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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地緣政治危及臺灣糧食安全?臺大生農學院院長盧虎生談農業調適能力兩隻箭:國際正向合作與培訓新世代育種家

111/08/30 瀏覽次數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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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盧虎生拜訪臺東青農團隊,背後是一片有機稻田。(影像來源:盧虎生特聘教授)

俄烏戰爭從二月底開始,迄今進入第六個月,仍未看出停火跡象,在農業學家的眼中看見了什麼關注重點?

七成的國土作為農用、被稱為歐洲糧倉的烏克蘭,因黑海主要港口受俄軍封鎖半年,大麥、小麥、玉米等糧食無法出港是第一波的糧食危機;而每年 4 月後本是烏克蘭大麥、玉米、甜菜、向日葵和大豆的播種季,入秋則開始播種小麥,「播種的季節,農民不敢下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暨農藝學系特聘教授盧虎生直指問題核心。

要談農業適應力,地緣政治也是重要關鍵

當代要討論農業適應力時,氣候變遷已是全球顯學。氣候變遷的威力,不僅殃及人類的生存環境、宜居程度,對生態系的破壞跟如何再適應,更是迫切。而地緣政治、經濟的風險,無疑更扮演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聯合國在五月發佈的《糧食安全危機報告》中開宗明義點出「衝突仍是糧食危機的主要驅動力。」雖然這份報告是分析 2021 年的衝突中國家,但新聞發佈時,也提及了對正在進行中的俄烏戰爭高度關注,氣候變遷因素則是糧食危機的第二名。

盧虎生提及,臺灣上次因戰爭而陷入糧食危機的時間點,便是發生在 70 年代的波灣戰爭,因油價大漲造成進口小麥價格在兩年間漲幅超過 3 倍;同一時期,臺灣也發生稻作欠收的問題,導致糧價大漲。而現在的臺灣,包括兩岸、國際及外交處境,從政府乃至全國國民恐須更加嚴肅正視,地緣政治與氣候變遷兩大危及糧食安全的條件加乘,將帶給臺灣什麼前景。

「過去曾有學者說,不用怕!國際市場很大,一定買得到糧,或去國外圈地契作,但俄烏戰爭的現實告訴我們,即使你有錢,如果人家家裡在打仗,你就是買不到,或可能根本買不起。」盧虎生解釋,臺灣目前糧食自給率僅 3 成,當世界局勢動亂,各國當然會優先保護自己的糧食安全,而不是一如既往地出口,那麼,當我們 7 成的糧食來源「寄放在別人家」,就是一件高度風險與需要憂慮的事。

的確,根據世界銀行報導,從俄烏戰爭開打到今年 6 月,已有 34 個國家對食品和化肥實施了限制性出口措施,平均至少推升了 9%的全球糧食價格。換句話說,臺灣若想避免氣候變遷與地緣政治對糧食安全的威脅,就要回過頭來,重新檢視臺灣自產的糧食結構是否安全。
 

臺灣糧食安全的關鍵:稻米

盧虎生研究作物生產與環境的相對關係逾 30 年,從 90 年代自美返國做研究後,他就關注臺灣的稻作生長環境,尤其「逆境」更是他的研究重點:「一開始我研究『寒害』,但沒過幾年,氣候持續變暖的趨勢及議題越來越重要,我便開始研究高溫逆境。」

亞洲是最大稻米生產區,佔全球稻米產量近九成,臺灣也是重要稻米產區之一。但,臺灣 95%的稻作,都是改良自 20 年代日本人引進的稉稻(蓬萊米),國人飲食習慣也偏愛吃稉米,然而,盧虎生警示,日本型稻的稉米其實是較適應溫帶的稻種,在其生長最適宜的緯度溫度區域中,臺灣的環境與氣溫已觸及最熱的那一條線,「更別說未來還會越來越熱」。

