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達爾文入葬倫敦西敏寺
9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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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四點，達爾文逝世。
且不談達爾文劃時代的科學成就，他的一生光是從終點來看，也極為圓滿，可說福壽全歸。人生七十古來稀，他卻能過完73歲生日。大限接近時，達爾文自己明白，家人也都有心理準備，彌留時刻有妻子兒女孫輩陪在身邊，他走得了無牽掛。此外，半年前他出版的《論蚯蚓與壤土》（1881年），幾個星期就賣出了幾千本，證明他並未昏瞶，創造力老而彌堅。
要說達爾文有什麼遺憾的話，絕不是在生前，可能是在身後吧。他沒有如願葬在生前選好的墓地，就是他住了40年的唐鎮（Downe；距倫敦25公里）教區墓地–他摯愛的長女安妮（1841-1851），與情誼深厚的哥哥依拉士摩（1804-1881）都在那裡長眠，他的妻子（表姊）艾瑪（1808-1896）將來也打算埋骨於斯。他最後葬在英國國教的倫敦西敏寺。於私於公，這都是個十分矛盾的結局。
達爾文自認為是個「不可知論」者，對宗教仍有虔敬之心，但對基督教傳統早有定見。他在寫給家人看的自傳中說：「要知道聖經經文的意思很清楚：不信的人都要受永恆的懲罰，那就包括我父親、哥哥，還有幾乎所有我最好的朋友了。」
他會希望葬在西敏寺裡嗎？
另一方面，生物演變論自18世紀末起，就公認是個與教會敵對的異端學說。達爾文隻手將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生物演變論改造成堅實的科學，使人類的自然根源更為顯豁，無神論者更加振振有辭、肆無忌憚（難怪馬克斯的女婿對達爾文親善極了）。教會怎麼會讓達爾文堂而皇之地進駐呢？
這兩個問題都涉及19世紀的科學在英國的社會地位。英文裡scientist（科學家）這個字，是19世紀30年代才製造出來的，當時只有富而有閒的紳士階層，才有從事知識活動的本錢。scientist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逐漸流通，表示英國的科學家開始有機會成為以「科學」賺錢養家的「職業人」。
達爾文的葬禮其實凸顯的是職業科學家的地位。
職業科學家
達爾文不是職業科學家，他仍然是個傳統型的紳士科學家，一生從未領過薪水，絕無仰事俯蓄之憂，富而好禮，自費研究。他想出以「天擇」（自然選擇）概念解釋生物演化的理論後，花了20年辛勤研究，直到50歲才出版《物種原始論》（1859年），史稱「達爾文革命」。不過，這本改變歷史的書只是個研究「摘要」。他隨後出版的書，可說全是《物種原始論》的註解。達爾文的專注投入當然是職業科學家的典範，可是我們若不了解職業科學家在當時的處境，逕自譽為典範，未免不食人間煙火。因此，專門在公開場合為達爾文演化論辯護的赫胥黎，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赫胥黎（Huxley, 1825-1895）比達爾文小16歲，是19世紀英國第一批職業科學家的代表。他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在醫院做過學徒，第一份正式職業就是上皇家海軍「響尾蛇號」擔任助理醫師，薪水每季37鎊。那時一架顯微鏡就要13鎊–超過他一個月的薪水。
赫胥黎隨「響尾蛇號」赴紐幾內亞、澳洲、紐西蘭測量海岸，費時4年。他在船上努力研究（例如海鞘），寫成論文寄回倫敦發表。因此他1850年回國時，已有聲名，不到一年就成為皇家學會會員。但是，這個榮譽卻給他帶來了困擾，因為當選會員後就必須繳交年費14鎊–超過他一個月的薪水。
皇家學會會員的身分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好處，他找不到職業科學家的職位（教學／研究），只能靠打零工過活，例如在博物館整理標本或者翻譯。他雖然繼續研究在海上帶回來的標本，可是報告完成後卻沒有錢出版。他一直撐到1854年才時來運轉，在政府的礦務學校擔任教授，並在幾個公私機構講課，正式成為科學傳道人。這一年他的收入超過500鎊，終於可以將澳洲的未婚妻接來結婚了。（可是根本不用做事的達爾文，這一年的收入是4,603鎊）。
學術政治
歐洲的傳統社會講究的是門第與階級，知識活動本來就是上流社會的使命與裝飾。職業科學家出現後，為了與知識玩家競爭，不得不以精湛的學術、嚴謹的紀律證明自己的價值。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術人逐漸成為知識社群的骨幹後，門第、家世反而成為裝飾了。同時，謹守學術紀律有時還是最好的自保策略。
演化論從19世紀初以來，就是社會底層激進份子的革命工具，達爾文對這一點十分清楚。因此，刻意謹守學術分寸，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赫胥黎發明「不可知論」也出自同樣的考慮。他們反對特定的教義，但絕不因而無限上綱、激情演出，質疑宗教情操。他們都對「無神論者」的恭維敬而遠之。
達爾文的死訊傳出後，他的同志、戰友–新興的科學傳道人–立刻四處奔走，他們對戰略目標有高度的共識：將達爾文送入西敏寺，凸顯科學的地位。他們的策略很簡單：訴諸愛國情操，將達爾文比擬成牛頓。想來達爾文本人對這兩點都不會有異議。
最後呈送西敏寺教長的陳情書，由自由派國會議員拉博克（John Lubbock, 1834-1913；達爾文的鄰居、銀行家、科學家）出馬，赴下議院徵求連署，很快就有20位議員簽名，可見新興科學人的勢力。西敏寺中也有人支持職業科學家的呼籲。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教會一向是基督教世界中的學術堡壘。後來俗世學術機構興起，教會中的學術傳道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達爾文當年在劍橋大學受益最多的良師植物學教授韓斯洛（John Henslow, 1796-1861），其實本職是英國國教的牧師，而不是大學教授。
達爾文的葬禮中，女王、首相，甚至達爾文夫人都沒有出席，更彰顯了科學的主角地位。達爾文的下葬地點，離牛頓只有幾步之遙。到場的英國科學界大老，以及美國、俄國、歐洲各國代表，都是為了他的科學成就而來的。
科學與宗教
科學與宗教的關係，在《物種原始論》之後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是不爭的事實。在達爾文入葬後第二天，倫敦艦隊街上的一家鐘表公司就發函給馬丁銀行，結束公司的帳戶，理由是公司負責人出席了達爾文的葬禮，等於支持達爾文的異端學說。這封信的結尾是這麼寫的：「最後審判日就要到了，到時候大火會降臨大地。誰說的才是真理，是上帝？還是達爾文？那時候我們就知道了。」這封信讓人覺得有趣的地方，反而是提醒我們：西方的科學與宗教若非同出一源，大概也不會這麼勢同水火了。
【科學史上的這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