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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與科技的對話：打造美麗新世界–從人類學看農業技術與生質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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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澤｜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高科技帶來了智慧生活，不管在多媒體、藝術、行政、國防，以及醫療照護上，人類的生活品質不斷地提升。在享有高科技帶來的便利的生活品質時，越來越多的歐美先進國家或已開發國家開始省思，不斷進步的高科技文明在未來的生活藍圖中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橘色科技就是基於這種理念，從著重科技產品的研發和製作出發，轉而成為以服務為導向，同時審思人類對心靈及幸福意象的追求。

農業技術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扮演著改變生產模式，並引導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臺灣從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做為南方農業的研究重心，歷經戰後農工替代發展所推動的農業技術和政策，這些變化已被農業經濟和歷史學家廣為討論。

然而在實際推行農業活動的過程中，新技術的產生、推廣和接受，涉及在地文化、技術規模和環境認知3個層面的交互作用。人類學家從農村中觀察到技術變遷造成社會環境的改變，因此，開始討論新技術所發展出來的議題，也重新討論人和環境的關係，在21世紀有朝向跨學科發展的趨勢。本文以生質能源的研究為實例，討論全球化議題下「技術與環境人類學」的新取向。

技術研究與在地環境

人類學對技術的討論，從原先的人與物的關係，轉移到人與技術活動的整體機制。以農業技術來看，從機械動力使用、經濟規模內捲（involution）、品種選擇，到基因改造作物的使用與衝擊，都是人類學對新技術項目討論的範圍。

人類學家白馥蘭（Francesca Bray）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觀察中國從宋代開始大量種植從占婆（今越南一帶）引進的早熟稻種，並且以種植棉花織布替代產量效率較低的絲綢，進而把農民階級的男耕女織建構成為文化正統的實踐方式。阿巴杜萊（Arjun Appadurai）則從印度馬邦（Maharashtra）地區的水井電氣化和農業使用度量衡統一的轉變，討論農民面對傳統知識流失和市場經濟壓迫時，引進新的作物和股份結合來回應經濟變動。

葛茲（Clifford Geertz）在早期的爪哇研究裡，更以殖民式莊園種植模式在增加內部的複雜性，而非外在規模擴大，也就是農業的內捲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做為文化多樣性和經濟接壤的討論模型。在臺灣，也有例如人類學家黃應貴對於布農族和黃宣衛對於阿美族的研究，從傳統小米和旱地種植，轉變成殖民時期的水稻種植，乃至於市場經濟的作物栽培後，整個族群在經濟規模、環境疾病和儀式象徵方面的巨大轉變。

從「行動者網絡理論」來看，某地可行的技術如何被實驗研究者在另一處成功「複製」，也是研究的重要課題。社會學家卡隆（Michel Callon）以法國水產學者從日本經驗引進干貝養殖的技術做案例討論，技術轉譯不只是科學知識操作者做為知識主宰者，還包括把漁民納入計畫，讓他們認知到另種途徑的可能性而願意被動員。同時干貝必須能夠依照設計著床在適合的水質和負載體上，使研究物本身也在形成知識可行性的網絡中扮演重要行動者。

社會學家拉圖（Bruno Latour）在研究巴斯德從農場分離的炭疽菌中，開拓出可複製和操作的實驗室空間，把原來不可見的程序轉變為可見的科學模式，以實驗室機制複製出農人原先認為自然的過程。拉圖對巴斯德的詮釋指出，技術社群的利益並非預先存在，而是經由建構和社會動員產生的。在本土研究中，社會學家楊弘任對於黑珍珠蓮霧的社群研究，討論原先只是「吃嘴物仔」的水果，經由農民自身的實驗、水土的改變，到結合農改專家的一連串變化。

當代的生物技術人類學，則從跨國資本傳播、政府治理和技術網絡社群的成形，討論知識傳播和在地轉化。阿巴杜萊在全球化的觀念中，特別以「技術地景」（technoscape）解釋隨著傳播和使用，技術活動在跨國網絡移動下的多樣模式。

人類學家拉楊（Kaushik Rajan）的印度和美國跨國藥廠民族誌可以做為例子。殖民時期留下的貧民社區，成為跨國藥廠尋找便宜人體試驗受試者的主要聚集處，貧民受試者和高級藥廠大樓在後殖民跨國研究的地景中連結起來。

翁愛華（Aihwa Ong）也提出技術社群的「全球組裝」（Global Assemblage）特性：在跨國的技術流動場域裡，技術社群界定了使用和交流範疇，不再受國家的限制；然而也衍生了新問題，比如全球器官移植市場跳脫原本國家體制規範，合法醫療和非法交易在這個網絡中展現新的「組合」。類此，農業技術的全球化問題從傳統的農業推廣，延伸為技術在規模設計、政策治理和環境衝擊上的影響。