盧虎生指出,抽穗開花期的環境均溫若在攝氏 23.5 度,是目前臺灣優質稉米最適合的生長、發育環境。但若稉米生長在均溫高於 23.5 度的環境,白堊質(米中不透明的部份)就會偏高,影響口感,米質可能從一等米掉到二等米,降低市場價值。

「像現在就剛過臺灣一期稻作收穫的季節,但抽穗開花期的均溫卻幾乎日日超過 23.5 度。」盧虎生說,對農民而言,今夏一期作收獲的米,良質機率可能就會降低,而直接影響價格及農民收益。

國際合作,交換兼顧抗熱與抗病的稻米品種 

為了因應氣候變遷,大氣科學家努力預測未來氣候變化的速度與趨勢,同時,農業育種家也投注心血研發耐熱、抗蟲,同時還要國人接受度高的新稻品種。

盧虎生是國科會所主持「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臺建置計畫」(TCCIP, 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Information and Adaptation Knowledge Platform)中,處理農業衝擊議題的共同主持人之一。 他指出,氣候變遷下,耕種策略應如何調適,一般可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農民改種較耐高溫的秈稻,但國人比較不喜歡秈稻口感;另一種則是積極透過改良品種,加強稉稻抗熱的能力,也許對我國消費者較可行。

與位於菲律賓的國際稻米研究所(IRRI,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發展國際合作,便是改良臺灣稻的重要契機。

盧虎生說,大約從 13 年前,臺大與農委會便在氣候變遷的主題下,與 IRRI 簽下合作備忘錄,互相交換稻米品種雜交,培訓熟悉現代化生物技術的新世代育種人才,以培育可以適應高溫、抗病、抗蟲、抗旱的品種。

除了與 IRRI 龐大稻種資源與技術合作之外,臺灣也加入日本國家農業研究機構(NARO, National Agriculture and Food Research Organization)對水稻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的國際型計畫,與多國科學家一起研發適應新環境的稻米品種與栽培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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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位於花蓮豐濱鄉的海稻米水梯田(影像來源:盧虎生特聘教授)

和時間賽跑,新世代育種家種出好成績

迄今,臺灣的稻米新品種在新世代的育種家積極地整合、運用傳統與分子技術,進行配對、篩選、及環境的栽培適性評估下,逐步產出成績。「新世代的育種家一直在設法跟時間賽跑,顯著緩解我國稻作應變氣候變遷與病蟲害的問題,也提升了稻作有機與環境友善栽培的競爭力。」盧虎生說。

如臺大農藝系與臺南改良場合作育成我國第一個利用分子輔助選種技術的臺南 16 號、以及節水且早熟的香米臺南 19 號,臺中農改場水稻育種團隊培育出抗白葉枯病且米質優良的臺中秈 199 號,還有高雄改良場與臺大團隊剛育成具有抗稻熱病的臺大高雄1號。 

盧虎生直言,氣溫只要越來越熱,國際間的合作就更具前瞻性與重要性,「現在的菲律賓可能就是未來的臺灣,而現在的臺灣則可能是未來的日本,不同環境條件下的國家互相協助、無私分享科學發展與知識,是非常重要的事。」

農業學者的關懷:極端高溫下的糧食安全,需要國人多吃飯

當科學、技術與人才的持續進步與國際合作,積極地讓水稻的品種改良越來越精準、提昇國家糧食自給率之際,盧虎生最在乎的,還是國人到底吃不吃米。

國人食米量每年都在下滑,80 年代時,平均每個臺灣人的年食米量為 90 公斤,但據農委會資料,到了 2020 年時,國人每人年均食米量已腰斬一半,只剩 44.1 公斤,而小麥麵食的食用量則上升到 38.1 公斤。

「在各種糧食作物中,臺灣具有最適合種稻的氣候與水土條件,但大家如果更傾向吃麵食及需求大量玉米、黃豆為飼料的的肉、奶、蛋、畜禽,高度依賴進口那些『寄放在人家家,老天爺不太允許我們耕種的作物』,這樣的飲食偏好比起氣候變遷,對國家的糧食安全會是更大的隱憂。」盧虎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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