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保育：保育醫學方興未艾
10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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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貞志｜
加拿大薩斯克其萬大學西部獸醫學院
裴家騏｜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疾病、環境與歷史
疾病對人類歷史的發展常造成重大的影響。1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是蒙古帝國西征時，傳入原本活動於中亞的鼠疫，不但造成1,700萬至2,800萬人死亡，約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30～40％，也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經濟與文化。15世紀，歐洲殖民者在進入南美洲時，也帶入天花，由於當地原住民完全沒有抵抗這個病毒的能力，造成阿茲特克及印加兩個原住民帝國的衰敗和歐洲的長期殖民統治。
早期，人類對於疾病的爆發及衝擊多半束手無策，因此常把疾病的發生歸咎於神靈的懲罰。直到近代科學及醫藥的發展，才開始對疾病、病原及傳染方式有更多的了解。
1854年，倫敦爆發了嚴重的霍亂疫情，當時英國政府委任史諾（John Snow）醫師調查發生的原因。他把霍亂病例的位置標示在地圖上，從病例的分布狀況，發現感染源是被汙染的自來水管線，而在限制使用部分自來水管線後成功地控制疫情。這是歷史上第1次用流行病學的方法找出疾病發生原因並加以控制的例子，也證明了環境與人類健康間的關係。
1950年代，發明了許多疫苗及抗生素後，科學家開始有信心擊敗傳染病。但1981年愛滋病的全球蔓延，打擊了大家對於疾病控制的信心。在科技及醫藥發達的今日，傳染病仍然是導致人們死亡的主要原因。而近年來發生的新興傳染性疾病，如伊波拉病毒、漢他病毒、亨德拉病毒、立百病毒、猴痘、西尼羅病毒、SARS等病原，都是由野生動物傳播給人類。
感染人類的一千四百多種病原中，約61％是人畜共通傳染病。從1940年到2004年之間，新興傳染病中人畜共通傳染病占了約60％，其中更有超過70％是由接觸野生動物所導致。
野生動物攜帶的人畜共通傳染病病原，對公共衛生造成的威脅日益嚴重。氣候變遷、棲地破壞、抗生素濫用、病原的變異及國際交通頻繁，都是導致增加人畜共通新興傳染病發生的原因。而這些主要還是由於人類的活動改變了環境及氣候，增加了我們與病原接觸機會的緣故。
一個完整健康的生態系能提供4項基本功能來維持人類健康。第1項是提供人類基本生活需求，如食物、空氣、水及土壤；第2項是預防疾病的傳播；第3項是為了疾病的預防及治療提供醫藥及基因治療資源；第4項是維持人類精神的健康，如休閒活動。因此生態系的崩壞及生物多樣性的消失，除了影響許多生態系的功能外，對人類健康也會產生負面的衝擊。
保育醫學倡導「一體健康」（One World One Health）的理念，主要目標就是了解疾病與生態系統的交互作用，致力於建立生態健全的環境體系，以及促進人類、動物與環境的健康。當環境不斷變化時，疾病發生的模式以及疾病對人類與動物的影響也會改變。因此，這門新研究領域結合人類健康、動物健康、生態系統健康等學門，希望了解彼此間的相互影響，並解決生態環境中發生的疾病。
自然棲地環境與疾病的關係
疾病是影響野生動物族群數量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因子，疾病會長期抑制宿主的族群發展，調節宿主的族群量，並且穩定生態環境。在病原和宿主的互相作用下，發生頻度低的疾病跟宿主的族群量可以維持一個動態平衡。但是當環境被破壞後，疾病跟宿主族群間的動態平衡也可能被破壞，造成疾病的大爆發或把病原傳播給人類。
如近年澳洲發生的亨德拉病毒及馬來西亞發生的立百病毒，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森林環境破壞後，這些病毒的原始宿主—食果蝙蝠—離開原始棲息環境遷移至人類活動區域而造成傳染，導致人類及家畜的死亡。
又如，萊姆病是由伯氏疏螺旋菌所引起的，在美國的主要帶原及增殖宿主是白足鼠，透過Ixodes scapularis壁蝨的叮咬而傳播病原。當壁蝨的幼蟲或若蟲（壁蝨生長的第2階段）吸了帶有伯氏疏螺旋菌的白足鼠血液時，病菌便進入壁蝨，並在生長為成蟲的吸血過程中，把萊姆病原傳播給其他的宿主。
因此，白足鼠跟其他宿主在棲息環境中的比例決定了萊姆病的感染程度。當棲息地未受破壞及生物多樣性高時，白足鼠的族群量會受到抑制，萊姆病的感染程度也不會高。但當環境受到破壞且生物多樣性降低時，白足鼠族群會大量增加，萊姆病的感染量也會大規模增加。
