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網路新聞報導，說人工智慧未來可能取代醫師。許多網路消息雖以駭人聽聞為常，但這樣的示警卻也不是首次。早一些時候，網路上也有人說，當病患找醫師之前都會上網查詢自己是什麼病的時候，那麼醫師的任務與功能究竟是什麼？新科技型塑生活方式，影響行動抉擇，總引發諸多關注。況且，認為自己處於前所未有變局，也似乎是每個時代敏感心靈的特色。
不過，我們也經常發現，每個時代人類回應變局的思考方式，常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或許，這就是我們學習歷史的功用之一。這則新科技可能取代醫生角色的新聞，讓我想起多年前上「醫學史」課程時老師介紹的參考讀物《技術時代的醫師》。那是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一位從法律轉醫學，再轉哲學的德國思想家早期關於醫學文章的彙集。在進一步討論醫師是否會被人工智慧取代之前，或許我們可以先回頭，看看醫學哲學家如何思考科技與醫學之間的關係，而這些看法又可以給21世紀的我們哪些啟示？
誰是雅斯培
雅斯培出生在德國北部，中學畢業後先讀了三學期法律，後轉入醫學。雅斯培患有先天性支氣管擴張症，自小與疾病共處，必須長期面對「挫折」與「死亡」的威脅。或許如此，他自傳中才會說自己從小習慣哲學思索，因此從法律轉入醫學與精神相關領域並非一時興起，確實是基於想深入理解疾病與病人受苦這樣的哲學理由。
以醫學直接研究「人」之後，他發現自然科學知識與技術似乎只能處理自然人這個物質身體，卻無法安置擁有人性的個人。可能是這個缺憾，讓他在40歲時從醫學再走向哲學。
雅斯培後來發展出他特有的存在哲學，成為世界著名的哲學家。他影響了許多知名學者，譬如提出《記憶、歷史與遺忘》的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發表《真理與方法》的詮釋學家伽達莫爾（Hans-Georg Gadamer），以及撰寫《平庸的邪惡》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這樣一位啟發許多重要哲學家的醫師轉哲學家，究竟如何看待他那時期科技與醫學發展的辯證，或者醫師與病人之間關係的變動。就讓我們回到他早期以〈科技時代的醫師〉（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這篇文章為主的觀點，看看雅斯培到底怎麼說？
科技時代的醫師
雅斯培認為，自古以來醫師做為一種職業，除了植基於自然科學之外，不可或缺的就是人性（humanity）。在西方，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便已申明，不管病人信仰、世界觀、政治、種族等，只要身體有疾患，醫生都該幫忙。只是，雅斯培發覺那時的醫療現場中，醫師與病人都對醫療現狀充斥不滿的情緒。醫師理想典範不遠，且科技進步飛快，但伴隨的卻是眾人的抱怨，為什麼？雅斯培從三點來分析這個現象。
首先，他觀察到技術發展所產生的社會後果。雅斯培指出，醫療專業化、機構化之後，不僅衝擊醫師執業行為，衝擊職業生態，甚至衝擊理想醫師形象。雅斯培分析，醫療機構化、醫藥分家，甚至醫療保險的提倡等，都造成醫師職業內容與形式的變化。
過去，醫師是具有醫學知識的醫療者，每次診療都是醫師做為一個主體面對病人，但是現在因為專業分工，醫師逐漸變成符合某種醫療功能的，取得專業證照的技術人力，譬如家醫科醫師、放射科醫師……醫師依賴儀器診斷，雖以合作方式協助病人，但似乎不再有機會如過去那樣，以一個人面對一個人的方式診治並照護病患。
他認為以往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逐漸消失，技術時代的病人轉而信任新技術以及專業證照。加上醫療保險使看病經濟負擔變輕，病人到醫院類似消費，造成求醫者眾，導致醫師過於忙碌，無法好好看診。簡單來說，專業化影響下，醫師與病患之間那種人與人互動的理想情況不再，傳統醫師形象似乎難以為20世紀上半葉醫師的典範。
其次，雅斯培指出自然科學雖是醫學的基礎，但自然科學擅長精確的特點，卻慢慢從工具變成目的，使醫師與研究者身分混淆。他請讀者思考，為什麼醫學史中許多著名人物都是實驗科學家而非臨床醫師，譬如提出「內環境」（milieu intérieur）的生理學家伯納德（Claud Bernard）、製造狂犬病與炭疽疫苗的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以及發明青黴素的生物學家佛萊明（Alexander Fleming）。