另一個層面來看，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y knowledge）雖受到外來技術及商業模型的挑戰和排擠，但為在地族群的環境認知提供能動性，成為重新轉變的可能途徑。例如印度的席娃（Vandana Shiva）女士所領導的九種基金會（Navdanya Foundation），在基改作物充斥的印度農村裡，大力提倡農民自身留種的必要性，並且以女性的環境知識和對牛糞燃料的運用，對抗新農業技術對農民環境主體性的鯨吞蠶食。

生質燃料技術地景的建立

生質能源發展可以說是最具爭議性的綠色革命。人類學對生質能源研究則關注農民的歷史經驗，研究社群和商業規模的區域建構、環境衝擊等因素，並且尋找操作過程的在地觀點。

生質燃料發展以3種技術類型進行嘗試。第一種是運用發酵或壓榨的初階技術，以糧食類農作物為原料；生產模型通常具有土地資本，透過國家或企業與農民契作。然而因為直接影響糧食作物經濟，在環境倡議和糧食平衡的觀點上會造成衝突。

第二種是以非糧食的纖維素作物或農業廢棄物為原料，配合纖維素轉換燃料的生產模型。這類模式通常把土地資本整合問題轉移給國家，以資金購買技術，強調非糧食作物的技術優勢。然而因為實際考量在種植專用原料和接收廢棄物之間擺盪，整合的可行性成為主要問題。

第三種是以分子生物技術從分子農場的模式進行生產。這模式尚在研究單位裡進行，因為技術涉及對作物進行基因轉殖的模式，所以主要在實驗田區內進行，目標是實驗室生產或授權廠商，擁有的是技術研發資本。

3種生質燃料模式之間對於規模的需求不同，在原料和資本運用方面也形成不同的後續計畫。安那勤（Anna Tsing）在討論全球環境主義的《摩擦》（Friction）一書裡提到，規模是以空間觀看形成的資源部署。全球資本和在地環境碰撞後的規模建造過程，是把想像的「奇觀積累」（spectacular accumulation），轉變成可以進行跨國資本、區域技術到地方生產的動態轉移。

以婆羅洲的熱帶伐木業為例。首先是跨國技術和在地資本之間合法與非法交替的合作；其次，在國家管理所及或未及的土地和生產工具上投注先占式的建設；最後是以農民移工在不同在地區域之間流動，藉由抹除或侵入在地權益而製造出新的生產地景。這些程序在大規模生質能源種植中也大略可見，例如以夾帶農作種苗輸出境外以進行初步適應性測試，之後在目的國家進行技轉實驗或尋租投資，最後切割農民和土地的連結以改變原有農作模式。

臺灣的生質燃料經驗

在日治時代，因為盟軍禁運的關係，臺灣就已有把蔗糖轉為工業酒精的生產。1973年左右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時，農業技術單位奉命提供「能源作物」方面的研究，以「碳氫化合物含量、密植、粗放管理、能否提高投入能源比率、綜合性利用」等原則考量選擇糖蜜和甜高粱。然而油價回跌後，能源作物的想法便被束之高閣。

在2005年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結論中，決定重新以生質柴油回應高油價和排碳問題。做法是種植含油類生質燃料作物，把含油種子送至榨油廠，經過生質柴油工廠轉酯化後得到生質柴油，摻配在石化煉製後的柴油中。

大規模種植的第一類模式，在臺灣嘗試了3年左右。當時在嘉南地區進行的能源作物種植，是以「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也就是一般所稱的休耕補貼）為基礎。以試種的例子來看，種植能源作物試圖以大面積和不影響現有種植地的模式進行，但是大面積的農地在臺灣已經很難取得，休耕田雖然整體數量不少，卻缺乏農作收穫的動機，種植時出現的蟲害問題更成為小農的困擾。

第二種模式是以多種農業廢棄物或纖維素作物做為轉換原料，經由化工氣化法或生化厭氧發酵法產生生質酒精。這計畫有數家廠商嘗試從歐美廠商購買技術專利，雖在金融風暴隨之而來的經濟可行性考量下並沒有實際進行，但引發對農業廢棄物多樣化處理的討論。

第三類的實驗室模式，主要是來自中央研究院國家型生質燃料利用計畫，以基因轉殖或功能性基因的啟動，讓植物物理性質轉變。目標是啟動軟化作物莖稈的基因功能，直接利用酸水解為五碳糖和六碳糖，再以發酵菌處理成酒精；或者是把產生乙醇的發酵菌種轉殖到生長快速的大腸桿菌裡，做為產生酒精的「微型工廠」。

大量種植和實驗室模式的不同在於，種植農民會針對作物有所期待，並且以歷史記憶對政策加以評論。在能源作物種植過程中，農民就以日本時代製糖會社契作在收購不公所衍生出來的俗語「天下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回應對能源作物政策的不以為然及缺乏誘因。

