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聰明先生於1893年在淡水出生，兩年後臺灣由日本政府統治，於是杜先生在日本殖民環境中成長。杜先生上有兄姊三人，家裡書香風氣鼎盛，小時候進入滬尾公學校(現在的淡水國小)就讀，對於科學的求知慾強烈，勤奮而認真地學習，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隨後他參加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考試，以榜首錄取入學，然而因他身體瘦小，體格檢查時竟被評為「丙下」等級，本應淘汰，幸好當時的校長力排眾議，才得以進入醫學校就讀，幾年後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開始他那不平凡的人生歲月。

 

 

當時臺灣子弟學業表現佼佼者，多被期望負笈東瀛深造，杜先生也不例外，他於1915年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留學，1922年獲頒該校醫學博士，是開臺以來第一位醫學博士，後來更是破天荒地成為臺北帝國大學(現在的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部的臺灣籍教授。杜先生在藥理學教室打造本土最早期的科學研究團隊，主要攻研阿片(opium，即鴉片)、蛇毒及漢藥(中藥)等領域，發表為數可觀的學術論文，栽培不少在地醫學博士人才，奠定後來臺灣醫學界的研究基礎，杜先生在這方面具有開創性的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社會漸趨穩定復甦，此時杜先生的人生角色也有重大的轉變，從科學學者搖身一變，成為集思想家、教育家、實業家和公眾意見領袖等身分於一身的活躍人物，在不同的舞台發光發熱，尤其杜先生在科學上的顯耀成就，大大鼓舞臺灣人民的自信心。

 

杜先生早年醉心於鴉片藥癮的研究，累積的成果不僅具有學術價值，也對於鴉片成癮者的戒除行為有相當的影響。他研發的漸禁斷療方法，以及對於孕婦成癮者和新生兒的健康調查報告，直接觸動臨床治療的成效。更重要的創見是他從患者的尿液中查驗鴉片的用量，讓檢測工作更快速明確，這項「禁藥尿液檢驗法」堪稱現代禁藥檢驗法的起頭。杜先生對鴉片中嗎啡的萃取與成分定性定量的分析，可說是他年輕時在日本京都大學藥理實驗室接受嚴格訓練的結果。此外，杜先生走出實驗室，在臺灣總督府的大力支持下，創辦「鴉片除癮醫院更生院」，協助鴉片患者重新回歸正常生活，而此機構也成為鴉片成癮相關研究的大本營。期間他提倡並應用自己在海外留學時所學的「實驗治療學」方法，以嗎啡類藥物供給患者，取代吸食的鴉片，並逐漸減少用量，再抑止患者的毒癮症狀，同時給予營養補充品，促使他們恢復健康作息。在如此嚴謹的控制下，杜先生的團隊取得對於鴉片成癮和戒除等突破性的研究發現。在後來的十多年間，有一萬多名鴉片上癮者被矯治，而杜先生發明的毒癮尿液篩檢方法，至今仍為世界許多機構所採用。

 

 

此外，杜先生自蛇毒中提取要素製成麻醉劑，讓人不至因嗎啡過量而上癮；他且自木瓜葉的成分中煉製專治痢疾的藥物，嘉惠許多病患，也發表多篇論文，在藥理及毒物學的領域上，成績斐然，可謂國際知名的「毒蛇專家」。在漢藥方面，因種種原因的限制，未能順利發展，卻是杜先生畢生鍥而不捨的使命。當時人們質疑他堂堂留學歸國博士竟然青睞水準落後的漢藥，杜先生不以為忤，反而展露胸襟和抱負。由於漢醫在民間分布廣泛，遠超過西醫，並且早為市井民眾所接納，已經根深蒂固的民情，杜先生明白不能全盤推翻，宜截長而補短、中西合璧，才是百姓之福。例如，日治時代臺灣人民最大的健康威脅是鼠疫和霍亂等各種傳染病，杜先生仔細觀察，發現對於上述的疾病，漢醫的處方可以適用男女老少，反而西醫束手無策；一味地追捧西方醫學，反而可能錯失改良傳統中醫的良機。

