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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球科學的先驅者–阮維周院士二三軼事

92/03/19 瀏覽次數 8906
臺灣子民的宿命

臺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在地體構造位處於地殼的活動帶,太平洋海板塊以平均每年七公分的速率擠向臺灣,造成了臺灣山脈快速隆升,有些地方甚至達到平均每年一公分的程度,可說是世界上最快速隆升的地區之一。在這種強大的地殼運動營力影響之下,臺灣的地震無可避免會不斷發生,而且也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頻繁。加上颱風、山崩、土石流等災害,就成為居住在這一塊土地上眾人的共同宿命。因此,對臺灣這塊土地的利用,地球科學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阮院士其人

在臺灣,地球科學是未被重視的一個學門。早年,地球科學領域被歸類在物理學門之下,直到人們長期與天爭地受挫,開始意識到應對居處環境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後,才逐漸重視地球科學的研究。在這為時甚長的轉化過程中,大半生在臺灣大學地質系任教,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阮維周教授,是值得國人認識的地球科學先驅。

阮院士生於民國元年,與民國同歲是容易記得他年齡的原因。他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後考入中央地質調查所,因深受當時所長翁文灝先生及大學時代的老師丁文江先生賞識,推薦至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民國三十五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在美國當時實驗岩石學泰斗博文教授(N.L. Bowen)的指導下研究數年,由北京大學延聘為教授。

政府遷臺後,阮院士於民國三十九年開始在臺灣大學地質系任教,曾任系主任、理學院院長,民國六十五年並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國內最早選出的地球科學領域院士。他一直隻身在臺,生活起居較乏人悉心照顧,民國八十七年舉行的院士會議期間,因年事已高不慎感冒引發肺炎去世。茲就一些不為人知的軼事,例舉二三,或許可以作為青年朋友們的參考。

「臺灣岩」名稱的原委

阮院士於一九五○年代在臺灣從事地質研究,最為人稱道也為人所爭議的是提出所謂的「臺灣岩」。這是一種玻璃質很高(> 95%)的玄武岩,出露在臺東的關山和利吉等地的山區裡,屬於玄武岩漿在海洋底部經火山噴發形成的枕狀熔岩流,受海水快速冷卻而呈玻璃質。這種岩石配合其他的岩石組合,諸如輝綠岩、輝長岩、蛇紋岩及紅色頁岩等,構成後來地質學者常提及所謂的「東臺灣蛇綠岩系」,代表被擠到現今陸地之上破碎的海洋地殼。

在一九六○年代末國際間才流行的板塊學說之前,對這類玻璃質岩在臺灣海岸山脈出現的意義是不容易解釋的。阮院士當時雖然未曾直接將該玻璃質玄武岩視為蛇綠岩系的一員,但已經體認到這些岩石具有特殊意義。因此,根據當時國際岩石學的慣例,即玻璃質占60%以上的岩石可以依出現的地名賦予新名,因而提出「臺灣岩」的名稱。

當然,這是他的得意之作,但後來他在參加國際會議時多次提出臺灣岩論文,常受到國際學者詰問何以能用臺灣命名岩石。在一次回應澳洲學者,除答以命名之理由外,亦指出岩石學上亦有「澳洲岩」的名稱,故這種命名法並非臺灣才專有的事。

後來,東臺灣蛇綠岩系果然在國際上引起極大的迴響,國內外學者體認到臺灣的臺東縱谷是一個重要的板塊聚合接觸帶,板塊的擠壓導致臺灣的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有幾乎是全世界最大的抬升率。

臺灣海洋與地震研究的推手

阮院士對於因應國家社會變遷所需要的相關研究單位,亦有其前瞻性眼光。

臺灣四面環海,漁業也因而非常發達,遠洋漁船的蹤跡遍及全球各大水域。早於民國五十年間,阮院士即極力倡導成立國家級的海洋專責機構。以一位學者而言,最終雖僅能推動在臺灣大學成立海洋研究所,以學術研究為基礎,從了解臺灣附近海域的地質、海況、洋流、海水化學等要素下手,已屬難得。

由於臺灣位處西太平洋地震帶,歷史已記載迭有強震襲擊全島,造成大規模生命及財產損失。故在民國五十年間,阮院士倡導在國科會之下成立地震研究小組,設立地震觀測站,積極與國際上的地震研究合作。數年後以此為基礎,更推動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地球科學研究所。草創之時,仍以地震及地球物理的研究為主軸,以與各大學以地質學為主的地球科學研究有所區分。這麼多年以來,該所配合及支援中央氣象局所布設的地震網,使臺灣已達到地震發生後數分鐘即能向世界發布震央及震度的訊息,這也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地震網之一。

由近來強震引發民眾對大地知識的渴求以及目前政府擬成立部會層次的海洋專責機構,再回顧阮院士三、四十年來已讓這些今日大家所依賴或期望的機構奠定足夠的基礎,對地質災害防治發揮很大的功效,其眼光及魄力令人敬佩。

熱愛地質

阮院士熱愛地質研究,政府遷臺之後即倡導在臺灣延續中國地質學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主張由此學會發行英文版的會刊,將臺灣地質界的研究成果推向國際。更可貴的是,他支持此一學術刊物的定期出版不遺餘力。

地質學界一向自豪,自民國四十六年會刊第一期開始迄今,四十多年以來從未間斷過,且從每年一期,到兩期,及現今的每年四期,從未脫期。這項優良的傳統與阮院士的主張與堅持不無關聯。

地質學會發行會刊的經費早年是完全由會員支持。民國六十年代臺灣經濟尚未起飛,學會的運作十分辛苦,財務的困窘使得會刊的印行幾乎停頓。阮院士遂首先倡導由理監事捐款,並率先出資,使得會刊能夠順利出版,不致中輟。

另一件值得推崇的事是,他生前兩袖清風,但仍預立遺囑,要求對身後事不得鋪張:「遺體火化,墳地以不越過半畝,以石誌之已足」,身後遺下的所有存款及住屋全數捐給地質學界供推展地質事業之用。他雖慎重委請臺灣大學的四位教授同仁在他的親筆遺囑上作見證人,可惜的是,專注科學研究的學者往往不諳法律,因此阮院士身故之後,其幾十年甚少交往的家屬並不同意這份預留的遺囑,堅持其繼承權,故阮教授的美意至今尚未達成。若他身後有知,必然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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