其次，農民和作物之間的互動是主動選擇的關係。在能源作物種植實驗初期，為了趕赴第一期試種，農試單位從印度和澳洲進口豆種，卻被農民批為會「暈機」而生長不佳；第二期紛紛回選之前常用的臺南四號豆。實驗室的技術取向模式，由於主張「原料多樣性」的農業研究端，和主張「製程多樣性」的化工建設端在技術上的觀點不同，也使得以「新興技術」為研究目標的計畫，反而被動地受到商業獲利規則和工業操作環境的限制。

生質燃料的區域組裝與爭議

生質能源模式的技術地景，可以從地理「區域組裝模式」的政治生態學來討論。以美國為例，生質燃料的發展是區域經濟整合在地景上的變動。地理學者荷蘭德（Gail Hollander）以佛羅里達一帶的甘蔗田改變為例，討論原來處於沼澤區的林間地帶在排水疏伐後種植甘蔗，從泥濘的荒廢地成為美國糖倉，再和加勒比海區域的整合後成為新的酒精工業鏈。

把國家和跨國力量動員模式區分開來說明「區域組裝」，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地區差異：加勒比海甘蔗酒精和巴西連帶成為生質酒精生產鏈，以汽油引擎消耗為導向；而歐洲消費端是柴油引擎，使得歐盟石油業者在東南亞（前殖民地區域）大量種植棕櫚和麻瘋樹做為煉製生質柴油用；中國在生質能發展方向上則發展生質能發電，試圖取代煤炭的過量使用。

臺灣的區域特性是微弱的政治聯繫和強大的商業活動，反映在對「潔淨發展機制」碳交易市場的興趣上，但實際燃料生產計畫卻難以實行的現象。然而這樣的區域組裝，一方面複製新殖民主義的商業資本連帶小農剝削，另一方面持續造成生產和消費兩端的代謝裂縫（metabolic rift）。國際糧食體制已經給我們極佳的例證：某地生產的糧食根本無法被自己消費，反而需要從外地進口；生質能源的區域組裝，從許多角度來看，似乎形成更多類似的裂縫而無從彌補。

回返環境及運動的呼聲

面對新農業技術對環境的影響，人類學除了試圖理解其中的運作機制外，也回應受衝擊的環境問題，包括反省科學操作的特殊架構，重新理解在地族群的生態知識，和分析NGO（非政府組織）在地賦權的操作或困境。

例如人類學家史東（Glenn Stone）在印度瓦倫高省（Warangal）的研究，發現印度農夫失去傳統耕作農法的問題，並非直接來自於基改棉花的大量種植，而是多年來政策的搖擺和工業化的結果。然而基改棉花的使用，卻使得小農的經濟狀況更受衝擊，必須依附基改作物的規模重新學習不同農法。

生態政治和農民研究者，也反省因燃料作物種植擴張導致農民移工流離失土，水資源分配不均，並討論因之而起的農民運動。例如由關切拉丁美洲農民處境出發的農民之路團體（La Via Campesina），大力抨擊能源作物使小農流離的問題，以對抗國際農糧機構和商業團體推動生質作物「改善」小農經濟的論點。

然而生質燃料觀點的對立也可能反以抗議的形式出現。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TS團體就把政府搜刮自農民的甘蔗園重新占領後，種植柴油作物供給自身簡陋的柴油引擎使用，並和政府大量以生質酒精外銷進行象徵對抗。

在批判應用科學對環境予以「資源化」而進行開發外，人類學進一步認識在地族群以環境為依歸的文化認同，尋找轉變中的「環境治理」觀點。

跳脫政治經濟取向的開發與自然二元對立模式，當前人類學家強調「多物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y），打破以人為唯一中心的思考模式，並且嘗試連結由新興生物科技所發展出來的「合成生物學」觀點，從實驗物種的食物、醫藥，以及生物多樣性／多用性，思考人為介入與交易使用。

綜觀前述，新興農業技術的研究可以是人類學在環境變遷和生物技術邊界上的研究匯聚點。在環境和技術重新交織的新領域上，人類學家不只反省在地經濟生活歷史變遷，檢視科學社群和國家與商業機構在新自由主義下的交織，進一步探討新型態的物種關係在環境網絡中的定位。重新和其他物種結盟，當代人類學探問以新環境生物技術包裹的生物界，是否真的是「美麗新世界」？

深度閱讀

楊弘任（2007）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左岸文化出版社，臺北。
唐娜．哈洛威（2010）猿猴、賽柏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張君玫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

資料來源

《科學發展》2011年11月，467期，26 ~ 33頁

生質燃料(15) 生質柴油(14) 發酵(33) 科發月刊(5210)

人類學與科技的對話：打造美麗新世界–從人類學看農業技術與生質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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