雅斯培進一步表示，即使醫師同時身兼科學家，首要目的也應該是幫助病人。也就是說，科學應是目標、是工具，必須置於服務病人這個終極目的之下。可惜，他發現在當時的醫療機構中，醫療受重視的程度似乎不及研究。
雅斯培特別提醒讀者，他心目中對生物學的認識或研究，不能只等於實驗室的成果。雅斯培雖然沒明確指出，但顯然他仍保有20世紀上半葉學者常討論，但現今不太有人談的問題，即：生命是什麼？總之，雅斯培認為生命不可能僅化約為物質科學知識，主張醫學領域中的生物學應包括醫師臨床經驗、臨床現象觀察，以及對疾病史與病人病史的考量。
略述實驗精確科學知識與臨床之間的關係之後，雅斯培堅定主張醫學應該有兩大支柱，即：自然科學知識與人性。前者提供有信據的知識與技術能力，後者便是他廣義的生物學，提供照護能力，共同為病人的生命品質服務。畢竟，人除了是自然人之外，也是歷史人、社會人與文化人。
沿著上述兩層的分析，雅斯培逐漸進入一個連21世紀都還有待研究的主題，即精神醫學與人性。或許，雅斯培在文章中未能提供詳細論據，但他採取了哲學提問的方式問道：「科學停止處，醫師究竟還能做什麼？」對雅斯培來說，「停止處」是邊界的指認，是自然科學技術能力界線的自覺。他堅信，醫師應該要知道科學醫學的邊界。或許，雅斯培身為精神科醫師的經驗，讓他對物質科學能力界線的問題特別敏感。
雅斯培告訴讀者，科學醫學承認人類不只是動物，還是能思考的理性生物，因此才可能罹患精神疾病。從18世紀末精神疾病治療被納入醫學體系，便可說明這個立場。精神疾病初期的探索，採用物質科學研究取徑，關注腦與身體，研究者希望從器質性變化來診斷精神疾病。腦科學初期成果引人注目，發現很多腦疾病。可是隨後的許諾並沒有到來，因為大部分精神疾病都無法獲得妥善解決。
雅斯培因此批評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根據定義，健康是身體、精神與社會的舒適。但是，如果身體與精神之間，健康與疾病之間無法確認界線的時候，那麼醫師到底該如何行動？總不能又希望醫師重新扮演薩滿祭師的全能角色，成為當代社會的智者、醫者與心靈照護者。
Iatros philosophos isotheos
雅斯培強調，科學技術肯定有停止之時，但人的思考不會。人在超越科技知識界線之後，還是得信任理性，否則人類又能相信什麼？也就是說，科學再怎麼進步，做為整體的科學還是有其界限，之外則屬哲學，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自由空間。20世紀前半葉科學的偉大進展，讓精確科學的方法幾乎成為所有學科的榜樣，包括哲學。但是，對雅斯培來說，醫師絕對不能忽略自身的實踐，他慎重地指出，醫師的實踐本身就是最具體的哲學，因為它包括了界限之內與界限之外的所有知識、現象與行動。
在這種情況之下，醫師能做什麼？簡單來說，就是要隨著科技的進步，思索「邊界」問題，思索生死邊界，物質與精神邊界，科技能力邊界。若醫師如科學家一樣只注意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那麼對醫師來說是危險的，因為醫師面對的是具有人性的個體。醫師不見得要研讀哲學，但需要具有哲學思索的能力，要能反省醫師的實踐。因為，就像希波克拉底所說的，當醫師變成哲學家時，就變得像神一樣 （Iatros philosophos isotheos）。這是對能力與責任的高度期許！
探索邊界
不斷探索邊界，或許是雅斯培留給我們最重要的醫學人文資產了。在技術時代，在大醫學院時代，無論對醫師或者病人來說，面對旁人的死亡與病痛，思考自己的死亡與病痛，都是永不止息的戰鬥、忍耐與責任。科技知識的適用範圍的確有時而窮，因此雅斯培認為，若能掌握邊界，醫師真正的位置與功能角色才能確立。
人工智慧夾帶大數據的強大功能，似乎能提供精確細緻的客製化診斷與治療。但是，人工智慧的能力畢竟還是得落實於物質世界，受限於物理定律。若是如此，難道人工智慧就沒有技術界線？又如果科學知識與技術一直都是醫師的工具，而非終極目的，那麼21世紀的醫師究竟該如何與這樣的技術共處？而病人究竟該如何面對人工智慧時代的醫師？
雅斯培肯定是無法理解21世紀的人工智慧時代了。但是，他大約60年前觀察醫療現場並指認出來的問題，譬如醫師在制度下的過勞、研究KPI重於臨床的風氣、科學與人性之間的辯證、醫師與病人的關係等，似乎跟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事情差不了太多。這個差不多，的確讓我們可以好好思索，畢竟我們認為這60年來科技已經進步得非常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