杜先生所主張的中醫研究方向，與他1926年起遊歷歐美各國見識的「實驗治療學」息息相關。他大膽主張設立特別的醫院，專門收治研究上所需要的病患，他們住院時只接受中醫的診斷，只服用漢藥，一段療程之後，利用西醫檢查的方法和工具，檢測記錄各項相關數據，以察知該病患是否因中醫漢藥而病得痊癒。在收集若干個案後，推斷治療方法和投放藥物的效果。杜先生憐憫病患和關懷弱勢的同時，發現漢醫的價值，不畏譏嘲，毅然決定利用本土的優勢，主張以系統性的方法研究傳統醫學，引進「實驗治療學」的創新觀念和作法，試圖開闢一條蹊徑，調和中西醫學的差異。當時，杜先生知道實驗治療學與一般西醫研究法格格不入，他卻不氣餒，在仔細研判客觀條件後，勇敢嘗試突破。批評他的人指責他迎合保守窠臼思維，枉費留學先進國度的寶貴資產，未能拯救蒼生。事實上，經過時間的淬煉，杜先生所主張採用的實驗治療學觀念已逐漸被接受，許多學者均認為那是合理的研究方法。

杜先生發現亞洲醫學先驅的日本偏重德國的強項藥理學，卻忽視法國提倡的實驗治療學，他認為對藥物熱心鑽研和對醫療的細心驗證應當兼顧並重，才能得到準確的結論，使疾病可望被控制，同時發展新的醫學知識。杜先生大膽捨棄藥理研究應採行的順向操作程序，採用逆向作法，就是先進行臨床藥物試用，認定有效之後再著手動物實驗，最後才從事化學分析工作。如此作法看似與科學研究原則背道而馳，卻能省時省力，有可能快速獲得解藥，投入治療，當時曾經以漢藥治癒瘧疾，即是一例。

杜先生終其一生鼓吹和投入中醫及漢藥的研究，他曾經一度要求自己的藥理學徒弟們，每人應先完成一篇漢藥的學術論文後，才能進行鴉片或蛇毒的研究。當時臺灣民間鼠疫和霍亂等傳染病流行，民眾大多仰賴中醫，杜先生大聲疾呼：破除迷信謬論，不應盡棄藥材。他認為中醫科學性不足是事實，加以科學化是必然之途。他主張醫藥合一，研究者應同時明瞭醫療手段和藥物作用，比較能夠掌握疾病治療的全貌。如果單獨研究某一味漢藥的成分，將始終無法全盤明白中醫的原理和療效，就無法真正提升中醫的水準。杜先生曾經兩度建議總督府設立中醫醫院，希望藉此扭轉中醫的形象，邁向現代化。國民政府來臺之後，他繼續主張在臺大醫院成立中醫治療科，同時也鼓勵西醫的臨床學者研究中醫的治療經驗，由此可見，杜先生十分重視中醫的價值。

 

此外，杜先生是一位富有人文理念的醫學教育家，他以其崇隆的學術地位，肩負培育下一代的使命，常引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前任校長高木友枝的名言：「做醫生之前，先懂得做人。」，期勉學生後輩重視自我品格。臺灣光復後，杜先生受聘為國立臺灣大學首位醫學院院長，卸任後與高雄地方要人陳啟川先生合作，創辦臺灣第一所私立高等醫科學府－高雄醫學院（現在的高雄醫學大學），讓南臺灣終於誕生第一家醫學院。杜先生在擔任12年院長期間，孜孜經營，使高醫成為培育新時代醫療人才的搖籃，對於地方醫療事業發展有不可抺滅的影響。杜先生為實踐心中懷抱多年的夢想，成立山地醫師醫學專門科，培養65名原住民醫師，使他們回歸故鄉，服務偏遠地區和離島的同胞，因此終結所謂「無醫村」，也就是原先許多鄉鎮毫無醫師進駐的情形，此後山地就醫獲得改善，臺灣政府對原住民地區的醫療保健措施於焉展開。

 

 

根據高雄醫學大學前任校長余幸司教授演講中提到，杜先生在高醫除學術之外，曾經經歷一起重要的事件：民國43年間，杜先生在高雄市議會對議員演講時表示，得自德國漢堡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的啟發，使他在高醫繼續投注在蛇毒、熱帶醫學和天然藥物醫學的研究。影響所及，對於高雄市登革熱的防治的工作裨益甚大。余教授指出以杜先生的思維加上現代科技的觀念，突破當年面臨的困境，終能帶來巨大的改變。

總結而論，杜先生經歷滿清、日治時期至國民政府等不同時代，一生多采多姿，雖未親身擔任臨床醫師工作，但對臺灣的貢獻主要涵蓋醫學基礎研究、醫學教育、公共衛生以及醫療政策等領域，影響既深又廣。杜先生關懷社會，以其擅長的科學知識，主張「實驗治療學」的創新作法，結合中西醫學的長處，實際參與臨床治療的任務。杜先生嘗試挑戰的研究精神和悲天憫人的博愛心腸，使他成為臺灣學術界的瑰寶和所有莘莘學子的典範。

 

責任編輯：郭啟東／國立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