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會議中，成員A轉述研究者自豪所屬研究室的「西方墨點法」（Western Blot）照片是全機構「最清晰」的，暗示策展團隊採用以彰顯成就。無分子生物學實驗室背景的成員B問，是否能提供幾張不清晰，甚至模糊的照片以供對照？科學家心目中的科學展示，似乎著眼於最新成就；人社背景的成員則關注知識的建構與發展。模糊的照片對科學家而言意味「失敗結果」，對策展者來說代表「努力過程」。
強調進步成功的思維，容易激發與有榮焉之感，卻也導致遺忘曾經的努力。畢竟，記憶與遺忘是一體兩面的思維方式。科技類博物館究竟該擔負什麼責任，扮演什麼角色，其實也還未有共識。底下僅藉著一些想像與案例，談談各種可能。
殿堂與「歷史實驗工坊」：台灣科技水陸雙雄
除了細數「前瞻尖端科技成就」之外，博物館還有什麼可能？譬如，台灣科技史中的「水陸雙雄」，即：嘉南平原的拼裝車，以及台灣河道與近海使用的管筏，能說出不同於高科技的「成功」故事嗎？
在嘉南平原擔負農村運輸動脈角色的拼裝車，並沒有正式牌照，也非汽車廠商的高科技設計，而是拼裝車業者以「彈性設計、彈性製造、價格優勢、量身訂做、體貼服務等優勢」所創造出來的產品。行走於台灣狹小河道的管筏，也有類似的發展歷程。漁民在原有竹筏上置帆、插板，使其適用近海；動力也從人力、風力乃至外加柴油機與舷外機。此外，伴隨台灣產業發展腳步，材料從竹子、聚乙烯（PVC），一直更新到玻璃纖維強化塑膠（FRP）。
強調科學知識與技術應用在地性與歷史性的敘事，或許會讓習於博物館殿堂與高科技知識殿堂的觀眾難以適應。但是，這樣的故事也未嘗不是另類的「邀請對話」與「知識溝通」。在未有進一步的觀眾研究，哪種展示策略比較受歡迎，其實也還很難說。不過，對科技博物館來說，至少可以思考是否必須永遠扮演殿堂，還是有時也可以成為「歷史實驗工坊」，試試各種新路線。
當然，工坊開放的程度還有許多想像空間。譬如只是學術工作者對展示詮釋方法的辯論，還是開放與非學術工作者的合作，或者引入相關議題的各路利害關係人。簡單說，工作坊可以只是理論的反省，可以只是行動的反省，也可以是理論的行動的實踐反省。
我來、我見、我征服？北門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與醫療史
「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位於今天的台南市北門區，是「一幢全台唯一以儲存愛、疾病、醫療記事及台灣精神為主體的紀念館」。根據《台灣大百科全書》「烏腳病」條目說明：在發現烏腳病流行後，1965年台灣省建設廳開始在烏腳病流行地區實施公共給水計畫，1970年推動「台灣省烏腳病防治計畫」，1977年在北門鄉成立「烏腳病防治中心」，1992年防治中心改隸省立新營醫院北門分院，定期追蹤訪視患者，提供藥物治療。總計1958～1995年間有1,881名烏腳病病患，死亡率是66％。
從百科全書中，看到的是理性客觀的歷史描述：疾病流行後政府介入，提供追蹤訪視與藥物，最後以統計數字結束故事。不同於百科全書，在烏腳病紀念館中，觀眾可以看到病友與病友家庭，乃至嘉南沿海居民的苦難，也可以看到教會人員與醫療人員的愛與奉獻，特別是王金河醫師的事蹟。另外，這些故事又構成了公衛防治的成功史。
紀念館的成立獲得政府單位支持，主要是因為這些故事「對於社會及家庭具有正面的教化意義」，因此期待透過疾病與醫療記事展現愛與犧牲的台灣精神。如果紀念館已經傳遞了這麼多訊息，還有義務擔負更多的責任嗎？是否該面對因紀念選擇而被遺忘的烏腳病歷史？
根據近年研究，台灣公衛史中的烏腳病擁有更豐富的血肉。最早傳出烏腳病疫情的是當時的台南縣安定鄉復榮村，因疫情嚴重引發各界，甚至國外人士的關注。1956年，政府基於政治社會安定因素，以遷村解決這事件。1950～1970年間，烏腳病的醫療照護主要依賴基督教芥菜種教會，孫理蓮女士、謝緯醫師及王金河醫師都屬於這個體系。這段時間政府進行病因調查，最後認定水中砷含量是關鍵。