這種高生物多樣性調控疾病發生的現象，稱為生物多樣性的稀釋效應。這個現象的產生是當一種疾病的媒介如蚊蟲或壁蝨依賴多種宿主維生，且各種宿主對病原的增殖能力不同時，高生物多樣性環境中的非增殖宿主就會扮演減少或阻斷環境中病原傳播的角色，進而降低傳染性疾病在人類社會中的爆發。反過來，在遭到干擾或破壞而嚴重降低生物多樣性的環境中，當存活下來的優勢物種是增殖宿主時，這些物種不但會增加病原在環境中的數量，也很容易透過媒介把病原傳染給人類，造成生病甚至死亡。
這種降低或稀釋病媒與增殖宿主接觸機會的效應，也讓生物多樣性的保育，除了傳統的維護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維持生態系統的健全運作，以及美學、環境倫理或精神層次等的價值外，又增加了一項對人類生命實質且重要的價值。
氣候變遷與疾病的關係
全球經濟發展及燃燒化石燃料所累積的溫室氣體，已經造成全球氣溫平均每10年增加攝氏0.2度、極地或高海拔地區的冰雪融化、雨量的變化，以及極端氣候如暴雨、暴風雪及熱浪的發生。極端氣候可能對社會大眾的健康造成威脅，如洪水與乾旱、空氣汙染、水與食物中毒等疾病的發生，以及增加病媒與增殖宿主如老鼠所媒介的疾病。
氣候變遷對病媒媒介疾病會產生3種影響。首先是影響病媒的繁殖、生長及存活率；其次是影響病媒搜尋吸血宿主的活動量，也就是會影響把病毒傳給宿主的機會；再次則會影響病原在病媒體內的增殖，或生活史發展的外潛伏期（從病原在病媒或吸血節肢動物體內增殖或完成生活史階段，到可以傳播至宿主身上的時間）長短。
以近年在北美洲爆發的西尼羅病毒為例，病毒主要經由庫蚊屬的蚊子傳播。1999年在紐約爆發後，很快地在幾年內傳播至大多數北美洲、中美洲及南美洲國家，並且引起許多鳥類和哺乳動物的死亡。研究證實，氣候是影響這個疾病在北美洲發生程度的主要因子，當氣溫及雨量越高時，病媒蚊的族群量就越高，而且當氣溫越高時，病媒蚊攜帶西尼羅病毒的比率及人類感染這病毒的發生率也會增加。
保育醫學在臺灣
臺灣野生動物疾病的調查研究，最早始於日治時期，曾零星調查過野生動物疾病發生的現象。1955年，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總部遷到臺灣後，曾調查部分野生動物疾病。但因為兩者幾乎都是為了公共衛生和防疫的需要，所以多局限於嚙齒類動物傳播的疾病，對於大自然中可能影響野生動物族群的疾病或寄生蟲甚少研究，更沒有深入了解影響疾病時空分布的生態因子。
2005年以後，國內研究人員陸續在野外個體記錄到多起可能嚴重衝擊野生動物族群的疾病，如犬瘟熱病毒在食肉目族群中的感染、臺灣長鬃山羊疥癬蟎感染，以及大冠鷲禽痘病毒感染，且在臺灣海域內的海洋哺乳動物也發現感染麻疹病毒的情形，顯示疾病對於臺灣野生動物族群的潛在威脅。
我國的野生動物保育及動物疾病管理機構於2008年起，開始與學術機構合作進行保育醫學研究，以期了解犬瘟熱病毒在南部食肉目動物中的流行狀況、國內小型哺乳動物常見的疾病和寄生蟲等，也發展了參與式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已快速掌握了常見的野生動物疾病議題。
但這種短期、斷代的點狀研究，雖可以讓我們了解在某一時間點的疾病或環境的狀況，若想充分了解各項環境因素與疾病間的因果關係，長期、連續縱向的監測資訊是不可缺的，這也是臺灣保育醫學研究尚待加強的地方。但是長期監測通常需要大量且持續的人力和物力，而目前最節省資源又能進行有效研究的方法，應該是把野生動物疾病的監測納入現行臺灣長期生態學研究的體系中。
另一個可行的做法是擴大應用參與式流行病學研究法，借重在地社區居民的經驗及知識，找出影響動物疾病發生的流行病學問題。這種研究法雖然無法符合統計學上的許多要求，如隨機抽樣、準確的測量，也需要進行資訊的交叉或實地驗證，但藉由這類方法，可以經濟、快速地了解問題發生的過程、時間、區域等特性，並推測導致或影響疾病發生的因子、擬定經營管理方法及建構未來研究的假說，這在時間緊迫的實務決策過程中更顯珍貴。
加強整合研究
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影響下，會有更多無法預期的疾病發生，50年前認為人類將遠離疾病的想法並未實現，反而在人為的操控下，創造了更多利於疾病發生及傳播的環境，尤其是人畜共通的傳染病。公共衛生、獸醫科學、生態科學等保育醫學所涵蓋的領域，仍有許多困難尚待克服，尤其必須加強了解環境、野生動物與疾病間的互動關係，才能讓疾病的發生及傳播得到控制。
近年來，保育醫學所強調「全世界不管是人類、動物或環境健康都是一體、無法分割的，當一個環節產生問題時，也會影響其他部分」的理念，各國都相當重視，並且發展迅速。期望在未來透過長期且有系統的資料蒐集，可以更了解我們的生態系統，以及它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在這之前，或許學習如何尊重生態並維持平衡與穩定，才是保護我們自己的一個最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