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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號入座」資訊經濟時代的號碼與人

92/05/12 2429

郭文華｜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最近假轉帳，真詐財的事件層出不窮，受騙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受害者接到天外飛來的手機簡訊或是來電，要他們去提款機將錢轉入指定的帳號。隨著一步步的操作程序，一筆筆金錢–或者更正確地說，帳戶裡的存款額–便無聲無息地消失無蹤。過去的金光黨徒還必須親自以精湛「演技」在街頭詐騙，這類轉帳受害者甚至連詐財者都緣慳一面，手上只有歹徒的人頭帳戶號碼而已。

的確，現代社會裡每個人都免不了要與號碼打交道。在一般情況下，我們所遇到的大多是因社會管理的需要而分派的功能性號碼，其用途只是確認社會秩序而已：大數目排在小數目後面；兩個連續整數中間不能有「之一」、「之二」的勞什子鬧插隊–這是大家從小便熟悉的自然數。這些場合為數眾多，不勝枚舉：從點餐、索書、郵局或銀行服務號、醫院的診號，到代客停車的取車號、抽演唱會入場券時的排隊號等，不一而足。這些號碼雖有識別的功能，但與你的身分卻沒有必然的重疊，用完可即扔即忘，號仍是號，你也還是你。

號碼有時也因一些社會功能而與人有較長時間的交會。學生的學號、教室的座號、住家的門牌、車子的車牌、坐飛機訂機位、看電影買座位、手機門號、銀行帳號。這些號碼雖不足以完全代表本人，但在某個情境下，人與那些號碼的機能緊密相關。這樣說吧！它代表身分，但是這個身分必須放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中才有意義。

比方說，學生一進了教室，座號就代表他，但出了教室就不見得了–甲班的41號可不是乙班的41號。此外這樣的識別是暫時的：就學時你等於學號，但畢業後它便失去這個意義。你要它繼續代表你也成，只要你喜歡。但是它不再有原先的社會意義，只是個人興趣，比如說老同學間的談話材料。正因為這些號碼不見得跟人一輩子，有時我們可以選擇捨棄它們，擺脫那個社會關係。例如停掉電話，該門號自然就與你無關，只知道這個電話號碼的朋友也就無法與你連絡；結清帳戶、剪掉信用卡，卡號就與你分道揚鑣，兩不相欠。

用號碼代表人，起源似不可考。不過，利用號碼的象徵意義的本領，可是人獨有的。首先，號碼有種無可爭議的單純秩序。拿排序來說，十人十色，百家千姓，要如何排出井井有條的序列？如果他們各有其碼，一是一，二是二，成個序列就容易了。其次，號碼可以強調超越個人的集體性。個人被號碼取代，群體的共同性也因此凸顯。波士頓的猶太紀念碑就是例子，六根玻璃柱上滿滿列出當年集中營囚犯的識別號，無言控訴著當年納粹的惡行。

另一個複雜的例子是所謂「民意」。人民以一組回答問卷的號碼，透過特定的運算與放大，呈現所謂「多數」的想法。最後也是與個人比較有關的，是號碼的隱藏作用。學校公布的成績單，往往只列學號卻不列名，為的是保障學生隱私，號碼畢竟不跟人一輩子。又間諜往往以號碼相稱，如耳熟能詳的「長江系列」，這些人擺脫姓名但保持秩序與位階，為這行增添一種神秘的況味。

在與號碼糾纏不休的歷史中，究竟個人能否有常相廝守的號碼？有的。球隊有將球衣背號獻給偉大球員的傳統，而口耳傳頌的「懷念的某號」便成為該球員的代表。雖然這些人似乎「擁有」這個號碼，但先前說過，這些抽離社會脈絡的數字並沒有太多功能；只要離開球場，這個號碼便只能是球團的商品，是球迷的記憶。

以下我想談另一種將人與號碼「送做堆」的機制。在資訊與產業蓬勃發展，種種分散的經濟活動開始緊密結合的時代，制定便於處理又通用的代號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換句話說，我們會有固定的、活動於社會的代碼，但這組與你我同生共死的號碼往往在出生時就被派定，沒得選擇，也沒得逃避。

