,坐到長凳上。有一陣子我抖得很厲害,之後漸漸平靜下來。周圍是原先的實驗室;它和以前一模一樣。我可能在那裡睡著了,整個事情簡直就是一場夢。」

但我們都知道,時空之旅確實發生了。於是,我們這些時空旅者下機、進城、入住、洗澡吃飯、聯絡事情,為歷經長途飛行的身體展開新時空下的生活。

後記

這篇文章的主要靈感來自《上帝在玩擲骰子》(新新聞,1999),談時間與生命經驗的各種遭遇。在我開始親近文史時,有幸跟作者李宇宙醫師認識,得到許多鼓勵與啟示。在讀這本書時,我不時憶起與李醫師短暫相處的點點滴滴,與他豁達爽朗的笑容。謹將這篇文章獻給英年早逝,遁入異時空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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