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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蟲:從蝴蝶夢到蒼蠅王–淺談作品中的昆蟲意象

99/05/06 瀏覽次數 19458
「昆」者「眾」也。在各種媒材的作品裡、在人類的生活和心靈活動裡,昆蟲的意象不斷出現。因為數量與多樣性之大,所以意象的跨幅,也往往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地大──

從繁華到寂寥

百卉爭妍,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
─ 歐陽修《采桑子》

 
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
─宋玉《九辯》

昆蟲可以作為熱鬧的意象,亦可極為淒涼。影響的關竅,就在「季節感」。

在四季如春、一年到頭都有花開的臺灣,可能很難理解為什麼會「傷春悲秋」,也比較能夠瀟灑地認為萬物的更替本是常道,不需要用負面的情緒看待。然而,如果到了緯度較高的地方,自然環境的季節變化大得無法忽視,自然而然,會牽動身在其中人類的心情─尤其是敏感的心靈,尤其是滿懷心事的敏感心靈。

在這些自然環境的變化中,昆蟲的消長是很明顯的一類;人類很早就注意到,用來作季節變化的代表。民初史學家丁山、郭沫若考據新石器時代的甲骨文,就認為是「夏」字乃是象蟬之形,而蟋蟀的形象則是代表「秋」字。

蟬與蟋蟀,都是文學中一再使用的經典意象。漢文文學兩大瑰寶中,出於北方黃河流域的《詩經》提到的昆蟲無可勝數,然而出於南方長江流域、生態上理當更多昆蟲的《楚辭》,卻只提到了兩種,正是蟋蟀和蟬。

秋在漢文化中的標準形容是「肅殺」,和孤寒的西方、淒厲的「商」音、鋒銳的「金」屬性相配。所以代表秋的蟋蟀,也承載了淒涼意象。從吟詠秋的經典戰國《九辯》開始,一直到清朝的《紅樓夢》,都是如此。在《問菊》中,林黛玉連問菊花四事,每一問都直指自尊卻寂寞的心靈:

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
圃露庭霜何寂寞?雁歸蛩病可相思?

「蛩」就是蟋蟀。在寫作上,「雁歸」與「蛩病」一方面點出了題目關鍵字「菊」的季節,一方面,也都帶來了悲涼蕭瑟的氛圍。在這個蟋蟀淒鳴的肅殺之秋裡,孤傲的菊花,是不是還能夠繼續掩藏內心最柔軟最憂傷之處呢?

那麼,作為夏天的代表,「蟬」總該歡欣一些了罷?微妙的是,蟬的極盛之時在夏季是被公認的,但真正吟詠夏蟬的篇章反而較少。在夏季出現時,蟬鳴的標準動詞是負面的「噪」,蘇軾說「蛙鳴青草泊,蟬噪垂楊浦。」而最膾炙人口的蟬噪詩句,是翻轉了「噪」的熱鬧的:

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
─王籍《入若耶溪》

正因為蟬應該屬於夏季,所以詩人更愛吟誦秋蟬─寫一個原本應該活潑旺盛、卻在過了時節之後零落悽楚的形象,遠比直接從正面寫蕭瑟,更能描繪出世事的無常: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
─宋玉《九辯》

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霄。
─陶淵明《己酉歲九月九日詩》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息。
─柳永《雨霖鈴》

連華麗燦爛的螢火蟲,「輕羅小扇撲流螢」的熱鬧也是少數。詩中常見的螢火蟲場景,是這樣的:

殘螢棲玉露,早雁拂金河。
─許渾《早秋》

黃花秋老後,未識汝何歸。
─葉大叔《詠螢》

刻畫失時潦倒的形象,西方《伊索寓言》裡的蟋蟀,也是類似的寫作手法。

然而,西方的蟋蟀意象,仍是活潑輕快─就跟牠本身一樣活蹦亂跳─甚至積極的。兩部「動物帶來繁盛經濟」、結構相似的名著,《夏綠蒂的網》(或譯《小豬與蜘蛛》、《神豬妙網》)裡發揮功用的是擅長結網的蜘蛛夏綠蒂,而《時報廣場的蟋蟀》(或譯《蟋蟀.老鼠.貓》)裡扮演同樣角色的,正是擅長奏鳴的昆蟲,蟋蟀柴斯特─書中的樂評家角色稱讚牠比音樂廳中的人類小提琴手,還要高明。《木偶奇遇記》裡的蟋蟀是父親「耳提面命」的具象化。同樣是春已逝的秋天,「蛩病」聽在濟慈耳中卻是「籬下的蟋蟀在歌唱,在園中/紅胸的知更鳥就群起呼哨」。因為:

啊,春日的歌哪裡去了?但不要
想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樂
─濟慈《秋頌》

相同的蟋蟀聲,何以有這麼大的差別?夏綠蒂和柴斯特給了我們暗示:夏綠蒂的網結的是人類的字,柴斯特演奏的,也是人類的音樂!

─黛玉逼問的不是菊花,是自己啊。

從生活到獵奇

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張俞《蠶婦》

“Doodle-bug, doodle-bug,
tell me what I want to know!”
─馬克吐溫《湯姆歷險記》

還有一些眼睛,看到的昆蟲既不是憂愁也不是熱情,是血淋淋的生活。

辛苦的耳朵聽見杜鵑,不會響起「不如歸去」的悲音,而是記起要「布穀」;聽見蛩鳴,沒有空閒自傷淒涼,而是自覺被「促織」。「布穀」對「促織」,一鳥一蟲正是當時男耕女織工作的勤奮意象。

生活還有另一面,遊戲。「促織」的同時,也「鬥蛐蛐兒」;清朝政府甚至把工作與遊戲兩個對立面以詭異的邏輯整合起來:因為是「促織」,所以官方主持的鬥蟋蟀,竟然是由「織造府」管轄。

─也許我們無法說這是不對的,確實某些人的遊樂,是奠基在另一些人的勞苦工作上。

宋、明都因鬥蟋蟀導致民不聊生,一個有蟋蟀丞相,一個有蟋蟀皇帝。蒲松齡在《聊齋》裡,講了許多辛酸的遊戲─庶民的辛酸,權貴的遊戲─例如〈晚霞〉,也例如,〈促織〉。在皇帝鬥蟋蟀的愛好下,人民被迫不斷繳交蟋蟀。活不下去,短短的故事裡,處處死亡陰影,遍地都是「死」字;不,就算是死了,還要化身成促織,繼續被剝削,為皇帝的遊戲工作。

那鬥蟋蟀的盆裡,被禁錮以性命取樂權貴的不只是昆蟲,也是人。

即使織造府回歸正業,不也仍是如此?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跟人類生活最有關係的昆蟲,不外是經濟昆蟲蜂和蠶。

因為牽涉到神聖的穿衣吃飯養家活口,養蠶也被神聖化。遍布各地各式各樣的「蠶花」、「龍蠶」故事中,破壞養蠶、耽誤紡織的角色,不容置疑地是罪無可赦的反派;碩大出奇的蠶,一定是祥瑞異寶。鄭玄甚至說,「蠶為龍精」。黃帝是漢人歷史神話中「君」與「父」的極致,正妻當然也必須要是「養蠶繅絲的創始人」的具象化─「嫘祖」,就像「有巢氏」、「燧人氏」一樣,並不真是個名字。

蜂既與人類經濟密切,又是社會性昆蟲,人類在蜂身上看到社會與國家的投射。具有類似的結構又更加直接,人類對社會性昆蟲充滿關注,在政治中打滾了一輩子的劉基既用養蜂譬喻治國,又用蟻巢譬喻社會。唐朝讓李公佐為官罷官感慨萬千,《南柯太守傳》裡螞蟻國度何嘗不是如此。