這個趨勢的出現可追溯到現代國家的興起，如身分證號與護照的出現。當時指定這些號碼的是政府，理由是為了要管理與掌控人民，比方說監獄與貧民醫院的管理。而進入現代，這組平時隱而不顯的號碼愈來愈重要。一方面國家為管理效率開始統合號碼，以便將人民的公眾活動歸檔整理，身分證號與駕照號的結合便是一例。另一方面這種趨勢又與快速流動的經濟活動互通聲息，國家背書的公民號碼成為企業監控消費活動最簡單可靠的單位。

近來這種趨勢又添上生物的面向，隨著管理式健保的興起，掌握民眾就醫行為成為控制龐大醫療支出的重點，因此這組號碼內也開始包含身體資訊，如引起社會爭論的健保IC卡。根據原先的計畫，這張卡上會記載持卡人的病歷、就醫紀錄等，而在國家或健保局眼中，每張卡不過是一個個的身分證字號。在可預見的未來，健康保險證或許會取代身分證，成為代表人民身分與身體的唯一憑據。現代人再不能離開那組代表他的號碼，如同「魔鬼終結者」中阿諾在電腦前砍人檔案時的景象：號在人在，號亡人亡。

再回過頭來看這些號碼，雖然它們無色無味也沒有實體，但當它與其蘊含的資料成為「資訊」時，便產生了價值（關於資訊的經濟活動的分析，請參見本刊362期許全義的文章〈資訊的經濟觀察〉）。資訊有價，但如何取得與交換，或如何才能閱讀，則另有玄機。

以往號碼各自為政的時候，資訊的掌控有其局限性。比如說，各醫院可以為自己的病歷設定識別號，其所透露的訊息只為院內人員所知，但在這些資訊一邊在集中並標準化，一邊卻又向各行各業四散流竄時，個人卻往往對自己愈來愈龐大的資料無從置喙、無從查起，也無從監督。有時，甚至連自己都無法決定自己的身分。

可笑嗎？看看以下這個哭笑不得的案例。故事的主人翁魯其阿諾是堂堂男子，但身分卻是「女性」。他不是變性人，也不是性別不明，只是在二十九年前他出生時，醫院當局不慎將其出生證明上的名字寫作魯其阿娜，與魯其阿諾相對的女性名，注定他日後「不男不女」的命運。

在他成長的過程中，學校老師、教區教牧、地區辦事員、警察等沒人在意這一點，直到要出社會才知這真是大問題：因為性別不符，他無法申請身分證！而其連鎖效應是：因為沒有「正確身分」他不能考駕照，無法開戶，更無法正式工作。流浪數年後他愈想愈不對，找上了法庭，但他的上訴立刻遭駁回，因為法官無法證明當時是否另有魯其阿娜其人。經過長達數年的申訴，目前他雖已在法庭證明他是不折不扣的男生，但整個事件還是卡在那裡，因為發張新的身分證形同創造一個新國民，茲事體大，沒人願意冒險。

或許有人會問：如果當時有DNA比對，不就清清楚楚了嗎？嗯，似乎是個好主意。科學家說未來每個人在出生時可以像割禮一樣把確認身分的生物晶片植入，再將其基因序列放在身分證上，兩相對照便萬無一失了。的確，將號碼與人的「實體」連接是當前生物科技的發展重點，也帶給社會改變的潛力與機會，但問題是：大家是否有置身全球化經濟與國家控管的心理準備？

以下的例子不是預言，而是某家人造血公司所自豪的新式管理。該公司以牛血為原料，利用分離的牛血紅素造血。為維持品質，他們有專屬牧場，牛隻可以自由行動，但每隻牛從出生起便植入晶片以便衛星監控。一旦時機成熟，工廠即按指示抓牛取血，毫無差錯，剩下的牛肉則賣給同是優質品管的麥當勞，銷往全世界。

當然，我們舉出這個不是要抗拒科技，而是在接受科技之餘，大家必須思考它所引發的課題：在資訊經濟時代的「人」是什麼？當人的一生可以用一晶片一人「對號入座」並加以記錄，或許將顛覆歷史學者的書寫–無論是平民史或是菁英史，晶片裡什麼都有，要寫什麼？而更深層的改變可能是我們對人性的定義：矽歸矽，土歸土；萬物有時盡，人，俱在號碼中。而你，準備好了嗎？

資料來源

《科學發展》2003年5月，365期，81 ~ 82頁

晶片(16) 科發月刊(5210)

「對號入座」資訊經濟時代的號碼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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