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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如何思考的？戴麗娟的非主流歷史道路

103/12/15 12397

吳美枝｜《科學發展》特約文字編輯

休謨（David Hume）曾說，追溯人類心智的歷程，是歷史學家的責任，而非編年史學家的工作。身為歷史學家的戴麗娟，自2001年由法國返台後，研究範疇雖從法國史逐漸延伸至世界史，但仍始終背負著這十字架，持續追索著人類思考的脈絡。她說：「這種追尋，不只是為了撫觸歷史中曾經存在的那個人或物的容貌與樣態，也希望能藉此窺見寄形於其中的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精神與魂魄。」

多元學習

生長於台北的戴麗娟，坦言自己從小生活順遂，未經大風大浪。雖然非教徒，卻因緣際會進入了教會學校。從小學到中學，她沈浸在多元發展的學習空間裡，藉由聖經的故事，看見了世界有多廣闊，深深體會到教會學校帶給她的不只是智識和宗教，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薰陶。因此，在高中時代，戴麗娟就懂得讓自己過得很多元，她活躍於社團，參與校刊編輯，盡可能嘗試各種學習與事物。

「我從小就對時間造成事物狀態的演變，特別敏銳，也很感興趣，無論是人的改變、街景的變化，或是堆放在家裡的舊雜物，都會讓自己很有感觸。」戴麗娟說，高中時遇到一位很好的歷史老師，她將個人的生命經驗融入教學，使得歷史不再只是課本中的文字敘述，而是栩栩如生的鮮活影像。「這位老師的教學充滿熱情，啟發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同學，紛紛對歷史產生極大的興趣。」

進入政治大學歷史系後，戴麗娟不只修習本校的學分，也跑到鄰近的大學去聽課。此外，她還加入話劇社，展開極具創造性的生活。「大一、大二幾乎都窩在話劇社，什麼都學，包括編導、舞台監督、場記，樣樣都做過。」當時，他們演出的話劇，主要是改編自西方的前衛劇作，從中，戴麗娟汲取了不少的人文養分，同時也藉由文學、電影認識了法國，進而對這個國家產生興趣，遂於大三開始學習法語，甚至大學一畢業就決定去法國留學。

法國治學經驗

「去法國，原本只是浪漫的情懷，打算念一、兩年學好法文就回台灣。」孰料，一去就是十一年。戴麗娟表示，本來是要念劇場碩士的，但法國學制很重視學歷，若堅持要念劇場，就必須從大一讀起。考量現實，使她不得不回到歷史領域。然而，在歷經歷史研究的樂趣後，竟對研究工作產生了熱情。完成碩士論文後，她決定再待一年，之後更取得了博士前修階段的文憑。此時，是不是該回台灣？戴麗娟陷入兩難。

「作研究，有點上癮了。老師也覺得我做得不錯。當時若離開法國，感覺像是入寶山，才剛到洞口，還沒進到真正精彩的地方。」因此，戴麗娟決定奮力一搏，留下來繼續攻讀博士學位。而她的博士論文也選擇挑戰一個全然法國背景的題目：法國人類學建制化過程與殖民的關係。她說，困難是一定的，過程雖然辛苦，學到的東西，卻是紮實一輩子受用。

「法國學術訓練重視的是論述的能力，而非考試分數。我在法國共寫了三篇論文，題目雖各不同，但每次都是為了用更大的視野去回答前一個階段還沒解決的疑問。」她表示，法國的歷史研究很注重歷史原始檔案。而他們訓練學生，會期待學生在研修過程中，把相關資料從頭到尾讀過一遍，然後再提出個人的見解，等於是要求學生在這個題目上獨當一面，使之畢業後即可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

戴麗娟完成博士學程後，成為「法國人文學科發展史」與「法國殖民史」雙重領域的專家。對她而言，法國的治學經驗彌足珍貴。因為時至今日，去法國留學仍是非主流的選擇，更何況是當年。「歐洲有豐富文化底藴，而法國思想的人文深度很深，精細度和思辨的複雜度也比較高。所以就連美國也得引進像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這樣的哲學家。」而法國經驗也讓戴麗娟擁有和別人不一樣的眼光，她看事情的角度相對比較多元、開放、有彈性，也不容易為主流思想所左右。

限制與開放

去法國前，戴麗娟懷抱的是劇場夢，法國行後，戴麗娟卻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她依舊喜愛劇場，只是，對歷史的研究更抱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執著。「作研究最大的挑戰，就是去挖掘別人所未知的領域，或把別人已知的東西，以新的角度再做更透徹的詮釋。」從探索「範圍模糊的知識」變成「大學學科」建制化過程為起點，戴麗娟持續追尋著知識的形態，她不斷追問：「為什麼我們是這樣思考事情的？為什麼那時代的人會把事情組織成那樣的狀態？」

對於自己的研究對象始終以知識份子為主，戴麗娟也曾思索是否要有所突破。但是，她終究意識到–人要有自知之明。「這是一體的兩面，知道自己的限制、弱點，相對的，你就會知道自己可以發揮的強項在哪裡。」她說：「我的生活相對平穩。但有些人的童年卻較顛沛，有朝一日當他成為學者時，也許就容易想為農民、工人等弱勢族群發聲。我既然沒這些背景，也不用去強加正義訴求、或去追求所謂政治正確。重點是讓自己保持開放心態、同理心。跟我較接近的，也許就是這些知識人、文化人。以之為標的作研究，比較不勉強。」

當年，戴麗娟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研究法國歷史，她坦承過程確實辛苦。除了研究回顧、挖掘資料文獻等繁複的工作內容外，最困難的莫過於提出自己的觀點。「選題前，要搜尋很多資料，把談過這個問題的所有資料文獻都看過一遍，這是基礎。之後才能從裡面發現大家所忽略的面向。而你論述的方式，和運用的材料也有很大的關係。即使找到沒人用過的材料，也要對其有相當的敏感度，才能分析它們，不然就可能講出和別人一樣的見解，得到沒有創意的結論。」然而，所謂敏感度是否又和天分有關呢？

戴麗娟相信，像傅柯這類成功的學者，是具有天分的。但是，除了天分，仍需要時間去累積經驗，最重要的是，必須要非常「用功」。她說，今年是傅柯逝世三十年，法國有一些紀念他的活動，包括展出他生前的讀書筆記。「傅柯挖掘問題、關照問題的方式，是穿越時代的，而他的論述方式也很具顛覆性。看到法國國家圖書館介紹傅柯的筆記，深深了解為什麼這個人可以寫出那些書。原來，他是這麼的用功。這些筆記，都是他思考的軌跡。」

多年來，戴麗娟撫觸著時間的遺痕，尋索人類思考的脈絡。她說，不管自己身處哪裡，都會注意那個大社會的變化，並且，會希望做當地的題目。所以，無論是現階段在台灣，或是前往美國哈佛燕京學社作訪問學者，她都會盡可能善用當地的歷史資源，進行深入而獨創性的研究。然而，在無涯無際的時間洪流裡，總會有一條細絲，牽繫著她和法國，「如今，不管我做什麼題目，夢裡都會回到那裡，用不同角度反覆去瞭解那個國度，一點一滴，累積著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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