昆蟲因為貼近人類生活而受到重視喜愛,也因為貼近人類生活,而受到畏懼厭惡。《金甲蟲》、〈變蠅人〉、〈蝶變〉、〈裸體午餐〉、《人面蛾》裡的昆蟲,都是恐怖的意象;除了自然界原有的昆蟲,進一步地,各種媒材的作品更是大量使用自創的、架空的昆蟲,來作陌生/恐怖/敵意的象徵:〈巨蟲入侵〉、〈祕密客〉,不勝枚舉的故事,乃至特攝與動畫作品中,刻意擬仿昆蟲造型的各種「敵人」。《盜墓筆記》裡,殭屍沒有殺掉幾個人,倒是死在形似龍蝨的架空昆蟲「屍蟞」手下(不、應該說是「跗節之下」吧)的人不計其數;《鬼吹燈》票選「場景最可怕的一部」,〈雲南蟲谷〉遙遙領先─原因無他,就因為裡面滿山滿谷的各種架空昆蟲。

為什麼要這樣創作?也許因為,昆蟲是人類最常見卻也最陌生、最熟悉卻也最抗拒、最密切卻也差異最大的生物吧。昆蟲離人又近又遠,剛剛好:「獵奇」,那個「奇」如果奇到完全超出了人類的知識範疇,人類也就無法體會它的「奇」處了。

─當人們談論「最害怕的事物時」,「會飛的蟑螂」似乎永遠榜上有名。

一個「可以理解卻又超乎常理」的東西,才是人類能夠想像,最可怕的東西。

有時候,故意弘揚、親近眾所公認令人厭惡、恐懼的對象,是一種戲謔玩笑的模式。屢屢被引用的「小強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為命、同甘共苦了這麼多年」最後公開「小強」原來是隻蟑螂的橋段,可謂其中代表。River 的「槍神與小強一號」系列、Cleanmoon 曾經喧騰一時的《蟑螂與北一女》,都是這樣的例子。

也有時候,表明「不怕眾所公認可怕的東西」,是一種表示清高的方法。以前要顯現女主角的善良可親時,傳統迪士尼作品總讓她抱隻哺乳綱或鳥綱的寵物;現代沒辦法單靠善良可親一招通殺了,當要呈現一個「特立獨行、真知灼見、獨排眾議的環保家」,宮崎駿讓他的主角與蟲交心。

還有一些時候,人類一邊恐懼昆蟲,一邊信仰昆蟲。考古學上曾經出土許許多多形形色色與各種生物相似的宗教用「玉龍」,其中模擬昆蟲形象的,除了前面說過的玉蠶,就是玉孑孓。為什麼要把孑孓的形象佩在身上?因為蚊子帶來恐怖的疫病,遠古的人已經隱隱察覺了其中的關連,所以膜拜牠,希望免於災禍。許多宗教的源頭正是恐懼,臣服於巨大的能力之前:

害怕它、所以崇拜它。

從實象到心象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佚名《豳風》〈七月〉

This flea is you and I, and this
Our marriage bed and marriage temple is
─約翰.多恩《跳蚤》

詠物講究的是「不黏不脫」,限制在物質本身、缺乏人文關注,作品的深度便要削減;離題過度、牽絲扳藤,便失去了詠物的意義。

意象的產生,最典型的程序就是直接描摹特定昆蟲的生物特色。但是這樣的描摹,並非客觀的實物照搬,而是經過詮釋的心象,乃至提升到哲學的抽象高度。比如說,「蠶食」鯨吞;比如說,「春蠶到死絲(思)方盡」;比如說《聊齋》裡飽學的蠹書蟲衣魚,比如說牛虻往往作為「針砭者」、「督促者」的意象。法布爾《昆蟲記》因此成為「科學詩」。

愛昆蟲愛到無論是筆名還是逝世之後的「法名」都要有個「虫」字的漫畫之神手塚治虫,將作品充滿了昆蟲的意象之後,更有一部把昆蟲與人類的特質連結的《人間昆蟲記》。鳥飼否宇的《昆蟲偵探─熊蜂探長的華麗推理》不但有細密的昆蟲形態、行為與生態刻畫,更以對經典推理小說致敬的形式,呈現了昆蟲與人類不同的價值觀。以「小蜜蜂」為譯名的作品有二,一是雄蜂的尋母記《昆蟲物語—孤兒哈奇》,一是德國名作《蜜蜂瑪雅的冒險》,都有豐富的生態描寫以及思辨。至於像〈蟲蟲危機〉那樣大張旗鼓打著昆蟲招牌,角色卻是「四隻腳的男性工蟻」,不能不令人錯愕!