繼1970年頒布「烏腳病防治計畫」後，1977年又設立烏腳病防治中心，希望提高防治計畫的執行效率。不過政策缺乏考量烏腳病患的立場，使美意大打折扣。例如政府不斷更換防治中心隸屬的醫院，讓病人必須不斷更換醫院，適應不同的醫療團隊與行政程序。此外，為避免居民飲用地下水而鋪設的自來水，也常無法落實水管的鋪設與水質控制。烏腳病防治計畫雖於1994年結束，但烏腳病並沒有。（不到十年前，還有研究者曾在田野調查時遇見烏腳病患者）
面對多面向多層次的歷史，紀念館應如何選擇視角並加以詮釋，又期待參觀者獲得什麼經驗？策展者是應該強調紀念台灣醫療史上嘉南沿海居民的苦難？或者是王金河醫師等醫護及教會人員的愛與奉獻精神？或者是否該考慮烏腳病患及其家屬的意願？若是願意，紀念館又會是怎麼樣的博物館？
無論如何，烏腳病紀念館牽涉的利害關係人可能比原先想像的更多，至少它絕對不應該只是一則「我來、我見、我征服」的簡單公衛防治史。紀念館與策展者是否能警覺自己是有特定的預設觀點與立場，並讓這些影響選擇的預設以某種方式公開？或許這些問題也可以從底下的案例獲得某些啟發。
誰的記憶比較重要？歷史爭議與博物館
雖然當代博物館策展者與歷史研究者對博物館展示有許多批判與期待，但是無法接觸策展規畫與過程的觀眾究竟該如何看待博物館展示？展示中，哪裡會面對原始物件，哪裡是歷史重構？哪裡是策展者的敘事，哪裡又是策展者對觀眾的對話邀請，甚至是對觀眾那些習以為常概念的挑戰？不過話說回來，大部分習慣進博物館殿堂的觀眾，是否也能抱持寬容心態準備開啟對話，甚至接受挑戰？
若展示的歷史與個人意義衝突時，誰的記憶比較重要？歷史類博物館展示的主題經常有多元面向，容易引起爭議。著名的案例來自1995年美國國家航空與太空博物館（Smithsonian’s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和二戰相關的展示計畫，引發爭議的物件是二戰中在廣島投下「小男孩」（little boy）原子彈的轟炸機Enola Gay。原計畫團隊成員或顧問並未包括後備軍人團體，計畫草案公開後，後備軍人團體與政治人物因立場不同提出嚴重抗議。
其實，即使從學術觀點策畫，在二戰結束50周年的1995年展出Enola Gay，展示便很難「中立」。政府、博物館、主張原子彈讓二戰提早結束的後備軍人團體，以及認為原子彈可能摧毀人類文明造成重大影響的團體與個人，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各有不同看法。
雖然嚴謹的二戰歷史研究分析可能呈現出更複雜的歷史軌跡，也可能危及上述某些利害關係人的立場，甚至傷害他們的感情。但博物館做為歷史知識的公共溝通平台，更應該考量各種對話的時機與情境。譬如，Enola Gay展示初期若能聽取各方意見，策展者的「選擇」可能會有所不同。這種選擇並非意味自我檢查，而應視為營造某種形式的公共領域，並在其中「與民眾共同書寫歷史」（doing history together）。
結論：博物館做為知識溝通的公共平台
博物館無論如何大膽，如何具有實驗性，大致還是以物件做為展示敘事的核心。閱讀嚴謹文章時，我們習慣檢驗註腳，搜索參考文獻；但是面對空間中的物件敘事時呢？博物館中的物件即使有登錄資料與研究紀錄，但都屬於後台資訊，觀眾無法觸及，更無法藉由那些理解收藏物背後複雜的生產與收藏脈絡。觀眾看到的就是策展成果，無法知悉策展者是在何種限制之下揀選、重構物件與場景。
當代史學理論與方法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或者新博物館學有許多提醒。學者倡議，博物館展示的歷史圖像與知識圖像應該具有開放性，要能開啟對話，而非以強勢立場終結對話。至於如何連結更多利害關係人，透過美學手法吸引觀眾，讓博物館具有公共領域的性質，那就會是所有關心歷史學與博物館的朋友下一步的挑戰與實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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