電影〈螳螂〉和許多武俠小說裡都描述屬於「象形拳」的螳螂拳,金恩忠《少林七十二藝練法》中有硬功螳螂爪。而三大內家拳(太極、八卦、形意)之一的形意拳,也可能有向昆蟲借鑑的招式:「十二形」中有一招名喚「鼉形」,歌訣有云「鼉性最靈浮水中,左右撥水是真形。又有鑽意加側打,左顧右盼攔中用。」─拳招本是師徒相傳,出師口、入徒耳,並未成文;不一定是這個字,只有發音是確定的,再加上「顯然是種水生生物」的線索。究竟是哪種生物呢?一般認為是「鼉」最典型的解釋,也就是「豬婆龍」,鱷魚。但此形發勁的方式,與鱷魚並沒有明確的連結。河北形意尚氏一脈的觀點認為,此式模擬的生物,乃是一種輕盈靈動的浮水昆蟲「剪子股」,和龐然巨物的鱷魚絕不相同。「剪子股」何物?剪子股就是,水黽。「黽」部的字指的多是身形扁平、足腳從身側平伸的生物,就像「黽」這個字的形象:例如蜘蛛、蛙、蟾、龜、鱉、鱷魚,當然還有水黽,在「昆蟲」定義未明的過去四千年都屬於「蟲」的範圍,簡直可以說是第二個「虫」部。

萃取自昆蟲生物特色的意象,不可避免地,就與當時對該昆蟲的形態、生理、行為與生態認識有關。以一身兼為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與工程師的陶弘景,在完全沒有受過邏輯與科學教育的情況下,竟有超越時代的科學精神,堪與達文西東西輝映;然而如此人物,也難免會弄錯穿山甲取食螞蟻的方式。驚才絕艷如林黛玉─精確地說,是曹雪芹─在時代的限制之下,仍然會在字謎「螢」答案是「花」時笑著解釋:「妙得很,螢可不是『草』『化』的?」

─不妙呀林妹妹,這真的很不妙呀!

當格里高爾‧薩姆沙從煩躁朦朧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躺在床上的自己變成了一隻蟲子。
─卡夫卡《變形記》

昆蟲最受創作者注意的特性之一,就是「變化」,尤其是想像這個變化延伸到人類本身時。

《沈默的羔羊》與《天蠶變》,都以昆蟲的變態為主要意象。一時之選的網路作家蝴蝶這樣解釋自己的筆名:「蝴蝶屬於完全變態。」

人類創作昆蟲意象的極致,就是與昆蟲混同。

在〈變蠅人〉、〈裸體午餐〉裡,昆蟲是失去人性的「異化」象徵;在《蒼蠅王》裡,地獄中綜合人蟲形象的惡魔蒼蠅王從未出現,但又無所不在:祂是人心底的獸性。對這些作品而言,昆蟲化是「獸化中的獸化」。

在《變形記》裡,變為昆蟲,是一個存在「被拋擲到這個世界上」的再度具象化。是人類是昆蟲,心靈孤寂則一。

也有一些作品裡,昆蟲是人類的靈魂。日本和漢人有類似的觀點,逝去的人會化作昆蟲。〈螢火蟲之墓〉裡人飽受戰爭摧殘,只有死後靈魂化作螢火蟲,自由昇華。《梁山伯與祝英台》生前無法衝破社會藩籬,死後化蝶,沒有藩籬高得能夠阻攔得住雙飛。深信眾生平等、厭惡專制統治的手塚治虫,在《變形人》中說了這樣的故事:政府用嚴苛的法律網民,人民隨時可能成為「罪犯」,遭到被改造成動物的酷刑。一個反抗的少年被變成肥大的巨蟲,凌虐、譏笑牠的官員沒有想到,當牠羽化長出雙翅,牠反擊了官員,自由地飛出鐵幕之外。

而我們當然不會忘記,那最開始也是最終極的昆蟲意象: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胡蝶〈齊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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